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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作者：萨苏
内容简介
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不惜生命来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序
我出生于1945年12月，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了几个月。但从我有记忆开始，上一辈人有关“东洋鬼子”、“矮东洋”、“东洋乌龟”的回忆就不绝于耳。日本兵如何烧镇上的房子、如何强暴“花姑娘”、“逃难”的日子如何艰难、当“良民”如何受屈辱，都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镇上不止一处“火烧白场”（被火焚毁的房屋废墟）有的依然荒废，有的已成为我们游戏的场所，有的已被新建的房屋覆盖，但老人们都能一一指认，哪一处是“长毛”（太平天国部队）烧的，哪一处是日本兵烧的。
有关抗日战争的课文、歌曲、小说、戏剧、电影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奇袭阳明堡、狼牙山五壮士、白求恩，《松花江上》、《保卫黄河》、《游击队员之歌》、《太行山上》、《延安颂》、《抗大校歌》，《鸡毛信》、《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红灯记》、《沙家浜》，持续不断地加深着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和日本侵略者、汉奸、伪军、卖国贼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
记得1957年我刚随父母迁居上海，“日本商品展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战后第一次在上海升起日本国旗。据说，要不是政府防范在前，肯定会有爱国青年将它扯下。但另一种声音也逐渐增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日本人民反对战争，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愿意与中国友好，现在正在与美帝国主义及日本反动派作斗争，所以我们应该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每年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的活动，中国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特别是对“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支持更有集会、游行等多种方式。1960年夏我在上海参加高中入学考试，作文的试题就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
“文化大革命”期间，“反修”的口号越叫越响，“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成为头号敌人，对日本人民的支持又增加了“收回北方四岛”。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国家干部范围内放映日本“反动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中学教师算是干部，也属观看范围。其中一次我正带学生在农村劳动，接到通知专程赶回上海看半夜一场。尽管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对第一次看到正面显示的日本军容还是十分震惊。
改革开放以来，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得到更全面的发表和更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也从中学教师成为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又成为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人员，因而有更多机会了解历史真相、进行专题研究、参加史迹考察。滇西抗战五十周年时，我去云南保山参加学术讨论会，会后又考察了松山、龙陵、腾冲等战场遗址。当最后来到国殇墓园，面对数千为国献身的英魂时，我不能不感到惭愧和遗憾——为什么烈士们身后寂寞了那么长的时间？近年来，我读到的史料更多，对抗战的了解也更全面。但我深知，我所知还只是某些片断，就是中国方面的记载也了解不多，何况还有日本方面及其他国家的史料？像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证据，就是德国、美国、英国等外国经历者的记录。
1997年我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当客座研究员，发现图书馆中有不少战时的电影资料录像。其中一部分是由“满映”（伪满洲国“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拍摄的新闻短片，我全部看了一遍，这才知道我从小就开始看的“新闻简报”原来是从“满映”学来的。这些新闻片自然都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张目的，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制造的。但多少也显示了一些事实，如日军进攻上海时曾在爱国女中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占领该校后，分别为“皇军”和“国军”阵亡者设了灵位，影片中出现了日本军人同时向两个灵位献花致敬的画面。东北的民众在日本和伪满的驱使下，加紧采煤，连妇女也在工厂参与装配飞机。汉奸政权组织市民，在上海外白渡桥手持小旗夹道欢迎日本军队。溥仪访日时表面受到隆重欢迎，而汪精卫的尸体用专机运回南京时一派冷清。
在日本的图书馆中还有大量相关史料，可惜因为我专业研究以外的时间太少，读日文的速度又太慢，无法涉猎。要是我以抗战史或近代中日关系为研究方向的话，日本方面的史料肯定与中国方面的史料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我发现，除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外，依据的证据不同，也是造成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但对方提出的相反证据，我往往闻所未闻，在以往接触到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从未提及。2004年我在台湾暨南国际大学讲学期间去雾社参观，因为早就知道“雾社事件”或“雾社暴动”。回校后，与在该校任教的滨岛敦俊教授谈起，他却列举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提出了相反的理由。如果只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理解或不同观念，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讨论，或者求同存异。但在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前，原则性的是非标准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当我读到萨苏先生的书稿时，立即决定要向读者推荐，因为此书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写这本书，萨苏先生可谓得天独厚——他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或听到抗战留下的人物或事件，不少是不见于正史记载的。他供职于一家美国公司，却长期派驻日本，有机会深入了解日本，并收集他感兴趣的资料。从已经收录入书稿的内容看就相当广泛，包括当时的公开报道、内部报告、通讯、回忆、谈话、照片、地图、书影，据说其中不少是首次在中国发表，至少我是第一次见到。但我们能读到这些文字，还得感谢他对资料的严格选择和客观分析。尽管他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但在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方面并不亚于历史学者。
或许有人会担心，多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会使读者误解抗战历史，或者会在客观上减轻日本的侵略罪行。其实恰恰相反，事实越充分，结论越明确。双方的史料放在一起，即使相互矛盾，也比各说各的要强，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双方都有说服力。例如，对战争中双方的伤亡人数，作者既介绍了日方公开报道中的吹嘘，也公布了日本内部报道中承认的数字。又如，从日本方面的史料看，八路军的确曾击落一架日本侦察机，但迄今为止中国方面未见任何记载，显然当初就被忽略了。要不是作者的发掘，中国抗战史就缺少了这光辉的一页。
萨苏先生的文章也很有吸引力，语言亦庄亦谐，举重若轻。某些段落在专业人士看来或许稍显夸张，但作为普及性读物也无伤大雅。
我与萨苏先生素不相识，读到编辑发来的书稿才首次得知其人其文。因希望与更多读者分享，我乐意写下这些话作一介绍。未知萨苏先生以为然否？
葛剑雄
2007年5月3日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教授）
高粱红了 ——关于书名的一些话
在《红高粱》中，三次提到了同一首歌。第一次，是任副官训练乡兵时。
玲子和我父亲他们趴在墙头上，看着任副官在空场上教唱革命歌曲。父亲身矮，脚下垫了三块土坯才能看到墙里的情景。玲子把秀挺的下巴支在土墙上，紧盯着沐着朝霞的任副官。任副官教着队伍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
第二次，是枪毙强奸民女玲子的军需处长、余司令的叔叔余大牙时。
余大牙面向臭水湾子，望着在他脚下的水汪汪里，野生着一枝绿荷，一枝瘦小洁白的野荷花，又望着湾子对面光芒四射的高粱，吐口高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余大牙是强奸民女被枪毙的，他当然不是英雄。他是个普通的中国人罢了，甚至是中国人中属于“败类”的那一部分。而作者是这样写的：“余大牙毕竟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种，他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临死前却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父亲被他感动得脚底生热，恨不得腾跳。”
第三次，是余司令为叔出殡之后。
父亲发现余司令提着枪的手臂缓缓地举起来，枪口追踪着任副官的背影。送葬的人惊讶万分，但无人敢吱声。任副官全无知觉，昂首阔步，有条不紊，迎着齿轮般旋转的太阳，向着村子走。父亲看到手枪在余司令手里抖了一下。父亲几乎没有听到这一声枪响，它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父亲看到这粒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任副官头也不回，保持着均匀协调的步子继续前行。父亲听到从任副官那儿，传来嘬唇吹出的口哨声，曲调十分熟悉，是“高粱红了，高粱红了！”我父亲热泪盈了眶。
“国破山河在”语出杜甫的《春望》，充满对国家残破的悲愤，似乎没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样激昂。中国抗战，更多的是悲愤和牺牲，这是一场在绝望中的奋起抵抗。我们不喜欢战争，但强盗闯进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只有拿起枪来战斗。
用“国破山河在”作为本书的书名，我的思路来自《血染的风采》一歌中的唱词：“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这本书，我的本意在于纪念在抗战中奋起抵抗、宁死不屈的中国军民。“山河”的含义，是在国破家亡的时代，这些不屈的中国军民，用自己的身躯融入了中国的山河，所以中国的山，中国的河，都被赋予了不屈的灵魂。敌强我弱，你可以打败我的政府，占领我的城市。但是，不肯屈服的中国人和亘古在此的山河是融为一体的，你永远无法征服。
我以为，抗战中国的力量，不在枪炮，而在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中国的山河，一如为了这种精神死难的中国人，最终又长眠于山河间。起于尘土，归于尘土。
再引申一点，抗战中的中国之所以不可征服，或许正是因为当时这片土地的主人之为中国人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格善于忍耐，后发制人，但骨子里的高傲和坚韧，又使他们能够在别人早已会屈服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下来。
大刃无锋，我以为是中国人的国魂。
在曾经的文章中，我将海外的中国人比作野草，曾有朋友感到愤怒，责问我中国人为什么是野草，你是不是要侮辱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乔木，是青松！
其实，我们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是一种貌似低微，但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你可以轻易地拔起一棵野草，斩断它，蹂躏它，但是，一旦放手，它又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一棵野草毫不起眼，但当你站在呼伦贝尔的高原上放眼望去，那一棵棵野草联成的覆盖天地之间草原，其雄伟和壮观，只有让你感到自己的渺小。
一如南苑之战中没有留下姓名，却在十个换一个的白刃战中猛扑上去的学生兵。
一如扛着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就背井离乡走向天涯，最终却形成了世界各大公司技术部门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军团”的中国工程师们。
一如今天吃着最便宜的盒饭，干着最艰苦的劳作，还要寄钱回家的民工们。
你说民工和工程师们是为了自己的家，可不是为了这个国。国家国家，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和家的关系是紧紧相连的，都蕴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期待，一个个中国人的家，就构成了这个被叫做“中国”的国。
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1937年，一个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放下手中的锄头、铅笔，用最简陋的武器，迎着意图灭亡自己家国的侵略军，沉默，但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自己家园的前面。
中国人在抵抗，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大山之巅、大河之间，中国的山河，就是这样不可征服。他们就像野草，即便凶残的敌人是烈火。
国破，山河在。
写完看看，有点儿悲了，其实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这样灰色。也许是对于先人的感怀，使这篇文字带了太多的悲情。那么，我就在文章的最后，放一段中国远征军血战异域时高唱的战歌吧，虽在艰难时刻，犹显大国气概。
君不见 汉终军 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 班定远 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 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 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 着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 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 净胡尘 誓扫倭奴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 慷慨捧出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 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 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载复金陵 冀鲁吉黑次第平
破波楼船出辽海 蔽天铁鸟扑东京
一夜捣碎倭奴穴 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 樱花树下醉胡妾
归来夹道万人看 朵朵鲜花掷马前
门楣生辉笑白发 闾里欢腾骄红颜
国史明标第一功 中华从此号长雄
尚留余威惩不义 要使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
血斗南苑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一
1937年7月28日，从长辛店通往卢沟桥方向的路上，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在行军。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反攻卢沟桥，夺回前一天失去的阵地。
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正是这支部队在卢沟桥的一声怒吼，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谈到抗日战争，二一九团和卢沟桥的名字，都不应该被忘记。
二十九军的老兵马步先回忆，当时“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桥西边二三里地时，旅长何基沣坐着吉普车来了，说：‘二一九团向后转。’他接到了上边来的命令，不上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南苑已经丢了，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大势已去，所以就撤了”。
大势已去。
7月28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ー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佟麟阁和赵登禹，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二十九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而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也正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后曾担任日军登陆中途岛部队大佐指挥官，因为日军未能登上中途岛就遭到惨败，转而率一木支队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因为轻敌被美军歼灭，是死在美军手中的日军第一个旅团级高级军官）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二十九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朝日新闻《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
当年读抗战史，曾经对七七事变前后二十九军的抗战有两个误解。第一，对7月29日二十九军忽然全部撤离北平，放弃大好古都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打着打着忽然中国军队就撤了，当时日军不是还没有攻城吗？不免怀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是汉奸；第二，我曾一直以为卢沟桥在北京的北面——日军从北方来，自然战斗应该首先在北边展开喽。
直到后来有机会去卢沟桥旅游，才发现这个著名的地方其实是在北京的西南面。而看当时平津之战的作战图，更有一个发现——此战中日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南苑、宛平、丰台等地，都是在北京的南面！
这个现象曾经让我感到奇怪。于是，询问一位在军校任教的朋友，他回答我说这一点也不错，当时双方的战斗，主要在北平的南方进行。这是因为，在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进入冀北平西各地，并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伪政权，北平东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军控制。所以，当时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部队，其实已经处于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通道，只有南方一途。战斗集中于北平以南，正说明日军在发动攻势，试图全力切断第二十九军的退路，而其可以随意深入中国军队后方，又反证了两军战斗力的差别。
从战后的情况来看，七七事变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日军并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军直到20日才做好全面占领平津的军事部署。但是，此事又有必然性，因为地处北平南方咽喉的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一直是日军窥伺的重点。日军多次挑衅，以图控制这个要点。
日军最终攻占宛平城，此时已经是7月29日，迫使宛平守军放弃阵地的原因，也是南苑的失守。
日军控制宛平，意味着切断北平守军最后一条自己控制的对外交通，此后，北平的中国军队无论补给还是调动，都必须在日军的刺刀下仰人鼻息。那样，宋哲元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只在北平部署象征性部队，主力南撤，其实是将北平、天津拱手让出。那他这个失去地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就当到头了。要么，依然在北平做“土皇帝”，条件自然是做日本人的傀儡。四面无路的二十九军那时即便想反抗也不会有机会。
当然，以日军的想法，能够制造摩擦，发个声明吓退中国守军是最佳结果，九一八的成功使日军对此很有信心。这也是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二等兵志村菊次郎，10点30分被认为失踪，12点15分归队，此人1944年在缅甸被新一军孙立人部击毙）为由挑起冲突，而丝毫没有收敛意识的原因。日军未作全面战争的准备，不是它不想获得北平、天津，而是它认为根本无须兴师动众。
但是，日方后来承认，对二十九军敢于反抗的思想准备不足。
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评价的。据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7月8日早晨5点54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0点20分得到详细报告。下午，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决定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次日，陆相杉山元即批准了这个计划。河边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忆》同样记录了类似的情况，可见日军对扩大对华战争的积极态度。日军认为，第二十九军抗战热情的高涨，无疑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方面的胜利影响，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这种概念被中国军队树立起来，日军将没有征服中国的可能。
所以，日军无论如何也要“教训宋哲元”，同时实现占领平津的目的。而这时中国方面也不再肯作退让。于是，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意识到和中国军队的战斗不可避免，日军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的南方。
日军绘制的当时华北地区中国军队布防图（重绘）。其中实线部分是二十九军所部，虚线是其他北方军阀部队。按照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记录，当时的二十九军，共有兵员七万八千三百多人，但因为装备的原因，总的战斗力不及日军一个师团。事实上，战斗打响以后，其他北方军阀部队始终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二十九军成了孤军奋战。
实际上，当时二十九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枝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一四三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三十八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三十九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一三二师。
从上面的部署可见，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颇通兵法，并没有把兵力完全集中于北平。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两翼较强，后方也有强力的预备队。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治安部，则可能遭到两翼和后方刘、张、赵三路夹击，若是先取两翼，其威胁对宋部核心的北平地区又鞭长莫及。外围还有其他北方军阀万福麟、冯占海等部，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
可惜，布阵虽好，但天下没有必胜的阵法。宋哲元的这个三叉戟阵法，在七七事变以后，可说纯粹被他自己搞得七零八落。
要说宋哲元没有与日军作战的勇气是不正确的，二十九军上下的抗日热忱，与这位军长的默许有密切关系。但是，他确实缺乏和日军决一死战的精神。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迟迟不肯从乐陵老家的“守孝”中返回任上，只是让部下与日军委蛇。到任后他又拒绝中央军北上增援，一再向日军表示欲让步求和解，即便作战，也是“只应战，不挑战”。这些做法都使第二十九军领导层思想不明，严重影响了对日作战的全面展开。张克侠回忆，当时南京方面向宋哲元要对日的作战计划，宋根本拿不出来。
与宋哲元千方百计与日军和谈不同，日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川岸二十师团、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利用谈判期间纷纷就位，对二十九军形成了战略的切割包围。而日军的眼光，也就瞄在了二十九军三叉戟戟头与戟杆相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南苑——战前二十九军军部机关的所在地。
二
南苑，在北平正南，是二十九军在北平南方的大本营。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开锁的钥匙，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所以，卢沟桥失守后二十九军并不十分惊慌，依然有何基沣旅反击的后手。因为即便丢了宛平，只要南苑这个门枢还在，二十九军依然有可能看住自己的南大门，也就是说，依然有和日军继续周旋的本钱。但一旦丢了南苑，整个大门就会轰然倒下——日军在北平东南西南的部队打成一片，北平便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了。
所以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作出的总攻计划，将主力整整一个第二十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都用来攻打南苑。
从中日双方的记录来看，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日军进攻南苑之前，曾经给第二十九军预先通了气。
日方当时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通回忆，在预定27日开始进攻南苑的前两天，香月清司授意属下便装到和二十九军关系密切的中国要员家中，转达了日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
所谓兵贵神速，兵行诡道，怎么会进攻前预先通知敌人呢？这在战争中实在是令人费解的行为。
但是，日方的评论认为，这正是体现了香月清司是一名“中国通”的地方。
香月清司作出这个决定，首先，是他认为南苑之战没有悬念，如果打，日军会以轻微代价拿下这一要地。因此，让二十九军知道他要攻打南苑，对日军整个行动并没有多大风险。
他有如此把握，和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这一阶段的表现大有关系。
七七事变后的两三个星期里，虽然二十九军与日军战斗不断，宋哲元却始终忙于“政治解决”，军事布防上毫无变化，更无主动部署。战场上和日军对抗的，仅仅是一个三十七师，另外三个师按兵不动，三叉戟根本就没有舞起来。宋哲元的想法是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妥协，但是不能交出宛平。日军威胁宛平他是要打的，而且三十七师一直打得不错。如果日军同意停战，可以把责任推到三十七师身上，用三十八师或者一三二师和三十七师换防，就可以达到不伤筋骨保住地盘的目的。
日军也派出代表虚与委蛇。这是穿中国服装的日军谈判人员，中间为特务机关长松井，右边为日军驻二十九军顾问樱井。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宋用心良苦，一方面和日军不断交涉，达成一个一个停火协定，又一个一个被日军用枪炮推翻（日军则说统统是中国军队挑衅造成的……那宋哲元忙着搞这些协定干什么？）。另一方面，对来挑衅的日军，二十九军又坚决还击，决不让日军占到大便宜。与此同时，谣言却漫天飞舞，不一而足。比如卢沟桥事变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比如三十七师和三十八师不和，想和日军开战的只有三十七师；比如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并不是二十九军打的，而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干的。同时，他又阻止中央军北上参战……
一连串万花筒般的动作让人目眩神迷，搞不清这位军长心里到底是什么主意。
宋哲元对日军的态度十分微妙，他是1933年长城抗战与日军死战杀出来的，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抗日精神，所以他和部下一样对日军有着深深的敌意，投降，他是不肯干的。但是，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军阀，地盘和军队都是他的命根子。和日军火拼，会使他的军队伤筋动骨，与日军的实力差距，又会使他有很大可能丢掉华北的地盘。抗战当然是光荣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丢了地盘和部队，单光荣有什么用？九一八后依兰镇守使李杜是奋起抗日的，全国舆论皆呼英雄。结果呢？打到弹尽粮绝，仅剩一个勤务兵用爬犁将他送过黑龙江，回上海只能作个寓公，谁认得他李杜是谁？出于保地盘的心理，宋对日军百般妥协，竭力争取将七七事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才有这万花筒般的表演。
要说这样的表演一点用处没有也是不对的，至少，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田代皖一郎就被晃晕。这位中将本来年事已高，指挥作战力不从心，加上宋哲元这眼花缭乱的表演，实在让人琢磨不清，结果心力交瘁——心肌梗塞发作了，躺了三天后7月15日见天照大神去了。田代成为抗战开始之后死在中国的第一个日本将军，虽然不是打死的。香月清司就是接他的职务。
然而，宋哲元的表演，更大的受害者则是中国方面。
宋哲元，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欺世盗名，无论如何，当时那一副担子，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重了。
因为他没有弄明白，无论他怎样表现退让和无辜，日军早已决定痛击二十九军。在宋哲元忙于“政治解决”的时候，日军则在源源不断增兵和调整作战部署，到20日，其作战部队，已经把宋哲元的三叉戟死死按在地上。其中，刘汝明的一四三师，遭到从长城外威逼的日军关东军东条纵队的威胁，动弹不得，张自忠三十八师后有海光寺窝着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前面和三十七师之间被廊坊的日军截断。北面，日军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构成了巨大压力，而日军的主力，包括第二十川岸师团和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则被香月集中起来作为机动兵团，专门准备从南面切断二十九军的退路。日军如此强硬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华北志在必得（1935年日军就曾策动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建立“华北国”运动，此后又大肆推动“华北五省自治”，其野心不言自明），另一方面是和中国军队多次交手，如二十九军这样强硬的对手十分罕见，日军认为这是中国军方抗日情绪高涨的表现，必须予以猛烈打击，杀一儆百。特别是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表示和平根本绝望，便只有抗战到底。同时下令中央军北上，更让日军感到如不加以阻止，就会进一步引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一定要予以扼杀。从全局角度认识这一点，作为地方军阀的宋哲元是远远没有这种战略眼光的。
于是，当香月清司即将以二十师团为主力（还有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牟田口部）进攻南苑的时候，在他看来，南苑的守军根本不堪一击。
此时南苑的守军，包括三十七师一部（这里本来是三十八师的防地，后转交三十七师）、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和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二九运动之后，热血学生组成的一个学兵团（还没有发枪）。其中，特务旅所部和骑兵部队比较有战斗力。这之前，佟麟阁副军长也不断指挥骑兵和特务旅出击骚扰周围日军，颇有战绩（佟本人就是一个优秀的骑手，很欣赏骑兵，而特务旅的装备在二十九军中首屈一指，一个班两挺捷克式机枪、两具掷弹筒）。日军进攻南苑前夕，原二十九军文书关经谦从北平到南苑送信，路上就看到被骑兵击毁的日军装甲车，当时还很激动（二十九军骑兵用什么武器打的日军装甲车，就不清楚了）。不过，这支部队总的来说兵员虽然不少，但番号混乱，非作战人员较多。与第二十师团相比，无论装备、训练、人数上都不成比例。
北平当时周边的地图。南苑与宛平，正是夹着丰台日军的一个钳口，不过对消极防御的二十九军来说，再有利的夹击态势也利用不上。
所以，日军一方面公式化地向二十九军发了最后通牒（这种通牒多了，二十九军已经有点儿麻木），另一方面，又悄悄让人通知二十九军自己即将进攻南苑的消息。香月的看法是认为二十九军属于军阀部队，作为“中国通”，他知道军阀部队作战很少拼死力，多以“政治仗”敷衍了事以免损伤实力。得知日军兵力，中国军队大半会自动撤离南苑。这样，日军可以兵不血刃取得这一要地，同时，给二十九军卖一个面子，为将来收服二十九军为己用打下伏笔。
根据双方材料推测，这个在日军和二十九军之间奔走的中间人，就是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
但是，香月这次的算盘有点儿没打对。二十九军得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决定放弃南苑。相反，看到日军部署的宋哲元，终于明白此战日军不可能让他像以前一样保留平津地盘，于是下定了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即刻部署对日军进行全面反攻，试图夺回战场的主动权。
其实，二十九军在7月下旬制定了一个反攻的计划，但一直被束之高阁。说实话，日军完成增兵计划后，此时反攻，二十九军已失先机。但是，宋哲元这个决定，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没有了地盘的二十九军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宋哲元有两个选择，要么和日军拼死一战，要么俯首称臣，在日方羽翼下未必不可以做第二个殷汝耕。
但是，宋哲元最终选择了一战。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宋哲元毕竟是一个爱国将领，另一方面，由七七事变在全国引发的抗战潮流，已经不容阻挡，这时屈服于日军，恐怕宋哲元连二十九军都会指挥不动！
可惜的是，这次反击，计划在8月1日发起，尚未完全展开，日军的攻击就已经率先打响，而攻击的要点，正是二十九军的要害——南苑。
当2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苑的时候，南苑的守军，正是最薄弱的时候。当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反攻时南苑的防御不足，因此命令预备队赵登禹一三二师迅速进驻南苑，以新锐之师阻击日军的进攻。同时，鉴于三十七师战线太长，原驻守南苑大营的三十七师部队，调往北平方向以缩短三十七师的战线。不过，鉴于前几天双方的激战，二十九军方面认为日军还要休整四到五天才能真正发起进攻。
27日，赵登禹到达南苑，急于赴战的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一三二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主力尚在涿州，而三十七师原驻防南苑的主力兵员已经离去。
正在此时，日军的攻击打响了。
第一个日军的打击目标，就是团河一三二师增援过来的两个团。这两个团，直接撞入了日军早已设好的包围圈，激战之后全部被歼，只有一个团长只身逃到南苑向赵登禹报告。
他们来增援的路线，兵力日军早已掌握。
出卖他们的，就是潘毓桂，潘在参加完二十九军的军事会议以后，把二十九军反攻和军事调动的全部计划都交给了日军。甚至，潘毓桂还给日军出谋划策怎样打二十九军。
潘毓桂书画皆佳，人称才子，在当时被视作极会享受生活的人。他还是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川口淑子）的义父，李香兰称他是非常和善的人。
他在1935年就和白坚武、石友三共同筹划了“华北国”，白、石都受到二十九军极严的监控，唯独他不但可以接触二十九军的机密，而且和日军打得火热也丝毫不受怀疑。甚至，他在战后受审的时候，还坚称是受宋哲元的派遣和日本人“周旋”，所谓出卖二十九军，是为了“和平”。
他居然还真的讲出了一番道理来。
三
台湾出版的《光复除奸录》一书中，记录了潘毓桂面对审判人员的自辩。潘果然是才子，在审判人员面前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毫无愧疚之色。他认为，自己做“汉奸”，是做得有立场的。
这立场就是自己将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交给日军，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指点日军进攻南苑时集中攻击缺乏训练的学兵团驻地，也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
日本画家宫本三郎所绘的南苑攻击
在他说来，为宋哲元周旋于日军之前，是真心为华北谋一出路。潘称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都不是二十九军和华北民众可以依靠的支柱。华北当时唯一出路就是和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而且，日本文明开化，中国当时如果与日本合作，就不会有后来的八年战争，反而可以和平发展。他的理想是与日本合作，将华北变成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所以，他一直为此而奔走，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
他对二十九军的所谓“出卖”，就是为了能够让二十九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以使自己那个伟大的理想得以实现——所谓卖国，乃为了爱国是也。
而潘毓桂的一番说词，亦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有人写信给国民政府，称潘毓桂虽然误入歧途，但终是名流，本心可嘉，被捕后不卑不亢，大有“国士”之风，当恕而用之。
这些人都忘记了，由于潘的出卖，一三二师两团弟兄在团河的全军覆没，也都忘记了，南苑之战中惨死在日军刀下的学生兵们。
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战斗一打响，其炮火就集中于南苑阵地南面的学兵团驻地。随后，日军突入中国军队的阵地中，残存的学兵们宁死不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在佟麟阁率教导团赶来增援之前，几百名学兵死于此役，伤亡十倍于日军。
这些死在肉搏战中的学兵，都是北平各大学、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来投笔从戎的（学兵团的主官，也是原黄埔军校北平分校的学生）。当时中国有多少大学生，有多少中学生呢？宋哲元舍不得让他们当兵，所谓的学兵团，是想将他们培养成二十九军未来的地方干部。他们的驻地在南苑兵营的南部，也是日军攻击可能性最小的地方（佟、赵匆忙的布防主要是向北，防止日军切断其与北平联络）。当日军扑向南苑的时候，学生们领到枪才刚刚几个小时！
他们年轻，所以他们不懂国士的风度和深谋远虑，所以他们尽管很多人连枪响要卧倒都不知道，却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拼了刺刀。
十条中国大学生、中学生的性命换一条日本兵的性命。
他们换了。
学兵团的白刃战详情已经不可考，只有两点值得记住。第一，他们虽然伤亡惨重，却没有后退，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少帅几十万大军从关外跑关内的日本兵，在他们的阵地上，没能打开缺口；第二，他们的牺牲只不过使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几个小时而已。
几个小时，几百条年轻的生命，十比一的代价，值得吗？
他们也都是才子，如果活下来，也许他们中会出新一代的鸳鸯蝴蝶派，或者成为梁思成、巴玉藻。
可是他们死在了南苑这块土地上，如同轻烟消逝，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学兵团1700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不过区区600人而已，战死的学生，没有多少留下姓名。
也许，过些年，还会有人谈起潘毓桂，谈起他的诗，他的画，他照顾李香兰的无私父爱，甚至，他的伟大理想……
墙上的几个字有什么可怕吗？为什么几十年后看到这张照片，还有一种肃然的感受？
但是，没有人会记得这些学生的名字——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
或许，还会有人争论他们姓共还是姓国。
写到这里，我想到的一句话，是在另一篇关于志愿军的文章中写过的——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事实上，潘毓桂对二十九军的叛卖，这还不是最后的一次。南苑激战之后，军部给佟赵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赵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的手里。这次的叛卖，直接导致了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的阵亡。
潘毓桂的这次叛卖，很容易看出和上次有着微妙的差别。如果说上一次他是为了“理想”，这一次，他纯粹是为了保护自己。潘借此青云直上，此后在华北伪政权中历任北平警察局长、天津市市长。
潘因何要保护自己？这是因为日军攻占南苑的战斗，陷入了异乎寻常的苦战。
27日下午，牟田口联队向南苑行军途中，状似秋游。
原以为可以轻取南苑的日军，首先发动进攻的并不是川岸师团，而是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此人后来升任中将职务，负责日军从缅甸对印度的进攻，在日军中被称作“猪突猛进”的蛮将）。27日深夜，在川岸师团40门重炮的掩护下，牟田口联队率先突击潘毓桂描述的守军软肋——南面的学兵团驻地。第一线的指挥官正是在卢沟桥挑衅的一木清直。
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座谈中，一木清直提到，他的部队冲向南苑守军阵地的时候，守军显然训练不佳，阻击的火力既不猛烈，也不准确。但是，日军却遭到了另一样兵器的打击。
四
南苑本质上是一个兵营，兵营的外墙在日军第一批炮弹的打击下就轰然倒塌，守军的阵地，就在院墙外面的战壕里。
一木清直所部的日军冲进南苑守军的阵地，却在最后一瞬间遭到重大伤亡。
就在南苑守军阵地前极近的地方，日军纷纷踩上了地雷，损失惨重。训练有素的日军虽然受到重创，依然嗥叫着向前猛冲，跃进战壕和迎上来的学兵团展开了肉搏，一部分日军冲进了南苑兵营。此前日军多次对南苑的侦察，都未发现这里有布雷防御，这意外的打击使日军队形大乱。一木清直在回忆中写道，他身边的炮兵协调员被炸昏了头，对着话筒大叫打近了，打近了……原来他把地雷的爆炸当成了自己的炮火，认为是日军炮兵打得太近了。
这种昏了头的事情比比皆是，加上学兵团宁死不退的抵抗，冲入南苑的日军各自为战，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所以，当佟麟阁率领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时，指挥混乱的一木清直大队未经激烈战斗，就又被从阵地上赶了出来。
进攻南苑中的日军炮兵。重武器和空中支援，是当时中国军队最渴望和最缺乏的。
也有人说一木清直对这段战斗的描写文过饰非，更大的可能是他在白刃战中被二十九军用最擅长的大刀夜战给砍了出来。二十九军的老兵都专门练就破日军刺刀的刀法，每人一口厚背鬼头刀近身格斗极有威力，包括学兵队都人手一口大刀。从此，一木到死都抱定了白刃战威力无边的观点，甚至率部下用刺刀拼美国坦克。由此来看，二十九军凶猛的冲杀可能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如何，日军的第一次攻击失败，日军记载时间是28日凌晨4点钟。
这一仗的时间一部分中方记载与日方略有不同，比如学兵团原北大学生王俊峰（从北平脱险后依然投身军旅，最后的职务是国防大学副教育长）回忆是早晨6点钟打的，但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王君奎（当时和同学刘国柱在帮助二十九军研制防毒面具）则回忆日军确在凌晨开始进攻。
关于这批日军始料不及的地雷，据二十九军的老人讲，有两个说法。一说这批地雷还是七七事变之前，佟麟阁带军官教育团进行演习时候埋下的，因为此后局势一日三变，也就没有来得及将其拆除，仅仅在地图上标出了雷区了事，却不料有此收获。另一个说法是前一天晚上刚给学兵团发枪（有一部分学兵团，第三大队冯洪国——冯玉祥的儿子所部，七七事变以后就发了枪），学兵们兴奋得睡不着觉，听着枪声纷纷要求去团河增援。营中有个参谋是南京军校出来的高材生叫王汝厉，看到这种情况，就让他们在阵地前埋地雷，免得他们自行出动。没想到第二天日军恰好选择这里突破。
随便抓个参谋就是军校高材生，二十九军好阔气。
但有时候太阔气了也不是好事。小小的南苑居然挤了一个副军长（佟麟阁）、两个师长（赵登禹、郑大章），还有好几个旅长，部队加上机关人员不到七千，番号却分属三师一旅的八个团（三十七师的两个团、一三二师一个团、军官教育团、教导旅两个团、骑三师一个团，还有学兵团。实际上三十七师的两个团是原来的守军，奉命和一三二师交接防务，这时在南苑其实只有团部，主力已经奉调北上。教导旅也有一部分离开了南苑，军部的机关人员倒很多），互不统属。这个仗指挥起来不乱套才怪。
更乱套的是人事的安排。
27日，二十九军得到潘毓桂转来日军的通报后一面通电守土并要求中央军火速北上，一面急令南苑守军加强防御，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受命担任总指挥。赵的确是猛将，可是这位在喜峰口和日军拼过大刀的猛将刚到南苑还不到一天，无论对部队还是对布防情况，都来不及掌握。他的身边还有佟、郑两位更熟悉情况，而且级别不比他低的军官。二十九军是军阀部队，其他师旅的部队会不会听一三二师赵登禹师长的调度很成问题。
宋哲元的考虑是一三二师即将接防，接防后赵登禹是最合适的指挥人选。他没有想到潘毓桂向日军报告了二十九军的调动计划。日军发动袭击的时刻，正是南苑守军接防开始，尚未完成，最混乱软弱的时候。
此时赵登禹真正能调动的人马还是他一三二师的一个团而已。他所能做的，一个是给学兵团匆忙发枪准备战斗，一个是把自己这一个团带起来夜间向团河发起攻击，试图把被围的两个团接应出来，他自己也到团河前线指挥作战。但由于日军是有预谋的伏击，装备火力优势太大，团河的一三二师部队迅速覆没，赵登禹的支援部队也受到不小损失。天亮时，赵率部撤回南苑，立足未稳，即遭遇日军的第二波冲击。
事实上南苑之战中二十九军的部队，佟、赵、郑各部，彼此联络不畅，是在各自为战。二十九军的老人后来都承认南苑打得很“乱”。
虽然乱，但南苑之战打得堪称顽强，二十九军有长城抗战的老传统，绝不缺乏抗日的勇气。
一木清直所部攻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其他日军的策应。从日军的部署看，这次攻击配合得不好。当时日军第二十师团步兵主力还没有就位，一木清直的上司牟田口廉也可能是想抢在朝鲜来的二十师团之前独立拿下南苑，以维护“华北驻屯军”的荣誉，才做出用一个大队的日军强攻的决定。而其他的日军没有接到命令，根本不知该如何配合，只能看着一木轰轰烈烈冲进去，再轰轰烈烈被赶了出来。
赶到前线指挥的川岸文三郎，因为没想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如此强烈而面目严峻。
日军第一次攻击失败后，有些意外的第二十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赶到前线接替了指挥。8点，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这是一场那个时代标准的正规攻防战，所谓堂堂正正之师的打法。
日本方面的资料后来记叙，南苑之战中国军队的防御工事堪称教范。当然，以当时中国的国力而言，这个“教范”不可能是钢筋水泥，只是碉堡战壕而已。日军认为换了自己，也不能比二十九军在工事方面做得更好。但是南苑还是丢了，这除了国军指挥混乱、兵力不足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苑不过一个兵营，无险可守。南苑的失陷，表明了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面对优势火力和掌握制空权的日军，靠死守的办法，工事做得再好也难以支撑。在上海，中央军也吃到了同样的苦头。到了此后的南浔线、武汉战役时期，国军就聪明多了，懂得了依靠地形和日军周旋，以至冈村宁次发出了“敌非敌，山水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的感叹。
清晨，日军飞机也赶来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二十九军守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摧毁。攻击的日军迅速攻占了二十九军的第一线阵地，南苑阵地的外壕外墙被日军多处突破。
但是，南苑二十九军的工事，的确有独到之处。日军发现原来二十九军的防御工事是双层布设的，第二线阵地比第一线阵地地势稍高，火力配备几乎没有死角。守军虽然番号驳杂但都是老兵，抵抗十分猛烈，日军寸步难进。这一仗二十九军装备的捷克ZB-26机枪大展神威，直到2006年，日本NHK电视台作节目的时候，还有一个百岁高龄的日本老兵回忆这一战，依然对捷克式机枪凶猛的火力记忆犹新。
因为从没有遇到这样顽强的中国军，第二十师团日军一度发动强攻。南苑，此后的通州之战，和随后一周的追击中，日军报道损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损失在南苑。而南苑之战中，日军损失最大的，就是这次进攻。
从抗战中的经验看，中日双方都是老兵、都使用轻武器的时候，双方战斗力相差并不大。比如一个四行仓库，日军屡次攻击都拿不下谢晋元的“八百壮士”（实际不足三百），就是因为四行仓库背靠租界，日军不敢动用重炮的原因。
据分析，也就是这次进攻中日军的损失，造成了潘毓桂对二十九军的第二次叛卖。
战斗进行到上午10点，日军司令部忽然得到一个“噩耗”。
随二十师团前进拍摄战斗影片的日本著名战地记者、《每日新闻》社华北特派员冈部孙四郎，在战斗中被二十九军击毙。
五
冈部孙四郎，战前就是日本知名战地记者，时年29岁，原《朝日新闻》驻汉城采访主任，7月中旬奉总社命以“华北特派员”的身份随第二十师团到达北平前线采访。他能写文章，也能摄影，是《朝日新闻》社著名的多面手。南苑战斗之前两天，他在战斗的最前线所写新闻稿——《敌弹，在勇士们的头顶爆炸》一文，真切描写了二十九军炮火下的丰台日军伤员为了避免被俘试图用手枪自尽的场面，给日本国内民众极大的震撼。
这一次，冈部再次大胆地随第二十师团冲锋部队行动，在第一时间突入南苑。没想到的是，日军陷入意料之外的苦斗。冈部在他的笔记本上记述道：“敌人的伤亡显然很大，但是战斗精神依然旺盛，有的机枪手被打倒几次，依然带伤站起来射击。” “敌我双方的炮声殷殷，我心中不禁想——这可能是‘北支事变’（日军对卢沟桥事变的称呼）以来最激烈的大战吧！” “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上升，我的身边，已经有40人高贵地战死……”
文字到此结束，因为这路日军发现自己所处位置遭到两处中国军队阵地的交叉射击，开始后退躲避。撤退中，中国军队的一发机枪子弹命中了冈部的头部，这发盲贯的子弹，当时就要了他的性命。
日军战后分析，冈部可能是此前摄影时就被中国军队的机枪手注意到了，认为他是日军的高级军官（当时日本记者的服装与士兵很难区分，头上也戴着日军的战斗帽），于是对他集中射击。
惊悉此信的川岸文三郎连忙命令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冈部的尸体——这可是日军在对华战争中死于前线的第一个记者，还一死就是名记，要是抢不回来尸首实在难以交待。
冈部的尸体。这张照片被日军报道部注明不得发表，可看到照片上的红叉。
日军突然掉头抢尸的行动，让南苑守军更坚定地认为自己打掉了敌人一个大人物，但是不知生死，于是冒着炮火猛烈射击抢尸日军，以免冈部被“救走”。日军历尽艰险，才用一台大车将冈部的尸体载了出来。
冈部后来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是非军人而在此被“供奉”的第一人。
由于遭到意外顽强的抵抗，川岸下达了两条对南苑之战结果至关重要的命令。第一条是命令从承德起飞的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和扫射。这一条是川岸看清了二十九军防空火力几乎为零的弱点，决心充分扩大空中优势所能带来的战果。他的眼光极为毒辣，日军飞机没有遭到任何像样的抵抗，所以攻击极为肆无忌惮。南苑在炸弹爆炸声中变成了一片火海。实际上，参加过南苑战斗的二十九军官兵的回忆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日军轰炸的惨烈后果。南苑守军基本没有防空经验，在这种只能挨打无法还击的情况下，军心迅速动摇，是南苑失守的重要原因。
日军轰炸南苑的航空照片
而另一条，则是川岸注意到此时南苑守军已经遭到北、南、西三面围攻，他命令日军驻扎在通州的预备队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萱岛联队）从通州南下，自侧背的东方夹击南苑守军。这路敌军有些画蛇添足，其实在南苑周围的日军，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已远远超过守军，完全没必要增加兵力。川岸只是因为初次和华北中国军队交手，不免小心过度才做出这条要求。在他们到达南苑之前，南苑的守军已经撤退了。
但是，这条命令却带来了两个意外严重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直接造成了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的阵亡。
这里面有一段战斗，中日双方记录不一。中方的资料显示，日军加强轰炸以后，曾经派出伞兵空降，占据南苑部分营房，里应外合，造成了南苑守军的极大混乱。据二十九军参战老兵袁鸣玉回忆，战斗打到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日军飞机在南苑上空放下空降兵。这样在南苑城墙内外，日军同时发动了进攻，守军因此大乱。
但是，日军的记录中，南苑之战并没有出动伞兵的内容。日军记载，他们第一次采用空降作战，是1942年在印尼的巴腊巴板，使用伞兵夺取该地的油田。七七事变期间，也确有一次动用空降部队的作战，但是并没有跳伞。当时另一名北方将领傅作义，眼看平津危急，挥师从绥远前来增援，试图切断日军关内关外联络。傅部挟百灵庙战役余威，很快攻克商都（全面抗战中收复的第一个县城），继续东进。为了阻止这支中国军队，日本关东军火速派出一支空降部队，乘坐“满洲航空”的民用飞机，落在傅作义后方建立据点。发现自己后方出现敌人的傅作义，因为敌情不明，只好收缩撤回绥远。这和南苑之战并无多大关系。
而且，中国方面也没人记得看到过日本伞兵的空降伞。
事实上，很可能是从守军的缝隙中钻入南苑内部开花的日军步兵突击队而已。
以当时的布防而言这完全可能。前面说了，二十九军负责南苑防御的总指挥赵登禹对当地情况还来不及熟悉就投入了战斗。尽管日军方面强调守军的阵地坚固，但颇有二十九军旧人回忆南苑战斗时并没有什么工事可以依托。南苑作为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七七事变又已经过了三个星期，若是守军连工事都不做未免太不正常。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南苑混乱的布防状况使部分部队未能充分利用既有工事。
各自为战的部队难免留下给日军突入的缝隙。上午两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已经使二十九军守军元气大伤，难以做出更积极的防御。因为这些敌军的渗透，本来在日军轰炸之下已经处境艰难的守军阵地逐渐支离破碎，难以支撑。坚持到下午1点，赵登禹下令突围，以郑大章所部骑兵开路，向北平撤退。骑兵不适合防守，郑部在上午的战斗中夹在佟赵两部之间只能挨打，异常窝囊，因此突围时十分踊跃，而日军围攻部队并未进行特别猛烈的阻击，二十九军部队分南北两路突围而出（南线为孙玉田率教导旅一部，当天在永定河与当地守军会合，后撤保定，北线为军部主力，佟、赵、郑均随此路突围）。因为激烈的战斗，且部队中夹杂了大量非战斗人员。突围后向北平撤退的二十九军部队队形混乱，争先恐后，各部长官实际已经难以掌握部队。从后来的资料看，突围中佟、赵、郑之间也都失去了联系。有人评价国民党的军队在抗战中进攻的时候亦堪称英勇壮烈，前仆后继，但最怕撤退，往往一撤就溃不成军，淞沪如此，忻口如此，南苑亦如此。
向南苑前进的萱岛联队，其机械化装备使其运动迅速。
而一个更险恶的敌人在路上正等待着他们。
那就是萱岛的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这支从通县赶来的日军，中途改变了行军路线，在南苑守军撤退的路上设下埋伏。他们把机枪架在了道路两边的田地和村庄中，静候着退下来的南苑守军。
下午4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在大红门一带落入日军伏击圈，在公路上行军的二十九军部队遭到萱岛联队用机枪和迫击炮等各种兵器的猛烈攻击，日军飞机也于此时投入轰炸。由于缺乏遮蔽，又没有组织，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皆殉国于此。有二十九军人员战后经过此地，回忆当时路上到处是二十九军的死人死马，其中夹杂着两辆汽车，赵登禹将军（此前战斗中腿部负伤）就阵亡在前面的黑色轿车中。因为车辆目标大，遭到日军的集中扫射，所以将军死状极惨。而佟麟阁副军长则是先被击伤落马，带伤指挥部下突围时头部再次中弹而牺牲。南苑守军七千多名，最后伤亡五千，大部分就是在这里损失的，残部以郑大章为首突出重围退回北平。是为二十九军平津抗战最为惨烈的一幕。
这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二十九军全线南撤。
不过，萱岛联队的参战，也引发了另一个意料不到的后果。由于该部离开通州防地，通州日军防卫力量锐减。29日，早与二十九军有联系的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傀儡政权伪军张庆余、张砚田部乘机发动起义，消灭通州日军，逮捕汉奸殷汝耕，史称“通州兵变”。两张所部后编为国民革命军一○八师，也有部分人员加入地下组织继续在华北活动，刺杀日本天皇特使高月保的军统特工麻克敌就是两张所部。
说到南苑守军遭到伏击，在抗战之中，曾有多次类似的事例。比如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精锐第五十八师救援长沙，行军中就遭到日军拦腰袭击，损失惨重。若非日军掌握准确情报，实无法想象其设伏能够如此巧妙。
南苑守军遭到的伏击，正是被叛卖的结果，叛卖他们的，又是潘毓桂。这个细节，直到解放后再次逮捕潘进行审讯的时候，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原来，赵登禹下达撤退，并非擅自行事，而是根据北平宋哲元军长的命令行事。二十九军原定8月1日对日军发动反攻。7月27日，张自忠三十八师实际已切断了丰台和廊坊日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并且试图借此诱歼日军一部，不料日军已经增兵，护卫一个电话线维护小队的兵力就达二百余名。三十八师没能顺利吃掉日军，二十九军上层已经警觉情况有变。随后日军的突袭打乱了中国军队的计划。28日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命令通过最近的三十八师部队派员冒死送达南苑，已经是下午1点。
而此时，这一命令的内容，包括赵部的撤退路线，早已被潘毓桂以最快的速度转给了日军，日军立即下令萱岛联队转而前往大红门方向，伏击撤退中的赵登禹部。
关于潘毓桂的叛卖，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首先，潘毓桂作为著名的亲日派，为何在战役中一直能够接触二十九军最上层的机密呢？这就要涉及到宋哲元的特点了。在对日问题上，宋一直摇摆不定，潘正是宋对日表示亲善时候的窗口。在宋看来，打，是要靠冯治安、何基沣他们的，和，还要靠潘毓桂等人。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旧军人，极重封建理念。潘与宋为两代相交，宋的父亲原为潘父幕僚，因此宋对潘信任不渝，视作亲信。在机密问题上，宋也绝不背潘。或许他的潜意识里认为要让日军能够真正信任潘，显然要付出一定代价，这上面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不过宋可能认为潘无论怎样总是二十九军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于哪些能够用来和日军作交易，哪些不能，心中应该有数。
宋哲元就是没有想到，潘毓桂却没有把自己与二十九军的利益绑在一起的兴趣，他有自己的“理想”。如果说他有一个效忠的对象，一定不是宋哲元，而是“大日本帝国”。自然，哪些可以卖，哪些不可以卖，他的理解与宋哲元完全不同。所以，宋对潘的期待，显然是没有弄明白潘的屁股坐在哪里。
其次，如果说潘将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出卖给日军是为了自己的“理想”，那么，这一次叛卖则无疑将山穷水尽的南苑守军送上了死路。都是同僚同胞，潘何以如此冷酷绝情？
要说潘是汉奸不假，但汉奸也有汉奸的逻辑，绝不会为坏而坏，潘这样做，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自保。
解放后审理潘的材料表明，从南苑战斗打响，潘就处在一种非常“自危”的状态。因为日军通过潘把进攻计划转告二十九军，其目的是为了吓退南苑守军。谁知结果却是南苑守军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伤亡。作为传话人的潘毓桂深感恐惧——他认为是自己把这件事办糟了。日本人是不大讲理的，如果伤亡过重要找个出气筒，自己无疑是最佳人选。就算因为有交情不会责怪，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无疑会大大下降。如果是这样，他将来的前途如何呢？难道跟着没有出路的二十九军南撤？
因此，潘毓桂一了解到南苑撤退的命令，马上就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立即将其交给日军，作为自己将功折罪的礼物。至于这样会造成多少将士的牺牲，就不是他会考虑的了。
事后，潘果然因为与日军的“精诚合作”分得北京市警察局局长的职务，不久升迁天津市市长。
鲜血染红的顶子，不知道潘某人夜深可能安卧？
战后，潘被逮捕，从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挂写着自己名字和“汉奸”二字的布条，一路遭到万人唾弃。由于潘家上下打点，并请动著名律师进行辩护，法院以潘1939年离开伪职，有悔悟之心（实为汉奸之间的内部矛盾——投日的汉奸来头越来越大，潘这样的老牌汉奸地位也就不断下降）为由，从轻判处并很快保外就医。
不过，国民党的法院虽然将其放过，但共产党却未放过他。1951年，人民政府认为潘毓桂所犯罪行远未清算，以汉奸罪名将其再次逮捕。潘毓桂1961年死于狱中。
今天，北京还有三条街道是用二十九军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命名的，它们的名字分别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和张自忠路。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也许，会让人想起南苑那血与火的日子来。
猛龙过江 ——中国炮兵击伤日本亲王之战
一
偶然的机会，在日本发现一条历史线索——淞沪战役期间，曾有一个日本亲王在前线被中国军队击伤。
经过调查，这的确不是谣传，这个被击伤的亲王便是日本海军大佐伏见宫博义，时任海军第三驱逐舰队司令，日方报道称“伏见宫博义王殿下”。1937年9月25日，他在指挥日舰与中国军队进行炮战时，因座舰被中国军队一发75毫米山炮炮弹击中而受伤。
在上海被中国军队击伤的日本皇族伏见宫博义王，曾经作为天皇的代表校阅1935年的日本海军特别大演习，日本海军兵学校第45期毕业，是日本贵族院51名皇族议员之一。
根据1937年9月26日日本海军省发布的“公表”，对此战有如下描述：“伏见宫博义王殿下以第三驱逐舰队司令之职，在指挥属下驱逐队遂行某重要任务之时，于黄浦江溯江行动中，在上海日本邮船公司浦东栈桥附近，与附近仓库中隐藏敌军发生战斗……战斗进行到下午3时40分，敌卑怯一弹击伤殿下左臂，幸伤势不重……同时，殿下身边的部下也有多人伤亡，但官兵努力奋战，终于压制敌军，完成任务。殿下负伤后极为奋勇，始终坚持指挥战斗……”
虽然其中不乏水分，但对于整个战斗过程，描述还是比较详尽的。
这个伏见宫是何许人也？说起来，此人在日本皇族中，地位还颇为显赫。他是伏见宫博恭王（曾任日本大本营军令部总长）的长子，其母为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女儿德川经子。他的儿子后来继承爵位，称伏见宫博明王，1947年因麦克阿瑟在日本实施抑制大族政策而被废除皇籍。
应该说，中国军队这个战果还是有点儿遗憾。若是炮弹落点再准确一点，日本海军将欲哭无泪——因为这位伏见宫博义王，在日本海军中，就算不是招牌，也属于牌位型的人物。这就要说到伏见宫家对日本海军的意义了。
日本的皇族中，有四大历史悠久的世袭亲王世家，史称“四亲王家”，即伏见宫家、桂宫家、有栖川宫家和闲院宫家，他们可称是日本贵族社会的主要支柱。其中，伏见宫家地位最高。这是因为桂宫、有栖川宫两家，都因为生不出儿子来，在二战前就绝嗣了，影响微弱。闲院宫家也因为在明治初年绝嗣而不得不从伏见宫家引进义子才维系传承。因此，当时日本贵族中最有影响的两大家伏见宫、闲院宫实际上都是一门之后。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日本皇室从明治以后就子嗣艰难，或者是不生，或者是生女不生男（日本皇室和爵位法定男性继承），就算是生男也往往精神或身体有问题。说起来伏见宫家倒是这方面的异类，不但自家子嗣不乏，还能过继给其他华族，甚至曾过继给天皇，第102代后花园天皇，就是从伏见宫家过继的。即便如此，他家还有剩余的孩子，便依律封为新的宫家。这些新的宫家虽地位不及四亲王家，但因其数量关系，自然也有巨大的影响力。直到1947年麦克阿瑟在日本打击传统贵族，废除伏见宫家皇籍，伏见宫一系的皇族，还有十家之多。
伏见宫博义王和他的弟弟华顶宫博忠王。其父伏见宫爱贤年轻时过继给华顶宫家（也是伏见宫系的贵族之一），本来已经离开了伏见宫家族。不料原定的伏见宫世子体弱多病，不能继承家业，于是他只好一身担任两家的爵位，既是第25代伏见宫家主，又是第4代华顶宫家主，所以他的后代享有两个王爵。
不过，在日本陆海军的竞争中，作为有影响力的皇族，伏见宫、闲院宫两大家却站队不同。日本陆军极力拉拢闲院宫，海军则以伏见宫为靠山。任职军令总长的伏见宫博恭王是强硬的海军派，海军对他的这位世子博义王，便视作未来海军皇族发言人来培养。
那么，既然是如此一个招牌，怎么会送到战场上呢？
从情况看，日本海军还真没想让这位亲王大佐打什么像样的仗，大约只是想让他到战场来镀镀金。
由于实力悬殊，当时的中国海军，对日本舰队根本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中国海军的主力为“拱卫京畿”，将八艘巡洋舰中的七艘集中在江阴，依托封锁线阻止日军深入长江。双方水上舰艇较激烈的战斗，大多集中在这一水域。而这位伏见宫博义亲王指挥的第三驱逐舰队并不在江阴方面，主要活动于上海黄浦江面。这里虽也是前线，但中国海军留在上海战区的仅有永健、普安两舰。其中，永健舰在开战第二天即在和日军轰炸机的战斗中被击毁，沉没在江南造船厂对面的江中。而普安舰为一战期间中国缴获的德国运输舰，已经陈旧报废，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第三驱逐舰队的日军舰艇，并无水战任务，其职责只是炮击中国军队的陆上阵地而已。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差、火力弱，这种一边倒的战斗当然没有什么风险。
为了鼓舞士气，日本皇族当时到前线的屡见不鲜，这是日本天皇的弟弟高松宫亲王到上海前线视察。
即便如此，日本海军依然不放心，因此为第三驱逐舰队配备的兵力异乎寻常的强大。一般日军一个驱逐舰队装备三至四艘驱逐舰，而第三驱逐舰队却装备了七艘，而且全部是日本海军速度最快的峰风型鱼雷驱逐舰。这位伏见宫大佐的座舰，更是日本海军长期的航速冠军——岛风号，其创造的航速40.69节高速，直到1943年才被打破。
在几乎没有敌人的情况下，乘着风驰电掣的战舰在黄浦江上横冲直撞，似乎是很快哉的事情。可以想见，伏见宫依靠这样的“战功”，今后在海军中的前途肯定是青云直上。
不幸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显然中国军队的抵抗超过了日军的预期。日本海军很快发现黄浦江上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中国海军尽管在上海已经没有战舰，但电雷学校史可法中队的英制鱼雷快艇史102艇从内河潜入黄浦江，8月16日奇袭了日本海军在中国的舰队旗舰出云号，震惊中外。而中国空军也不顾敌众我寡，奋勇出击，不时攻击在上海的日舰。伏见宫部下的舰艇，也多次被中国陆军的炮兵击中负伤。
因为这种不安全的因素，加上日本海军认为伏见宫“镀金”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在他被击伤之前，已经发布他转任第六驱逐舰队司令。不料，还未移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根据日方资料，伏见宫博义王被击伤的时候，正是在岛风舰上。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其战斗经过远较日本海军的“公表”要险恶得多。而中方的报道中，这支击伤日本亲王的炮兵部队也经常受到青睐。只是，好像这些炮兵也没想到，在他们给日军造成的伤亡中，居然还包括一个亲王。
遭到中国空军袭击的日军运输舰。舰体上的黑色斑点，就是中国空军战机扫射的结果。
二
这次击伤日本亲王的炮战，在中国方面的文献中并无专门记载——原因是立功的中国炮兵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一炮打出了如此一个稀奇古怪的战绩。我所见中国方面提及击伤伏见宫一事的，是美国出版的戴维•博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由于资料来源不够详细，该书只提到这个亲王随日军增援部队到达上海时被中国军队击伤。这与事实似是而非。
实际上伏见宫和他所指挥的第三驱逐舰队，是日军最早投入淞沪战场的海军舰艇部队。他这次被击伤的战斗，根据日方记载也不是随增援部队行动，而是在黄浦江上执行任务时遭到了浦东方面中国炮兵部队的奇袭。
说起来在当时的浦东战区，日军炮火占据绝对优势。这一段战线，双方隔黄浦江对峙。中国军队右翼军团五十五师三三○团的团长，一度担任炮兵指挥官的孙生芝回忆，即便不算日军陆军部队的炮兵，单计算航行在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部队，其实力就远远超过中方——“当时领空、领海已经为日本飞机和军舰所左右，敌人军舰在30艘上下，每舰有大炮12门以上，30艘军舰共有360门炮，力量比我们强得多。”
但在如此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浦东的中国炮兵部队，却打得相当出彩，不但在阵地防御中屡立战功，使日军在这条战线上始终无法跨过黄浦江一步，而且不时主动出击，发动对日军的炮战。
这支炮兵部队行动诡秘，胃口奇好，从吴淞的仓库到停泊在英美烟草公司对面码头的出云号装甲舰都在它的打击范围。而且炮术又奇佳，哪怕是藏在建筑后面的日本军舰也不乏被它像打篮球一样一炮吊中的经历。日军对这支中国炮兵部队的炮为何打得如此之准始终不得其解，隔山打牛这种活儿即使在武术界也只是传说。日军恼羞成怒，曾多次调集部队，空中江上一齐动手，誓欲除之而后快，但每次“全歼”之后，过不了一天，中国的炮弹，又会像还魂一样落到日军的脑袋顶上。直到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大撤退，这种带响的问候始终没有停过，相对于罗店的“血肉磨坊”，形成了淞沪战役中少有的戏剧性场面。因此，这支部队在当时中国的报道之中，有“神炮”之称。
说来说去，这支炮兵部队，到底有多少兵力呢？
观看淞沪战区作战序列，其部队分为左、中、右三个军团，左翼军团总指挥陈诚、中央军团总指挥刘建绪、右翼兵团总指挥张发奎。浦东属于淞沪战区中国军队右翼军团的一部分。说来惭愧，堂堂右翼军团总司令、北伐名将张发奎上将，手下总共只有一个营的炮兵。日夜不停地进行“问候”，搞得日军鸡犬不宁的，便是这个中国陆军炮兵第二旅第二团第一营，击中岛风号炸伤伏见宫的，正是该营的一门M1930 L20式75毫米博福斯山炮。
炮兵第二旅，是1934年国民党军整编炮兵部队的成果。当时国民党军总共建立了第一、第二两个炮兵旅，第二旅由原独立炮兵第二团、第三团组成，番号仍然称为第二、第三团。
炮兵第二旅装备的全部是瑞典博福斯M1930 L20式75毫米山炮，这种火炮初速较慢，但射速较快，精度高，故障率低，又能拆卸后运输，很受中国炮兵部队的喜爱。要说，在浦东这个战场，这种炮还真是特别适用。因为它射速快，所以很适合中国军队打了就跑的作战方式——不跑人家的炮兵也不是吃素的；它初速慢，所以弹道不清晰，难以找到发射阵地；容易拆卸，所以中国炮兵人员可以拖着它到处“游击”，让日军防不胜防。这种火炮虽然是瑞典造，实际却是德国克虏伯公司的技术。只是因为一战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不得在本土生产先进火炮，克虏伯只好在瑞典开设子公司来生产卖给中国了。卖给中国这批火炮，本来是要给土耳其人的，因为土耳其经济困难，付款不及时，结果大炮被中国政府转手买下。说来有趣，清朝灭亡的时候，曾将中国巡洋舰飞鸿号卖给希腊，成为其主力巡洋舰赫拉号。土耳其和希腊素来不合，中国人先卖给土耳其的敌人巡洋舰，后劫胡土耳其人的大炮，真不知道和土耳其人有什么前世冤仇。
中国75毫米博福斯山炮在射击。就是这张照片，使张发奎总司令很是着了一次急。
使用这种火炮，中国军队还有独到之处。在中国炮兵手中，这种山炮的射速达到了每分钟25发的惊人速度。在偷袭时这种不可思议的射速使其威力发挥到了最高。然而，这个25发/分，已经接近理论上的最高射速——这种火炮炮身从后座到复进到位，中间就需要两秒以上的时间。实际使用射速能否达到这么高呢？颇有专业人士认为人不是机器，除非使用自动装弹机，否则根本无法达到甚至接近这个数字。但是，中国炮兵用自己的智慧使火炮达到了这个速度。这样做也是不得已，一则由于是搞弱势逆袭，不得不在最短时间内达到袭击效果；二是压缩射击时间，避免产生长时间超速打炮引起的身管灼损，保护珍贵的火炮。实际上，中国军队（不论国共）的炮兵好手都擅长这一手，其打法非常有中国特色——必须是三人操炮：供弹手将炮弹递到装弹手手中，装弹手在炮膛后坐停顿瞬间（此时炮膛尚未回位）打开炮膛，此时弹壳会因膛内残压及后座惯性高速滑出，装弹手随即将新弹装入尚在回位中炮膛，并关膛上闩。与此同时，炮手有一秒多一点的时间做炮瞄微调，这对炮击精度非常重要。当炮身达到回位静止的第一瞬间，炮手发炮。每次发炮时，炮膛只是瞬间静止，但不影响精度。当然，这样做很容易导致炮手受伤。射速从正常加到25发每分，炮手们致伤可能性上升200%!
单看作战序列，张发奎的名下，有着一整个炮兵第二旅，下属炮兵第二团、第三团。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最大的炮兵单位，就是旅，说起来张将军的本钱似乎很丰厚。其实，这只是纸面上的。炮兵第二旅的第三团，当时奉命“借入”第九集团军，猛攻汇山码头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该线战斗此后激烈胶着，该团始终无法归建。第二团共有一、二、三营，二营散放在杭州湾、乍浦一线担任要地防御，三营位于嘉兴旅部看家待命，真正拨归右翼兵团的，只有第一营。按照炮兵第二旅的编制，一个营辖三个连，其中一个连是辎重连，没有炮。两连炮兵各辖四门炮，总共八门75毫米博福斯山炮就是中国右翼兵团的全部炮兵火力。实际上，除了留两门作为“救火队”，中国军队在前线的火炮，总共只有六门。
6门对360门，60倍的差距。但是，这六门炮的作用却十分出色。淞沪战争爆发后，右翼军前方颇有一些日军据点，如日华纱厂、日清公司、邮船公司栈桥以及新老三井码头等，大部分被日海军用为后勤设施。张发奎命令炮兵猛轰这几个据点，给日军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单日本海军煤库据说中弹后就烧了三天三夜。这几次战斗中，炮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因此让张发奎将军对这几门炮兴趣大增，经常亲自指挥这几门炮袭击日军对岸阵地和江中的舰艇，作用很好。张发奎在几次炮击作战取胜后说：“敌人为谋消除这威胁，曾采取了种种侦察手段，不间断出动飞机，企图搜寻我炮兵阵地，毁灭我炮兵的力量。但他们始终无法找到我们的炮兵阵地，更无法制止我炮兵每天黄昏和夜间的袭击。”《八•一三淞沪抗战史料辑选——第一道防线的防御战》也提到：“浦东炮兵对日军的牵制，对于淞沪正面的华军，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正因满意于战果，同时觉得博福斯75毫米炮威力稍小，张发奎上书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够“由乍浦附近海岸赶筑一条可以运输重炮兵的临时公路，直达浦东，效法海岸游动炮兵的使用方法”。
可惜这个计划没有真正实现，国民党军中高级将领并不都像张发奎将军这样头脑灵活。否则，炮兵们真的把彭孟辑的炮十团拉来，弄几门德国造十五榴到浦东，用这个大家伙打伏见官大佐一下，那就不是受伤的问题了，只怕要找几个日本大夫来做亲王版的拼图游戏啦。
但中国这支不大的炮兵怎能产生如此奇妙的战果，甚至能够“隔山打牛”？这就要提到中国炮兵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兼怪物，国民党军炮兵第二旅旅长蔡中笏了。用打篮球的招炸日本军舰，把炮藏得跟周扒皮家的钱罐子一样谁都找不着，都是此公的杰作。
有趣的是，这位中将炮兵旅长，国军中类似红军炮神赵章成式的人物，竟然曾经是四川一个中学的数学老师。
三
浦东中国炮兵部队的总指挥官，就是蔡中笏。
炮二旅在浦东前线出动了六门炮，淞沪战役打了三个月，回来一数还是六门炮，除了炮弹送给日本人了，毫发无伤，一号功臣就是这个蔡中笏。对日本人来说，这个对手实在让自己丢脸，哪怕是六门炮打掉一半呢，日军历次“全歼中国捣乱炮兵”的报告，也算是有个交待不是？偏偏是一门没少，这日军战报里头的水分可就大了去了。
日军的损失，可是板上钉钉，自己军报都承认的，挨了揍的有仓库、有军舰、有电台……还有亲王。说起来国军一般部队在淞沪战场损失极大，这种只占便宜不吃亏的部队堪称凤毛麟角，不由人不称奇。其实国民党军损失大很重要的原因是战术不对，用射程、精度都不如三八式的汉阳造和日军打阵地战，还是在日军舰炮射程内（其实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多次劝要把阵地转移到预定的吴福锡澄国防工事去，蒋委员长咬死了一个“国际观瞻”死活不肯撤），当然损失惨重了。炮二旅这个营怎么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出这个战果呢？和老蔡的战术对头、机动灵活大有关系。
蔡中笏的招数其实很简单，就是“隐蔽出击，打了就跑”八个字。
说来简单，做到可不容易，这背后正透出了蔡中笏的炮兵专业功底。“打了就跑”还好说，训练得好些，加快发射速度就可以了，反正博福斯山炮射击上就是易于搬运的家伙。而“隐蔽出击”可就不容易了，这炮兵阵地是那样好隐蔽的吗？你一放炮人家还会看不到？何况日军还有侦察机助阵呢。老蔡有办法，他的炮布置十分分散，而且发射阵地和隐蔽阵地不在一个地方。平时把大炮隐藏在竹林、沟渠之中，任你狂轰滥炸，我不还击，你就找不到目标。等要打了拉出去就打——那你进入阵地不用试射吗？老蔡还真不用试射。理由很有意思，第一是他训练出来的炮兵的确非常熟悉这种炮的性能，训练有素。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离目标近，黄浦江宽度很多地方只有三四百米，老蔡的炮都放到最前沿去打。离得近了，好的炮手的确不用试射命中率也不低。这就有点儿土八路大炮上刺刀的味道了。
那你放到那样前沿的地方，日本人不会发现吗？嘿，老蔡还有绝招呢。他选择的炮阵地，都是日本人觉得特别别扭的。第一，老蔡选阵地必选附近有租界建筑的，日本人怕打了中立国的目标惹祸，跳着脚骂也不敢放开手脚还击——这种事日本人骂得很厉害，意思是中国人狡猾狡猾的，不仗义。其实，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干，日本海军在上海的旗舰出云号的泊位，就藏在英美烟草公司大楼的后面，让中国军队攻击它特别困难。利用中立国的大树乘凉，对各国军队来说，都是“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的金科玉律。第二，老蔡选择的炮阵地皆在日军看来人畜无害的地方，他绝不挑对面就有日军目标的地儿——那种地方都有日本兵盯着呢。他选的炮兵阵地都是和要打的目标隔个大楼什么的。您说这样怎么打啊？又不是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难道能把山或者楼变跑了再打？这就是专家的能耐。博福斯山炮，偏巧就是一种弹道弯曲的武器。也就是说，打出去的炮弹是划一道抛物线，刚好绕过建筑物或者山包，落在日军头顶上开花——这还有个好处，要是对面有人朝你打炮，你肯定很容易发现敌人在哪儿，要是从脑瓜顶上掉下来个炮弹来，这是谁从哪儿扔出来的，可就难猜了。当年在大学宿舍喝酒，多次发生过有人往下扔酒瓶子误中各种目标的纪录。据萨所知，还没一个苦主能找到是谁干的，同样是这个道理。所以，往往是老蔡已经往人家脑袋顶上扔了一堆铁西瓜跑了，这边日本炮兵除了骂街以外还不知道朝哪还击呢。
但是，您说就算扔篮球，也得知道篮筐在哪儿吧，隔着楼，怎么看得见？这就是老蔡另一个绝招了，他在黄浦江对面藏了一个秘密的炮兵观察所。
在哪儿？
就在刚才说过的那个掩护出云舰的英美烟草公司大楼里——谁叫它最高，看哪儿都一目了然呢？中国军队在黄浦江底下拉了一条水底电缆，在这大楼里悄悄放了一个炮兵观察组，专门给蔡中笏修正射击误差。那边一开炮，这边的电话就过去了：“偏左两个密位……偏右一个……中了，接着打……快走，鬼子军舰来了……”这个损招到打完了仗日本人都没想明白。
倒不是蔡中笏故弄玄虚，他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日军炮兵开炮都是水上侦察机或者气球跟着校射的，中国炮兵可没这个指望，只好动脑筋了。
其实要是日军抓一个中国炮兵来问问，这个戏法也就没戏。不过，过江来抓老蔡的手下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右翼兵团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爱死了这支炮兵，一个营的炮兵愣派了一个团的步兵掩护——而且这个团还不是一般的团，这个团是五十七师的主力团。五十七师何许人也？熟悉抗战史的朋友可能知道，余程万大战常德的“虎贲”部队！要说这个您可能还觉得陌生，整编七十四军、张灵甫、孟良崮，有印象没有？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七十四军，就是后来由五十七师、五十一师、五十八师组成的！这绝对是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就派来干个警卫的活，还能让你日本人偷走我的炮兵弟兄？
要说张发奎对这点炮兵，那可是发自内心的爱护。张上将有清晨看报纸的习惯，一天看到一条新闻，马上拍案而起，让人通知蔡中笏立即转移阵地。原来，一个记者采访“神炮”部队，居然拍了照片放上头版。张将军马上反应过来，如果日本人看了这张照片，肯定会按图索骥来炸我的炮啊！果然，刚刚转移，日军轰炸机和重炮就发飙了，一时黄浦江右岸所有的竹林几乎被荡平——这都是因为那记者的照片上用了竹林作背景的缘故，可见日军对这支中国军队何等恨之入骨。
咱们自己说，这皇军好煞气啊，照片上有竹子就把竹林都给炸了，那要是照片上有个厕所，还不得把整个上海的粪坑都给崩了啊？
总之，摊上蔡中笏这样一个“老炮”，再摊上张发奎这样一个鼎力协助的上司，浦东的日本兵要有好日子过，那才没有天理了。
说了半天，这蔡中笏到底何方神圣？淞沪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数十万，蔡中笏一个小小的旅长，似乎也快赶上“芝麻绿豆大的官儿”这种水平了。不过，这个旅长可不同于一般的旅长。说起来，国军在淞沪战区的实际总指挥官陈诚上将，还是他的老部下呢。
蔡中笏，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堪称国民党军炮兵元老，先后追随过黄兴、孙中山，黄埔军校成立时任少校教官，是北伐军炮兵部队总指挥官。此人虽然资格老，但一生大起大落，忽而当中将师长、炮兵司令，忽而离开部队去教书摆摊，而且这种起落都不是因为政治上站错队之类的大问题，境遇之奇，也算天下少有了。前面说到他教数学，就是在许崇智军中干得不爽，1921年干脆去当了教书匠的事情。这一次击伤伏见宫，可说是他布的局，但遗憾的是真正开打的时候，他已经被调回南京做炮校高级研究员去了，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起落。
如此老资格的人物，为何屡次失意呢？据说是人缘不好。蔡本人性格极为随和，很受学生爱戴，在家里也是一流的好丈夫，为何会人缘不好？
起因是酒。蔡中笏做了将军，却无酒不欢，是军中典型的酒鬼。要说好饮倒也不算大毛病，叶挺也能喝，而且和蔡中笏还是不错的酒友，人家就是国共两党都抢着拉的。可老蔡还有个毛病是没有叶挺的酒量，经常喝醉误事，而一旦喝多就会口中无德，专爱在这种时候讨论上司的祖宗。这种人要是能被上峰喜欢那才奇怪呢。据说这次淞沪前线被解职，就是因为总长何应钦来视察的时候老蔡喝得不省人事，而何、蔡一直心有芥蒂——蔡不喜欢何，是因为记恨黄埔军校成立时何嫌老蔡个子矮，硬要给他降级使用，蔡酒后经常大骂何应钦挤兑自己；何不喜欢蔡，倒不是因为他骂人，而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政敌陈诚交好。老蔡是个搞技术出身的，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犟脾气，一跟别人吵架就撂挑子脱军装，自然大起大落多些。
那么，为何老蔡又能屡次东山再起呢？他的技术好啊。在炮兵专业说起来陈诚的技术不错，有“三炮起家”之说。陈在东征军中担任炮兵连长的时候，营长就是蔡中笏。要论起放炮的技术来，陈诚还真比不上这个学长兼顶头上司。陈诚三炮起家，不过是炸死几个陈炯明的敢死队。蔡中笏呢？照孙元良的回忆，则有一炮炸死敌军师长的传奇经历。孙的回忆是这样的。“红鼻子的蔡中笏老师成为全军崇拜的明星……他使用火炮决心迅速，放列快而命中准确。我们在火线上的战士只要听到他的炮声，不由得齐起欢呼，争先前进。反动的滇军师长赵成樑在广九铁路上与我们作战时，被蔡老师一炮轰死！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一整师滇军就被打垮了。”那个时代内战外战不断，这样一个炮兵专家，自然是让人捏着鼻子也忍不住要用喽。所以蔡降职以后，想出山了，只要上军中逛两圈，就自会有人抱着将军服找上门来。
有资料记载，蔡中笏曾参加过抗战后国民党裁编人员组织的“哭陵”活动，后来“穷困潦倒而死”。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蔡虽然参加了哭陵，但主要是为自己失业的学生们请愿，他本人的生活并不困难。蔡中笏一直活到1961年辞世。蔡的外孙女吴楚，则做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教授。
要说，蔡中笏好酒的确是军人不应该有的毛病，但怎样能用好这样有毛病的人才，也真是一门艺术。
真正打了伏见宫的，是9月中旬接替了蔡中笏职务的原炮二团团长蔡培元，从年龄上，应该叫小蔡。只是，他用的战术，还是老蔡留下来的，所以，老蔡对这次战斗的贡献，可称功不可没。
四
对于这次战斗，日本《朝日新闻》曾有更详细的报道，下面就是萨对《朝日新闻》27日报道的翻译，尽量保持原汁原味。题目是《伏见宫博义王殿下在黄浦江上的奋战——手臂负伤尚悠然》。
[第三舰队报道班上海特稿26日发]
浦东侧残余的敌军至今依然活跃，或依托各外国建筑物，或化装便衣，不断袭击我在黄浦江上的警戒舰船，以及我国在共同租界的无辜侨民，甚至出入上海的各国舰船。为此，我第三舰队的战舰和海军航空队同心协力，昼夜监视敌军，斩断黑手。25日全天，我在招商局栈桥附近的舰艇不断遭到中国军队攻击，我军舰队英勇迎战，终于粉碎敌军使其沉默。此时，在江上执行警备任务由伏见宫博义王殿下担任司令官的×驱逐舰队也赶来参战。各舰一起开火，以炙烈的射击取得优异战果。殿下以金枝玉叶之身于炮火下挺身阵前指挥，挺立于危险的舰桥之上。在敌军还击的弹雨中，殿下悠然自若，恍若不闻，终将敌军密集的大部队击溃，堪称这一天最大的武勋。这一天敌军的炮火也是开战以来最猛烈的。一弹在殿下身边爆炸，将殿下击伤，但殿下不为所动，依然有始有终地沉着指挥战斗。此战后殿下将迅即投入新的战斗，不禁让人想起身担军令部总长职务，指挥海军战略的伏见大宫殿下（即其父伏见宫博恭王）在日俄战争中挺立于三笠战舰炮台上英勇奋战的情景啊，云云。
这是一篇带点儿八股味道的称颂文字，不过结合中国军队炮兵出动的方式，字里行间却隐约披露了一些有趣的真相。
接替老蔡蔡中笏的小蔡蔡培元后来在两浙指挥部代参谋长的职务上被俘，成了功德林的一员，1961年和廖耀湘等一同被特赦。但他在玩炮上还是有两手的。接管浦东的炮兵指挥后，他并没有墨守成规，其中最大的创造，就是展开了水上炮兵游击战。
由于吃了一个多月的亏，日军对于浦东中国炮兵恼恨异常，还击的速度和力度大为加强。这种情况下，在日军眼皮底下再打了就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水上炮兵”，就是蔡培元和另一个炮兵指挥官孙生芝的创造。具体的做法是用小汽艇后拖一艘木船，船上装山炮一门，炮弹二三十发，以浦东蜘蛛网一样的港湾河汊为阵地，频频袭击对岸敌仓库、码头和舰船。
淞沪战役时的上海邮船码头，是日军的重要据点，也是伏见宫被击中的地方。
假如在岸上开炮，打完拆卸，拉走总要几分钟。有汽艇拖着，跑起来可就更快了，日军还击再狠，再快，也只能在汽艇原来的泊位打水漂儿玩。此外，中国炮兵还玩出一手更别出心裁的，就是每次出击两艘汽艇交替掩护，第一艘打，打完了就跑，日军吃了哑巴亏也就算了，如果它追出来，就用第二艘给他当头一棒，乘着日军搞不明白敌人在哪里，两门炮一块儿跑路。
综合这些信息，这位伏见宫博义王被击伤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中国军队先以一艘“炮艇”袭击了停泊在栈桥的日军舰艇，日军挨打后马上还击，中国这门炮已经打完了开始跑路，让日军误以为它已经被打掉了。看到敌人“沉默”了，在江上巡逻的伏见宫带着第三驱逐舰队（从文章看还不仅仅是他的座舰岛风号）冲过来打死老虎。不料正中第二艘中国“炮艇”的下怀，当时就挨了一顿暴打，岛风号“身先士卒”，所以舰桥中弹，伏见宫以下多有伤亡。混乱中，中国的炮兵乘机跑掉，但并不知道自己打中了一个亲王。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位“殿下”还真不是一般的窝囊。
张发奎后来曾经提到浦东炮兵袭击日舰，很遗憾地说：“可惜我们的山炮缺乏破甲弹……假如能够有较多的炮量和较大口径的炮种，我深信对这次会战将有更大的帮助。”根据当时的记录，岛风号此后由日军停泊在吴淞的朝日号修理舰维修舰桥甲板和鱼雷发射器。看来，用山炮打驱逐舰，的确是不太容易威胁到它致命的水下部分。这位伏见宫殿下，也因为中国军队的炮弹威力有限而没有被当场击毙。
按照日军报道，伏见宫此战仅仅负轻伤。然而，《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里面则提到一年后这位殿下死于负伤引发的并发症，看来伤得并不是那么轻。
萨在日本查看有关文献，称这位亲王一年后因呼吸困难，请医生注射缓解针剂一个小时后死去，言下之意好像是大夫打错了药。这种情况和奥运射击冠军打错靶一样不可思议。如果看这位殿下后来的任职轨迹，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伏见宫本来已经内定转任第六驱逐舰队司令，负伤后却很快改为到日本海军学校担任教官，做一份闲职，直到莫名其妙的死亡。
联想到这位博义王殿下原来在日本皇室中是出了名的身体好，当众和别人相扑表演的主儿，怎么会在42岁盛年就猝然死亡？那一发75毫米山炮炮弹到底给这位殿下造成了怎样的“轻伤”，就很耐人寻味了。
这一点，还是留给后人考证吧。
晴天霹雳 ——震惊日军大本营的“上海号”事件
珍珠港事变前夕，一架名为“上海号”的DC-3运输机在广东神秘失踪，曾让日军大本营惊惶失措，险些改变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中日双方关于此事件的资料颇为翔实，二战历史作家吉村昭甚至专门写了一部《大本营震惊之日》来描述这一事件。
1941年12月1日晚，珍珠港事变前的一个星期。
从东京的大本营陆军部、海军部，正在向珍珠港航行的联合舰队第一航空队（只收报不发报），到台北的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到广东前线的第23军“波”部队司令官酒井隆中将，整个日本指挥机关都被一个沉重的消息压抑着——应该在当天下午到达广州的“上海号”民航机，依然没有到达。从时间推断，该机的油料最多也只能维持到下午5点，此时，肯定已经迫降或者坠毁。日军大本营严令在南京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全力寻找。
“上海号”是一架美式DC-3运输机（日本仿制时称为零式运输机），是当时民航普遍采用的机种，以安全可靠著称。这架飞机并不是上海号本身，而是一架当时日军使用的同型机，“上海号”属于民航机，没有日军的旭日徽标志。
“上海号”何方神圣，它的安危竟让日本全军如此震动呢？
“上海号”，是中华航空公司使用的一架DC-3民用运输机，固定飞行上海一广州航线，12月1日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载客14人，机组人员4人，总计18人前往广州。这个中华航空公司和今天在台北的中华航空公司不是一家，而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建立的民用航空公司。它使用的飞机中有四架当时较为先进的DC-3运输机，或为日本按照许可证生产，或为侵华战争中缴获，分别命名为“昆明号”、“重庆号”、“中山号”和“上海号”，用于日本占领区的定期班机飞行。
日军在中国前线每天无事战死三位数，这样一架不大不小的民用飞机，怎么会让整个日军指挥机关一片忙乱呢？
这架飞机上面，的确有一些非同小可的人物。当时日军在南洋的战事尚未打响，但嗅觉最灵敏的新闻界已经感到南方的空气中有一丝不正常的气息。日本第二大新闻社《每日新闻》上海支局局长田知花信量、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主任摄影师矶部奉命乘该机前往广东、第十五航空通信联队的宫原大吉中尉等一批日军技术人员也乘该机到广州待命。他们还不知道紧急调动自己前往广东，是为了南洋作战打响后增强南方军方面的通信技术力量。
然而，如果只有他们，这架飞机的重要性还不算高，真正要命的是这架飞机上还有日本陆军大本营（兼支那派遣军）联络参谋杉坂共之少佐一行，杉坂的身上携带着大本营“极秘”的“あ号作战”开战命令！
“あ号作战”，就是日军打响太平洋战争的一连串军事部署中，由广东方面第23军“波”部队执行的攻占香港的作战方案。更可怕的是杉坂所携带的文件，还提到了奇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因为“あ号作战”的开战命令中，要求“波”部队必须等待珍珠港奇袭成功后，才可以发起对香港的攻击。
这份作战命令的第一页如下：
大本营杉山元大将发
一、大陆令第五七二号（鹰）发令如下
二、开战时间×日，确认为12月8日（代号“ャマガ夕”）
三、御棱威（日本天皇的代号）预祝诸君作战成功
……
从明确记载开战时间，就可以看出这份文件的重要性。由于日军对夏威夷和南洋方面作战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奇袭”上，因此对开战命令的保密极为严格，派出杉坂携带密件乘坐民航机飞往广东，而不使用电波传送，不使用日军军用飞机，就是为了增强保密性。事实上，即便是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也是到12月2日，也就是第二天下午3点，才得到开战的命令！这些措施对盟军产生了相当大的迷惑性，无论美英，对日军即将立即开战毫无觉察，直到珍珠港事变前一天，美国情报人员才破获了日军密电，得知日军确认谈判破裂，即将开战，并急报马歇尔将军。遗憾的是，破获的情报对日军开战时间、进攻方向一无所知，又经历了一连串阴差阳错的耽搁，而未能给夏威夷和南洋守军提供任何预警。假如杉坂手中的命令落入中国方面手中转交英美，那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局面都可能逆转——要知道这时离日军奇袭珍珠港还有整整一周时间！
难怪日军整个指挥机关一片混乱。（日军称为“惊天动地的大骚动”，大本营海军部、陆军部的幕僚们“呆然”、“Shock”）
日军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方面的情报人员，预先发现了杉坂的身份，在飞机上做手脚，令其中途坠毁，或者调动战斗机截击。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中国的情报部门在二战中效率极高。这之前，中国方面虽然没有获得日军的作战计划，但是戴笠所属的军统局已经根据掌握的各种情报，分析得出结论，通知美方——日军可能要偷袭珍珠港，时间就在12月上旬！
遗憾的是，美军压根就没有重视中国方面的警告。这也是因为中国方面曾经多次提供日军即将袭击美军的情报，而美军一律认为这是中国试图挑起美日冲突的阴谋。直到真的发生了珍珠港事变，美方才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情报能力，并在二战中与中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合作。
不要说美军不重视，连军统内部对这样的情报也半信半疑，军统大将文强是相信日军对美开战这一危险的。然而，当他和军统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讨论这一问题时，王新衡的反应是“蛇怎么可以吞象？！”
也难怪，这个作战计划太匪夷所思了，不是日本海军参谋奇才黑岛龟人的怪脑袋，根本想不出来。
可要是从日军缴获到作战计划，那各方对这一危险的态度毫无疑问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
根据飞行管制的记录，日军发现，“上海号”最后的停留地是台湾松山机场。12月1日上午，该机到达松山机场加油。《每日新闻》台北部部长富田幸男到机场拜会田知花信量局长，曾经看到杉坂参谋在休息室闲坐。下午1点30分，“上海号”起飞前往广东，就此一去不复返。按照气象记录，当时广东大亚湾一带正有一个暴风云团经过。
无疑，“上海号”和杉坂的命运，就隐藏在从台北到广州的旅程里。但是，日军驻广东的第七航空联队虽然全体出动沿着航线寻找，却一连两天一无所获。到12月3日，日军整个指挥机构都陷入了抓狂的状态。
正在此时，南京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奉命严密监视中国方面各电台信号的特高课译电班（特情），译出一份重要的电文：
“1日14时，职部平山墟守军狙击大型日机一架，该机坠毁于稻田，有四名日兵进行顽抗，为我击毙，并在机内发现坠毁时死亡三人，现正进一步调查核实战果中。”
得此重大情报，日军压抑的气氛顿时为之一变，再看发报的单位——“第七战区独立第九旅”。
独立第九旅？
听到这个番号，负责搜寻的日军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独立第九旅，对于熟悉抗战历史的朋友，应该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独九旅和独二十旅是中国广东方面第七战区最精锐的部队，因为全体戴钢盔而在粤军中形象独特（粤军装备简陋，多用软帽和竹盔）。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军队因背后遭到阿南惟矶华中派遣军的袭击，被迫转入第三次长沙会战，主力未能按照计划支援香港英军。只有这支部队不顾兵力单薄，全力向南突进救援，连破日军数道阻击线，圣诞夜英军投降的时候独九旅已经打到了香港界河，一时传为奇迹。
当然，这是“上海号”事件之后发生的战斗了。这之前，日军也没少领教这支部队的厉害。独九旅前身出自陆军六十六军第一六〇师，属粤军的六十六军，先后参加了淞沪和南京会战，是南京战役中少数能够全身而退的部队之一。而在随后的武汉会战中，一六〇师真正打出了威风，一战南浔线、二战马回岭、三战万家岭，战绩辉煌。特别是万家岭一战，击毙日军一〇六师团参谋长成富成一大佐，令日军“支那派遣军”各部记忆犹新。
此时，这支部队正驻守在大亚湾以北，旅长华振中将军兼任潮汕指挥部主任。平山墟即惠东县政府所在地平山镇，是独九旅防区的一部分。
所以，这次一听“上海号”居然落入了独九旅手中，日军就不禁大感头疼，要想消灭这个对手，夺回“上海号”，恐怕不那样容易，尤其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
这时，从广东出发执行搜索任务的第三直协侦察队（内藤义雄大尉指挥）顺藤摸瓜，终于发现了上海号的残骸，地点是广州以东150公里，平山墟东南10公里的狮朝洞高地北部山腰。根据飞行员观察，DC-3的两台发动机显然都已被破坏或拆卸，机首撞毁，机身有纵火焚毁的痕迹。在它的周围，可以看到中国军队士兵活动的踪迹。
“上海号”的失事得到了证实。奇怪的是从地点看，日机如果是逃避海上风暴被迫上陆飞行，应该撞山岭的南坡才对，怎么撞在狮朝洞高地的北侧了呢？
同时，“波”集团的情报部门也截获破译了另一封独九旅发给重庆的电报，称“已将敌机机体破坏，缴获品及收缴的文件将上送处理”。
气氛顿时转为沉重，“收缴的文件” ？莫非杉坂少佐携带的密件已经被中国方面缴获？ 12月4日，极度不安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面派另外一名联络参谋高山信武少佐携带文件副本赶去广东，一面上报参谋本部及南方总军司令部——“杉坂少佐携带的文件，落入敌手的可能性极大。根据敌情，我军夺回文件的机会不大，请立即按照文件已经泄漏的前提妥善处理开战准备。”
据说，法国战役就是因为德军一份作战计划落入盟军之手，德军才改变了进攻马其诺防线的原计划，阴差阳错地穿过比利时打出一记漂亮的左勾拳。战争史上本来就充满了种种巧合。如果日军计划真的落入中国军队手中，只怕珍珠港会成为一个虚幻的架空战役吧？
然而，具体指挥搜救任务的“波”集团参谋长栗林忠道将军意识到事情可能还有转机。首先，根据中国军队的电报，上海号上死亡人数和该航班的人数不符，很可能还有幸存者。其次，中国军队的电文密级不高，而且处理问题节奏较慢，似乎并未重视这一事件。假如缴获了日军如此机密的作战计划，独九旅的指挥官怎能如此四平八稳？
栗林忠道这时还没有出名，后来在硫磺岛守岛作战中指挥一〇九师团困守孤岛，以2.3万守军毙伤美军2.8万，把美军最为精锐的第五两栖军打成残废。
冷静下来的日军指挥机关，马上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鉴于文件还有存在机身之内，没有被中国方面缴获的可能，命令广州方面的陆军航空队冒着恶劣天气出击，猛烈轰炸上海号残骸，务必将其“毁尸灭迹”；第二，命令驻扎淡水（今惠阳市淡水镇）的第六十六步兵联队三个大队立即出发，前往上海号坠毁地域，寻找幸存人员。
淞沪战役的时候，权威的军事评价认为国民党军一个精锐师可以勉强抵挡日军一个联队的攻击，此时抗战已经到了第四年，中国军队战斗力消耗很大，出动一个联队对抗中国军队一个旅，显然是考虑到了独九旅强悍的战斗力。
轰炸的命令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然而，地面部队的行动并不容易。受到风暴影响，本来就遭到中国军队破坏的道路更加泥泞不堪。挣扎到12月5日晨，日军第六十六联队木村福造第一大队才进至狮朝洞高地附近，随即遭到独九旅预设伏击部队的攻击。木村大队因为地形不利，人员疲惫，伤亡惨重，依仗火力优势才渐渐稳住阵脚，但战至中午依然无法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第六十六联队联队长荒木胜利大佐派出增援部队。下午1时，太田机关枪中队也加入战局，中国军队显然无意与日军死拼，不再恋战，撤出阵地而去。
下午2时，日军到达上海号残骸附近，看到残骸已经被炸毁坏，附近可以收集到八具被中国军击毙的乘员尸体，以及三具飞机坠毁时死亡的人员尸体。
意外的是，日军士兵这时发现在飞机下方200米的草丛中，有人呼救！经过抢救，发现是多处负伤的日军第十五通讯联队军官宫原中尉。
因为中国军队还在周围不断冷枪反击，日军在上海号残骸附近不敢久留，3时30分即携带受伤的宫原中尉撤退回淡水。
栗林马上对宫原进行了询问。得到救护后的宫原中尉表示，他并不认识杉坂少佐，更不知道他的使命。飞机从台北起飞后不久，就在南海海面遭遇风暴，被迫向内陆上空躲避。因为对这一带航线不熟悉，驾驶员把飞机降得很低，大概是通过地面物辨别航线。
由于日军对华战争进展顺利，宫原等日军官兵对于在中国军队防区上方飞行并未感到有何不妥，宫原在飞机上闭目休息。
忽然，飞机急向左转，接着急速上升，驾驶员大喊“安全带注意”，宫原昏沉中依靠军人的直觉迅速扣好安全带。这时，飞机就猛烈地撞击地面了。接着，剧烈颠簸，几次弹起。他意识到飞机在迫降。
飞机终于停了下来。因为座位比较靠后，宫原只是左手和右腿擦破，左腿扭伤。但是向前看去，就发现飞机的前部已经完全撞毁，所幸没有爆炸。驾驶员和前座上一名新闻官员（大概就是《每日新闻》的田知花局长）当场死亡，另一名德国记者负了重伤，片刻后也一命归西。
这时，一个也已经负伤的军官一脚踢开舱门，跳到了机舱外面，宫原估计他就是杉坂少佐。他手里提着一个文件包，开始打燃打火机，试图将其烧毁。但是外面依然风雨很大，几次点燃都无法完成。最后他放弃了努力，开始招呼机上幸存的人员离开飞机。但是因为外面在下雨，又没有爆炸的危险，幸存者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军官带着他的一个同伴迅速离去，很快就消失在风雨中了。
宫原中尉认为杉坂的决断是正确的。因为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即遭到赶来的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军队喊话要幸存的日军投降，但宫原等持枪抵抗，双方的战斗随即开始。
这样一边倒的战斗结果很容易预料，日军多人战死，宫原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头部负伤，从飞机后面滚入了深草丛，伏在山崖下面。中国军队不久占领飞机，但没有仔细搜索。宫原在草丛中隐蔽了三天，无粮无药，直到日军增援部队赶到。
杉坂还活着！日军的希望之火又点燃了。
正在这时，特高课的又一份译电如同兜头冷水又浇了下来。5日晚，独九旅向重庆发电：
“……随后对坠机现场周围进行进一步搜查，在距离坠机地点1.2公里的地方发现一名日军军官。该军官用手枪和战刀进行抵抗，经喊话不从，将其击毙……”
日军接电大吃一惊。
这个被击毙的日军军官，无疑正是杉坂少佐。
这个时候，日军的整个情报系统都已经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隐藏在第七战区内部的日本间谍报告，独立第九旅报告中击毙的那名日军军官，身着少佐制服。
看来，杉坂少佐的死亡，已经可以证实了。
日军内部的看法，杉坂的死，应该和日军营救的仓促和部署不周有关。原因是按照脱险的宫原中尉叙述，中国军队破坏“上海号”后，2日即离开，只有少数士兵在飞机周围警戒，5日凌晨忽然增兵，在狮朝洞方向构筑工事，宫原可以清晰的听到中国军队使用镐头和铁锹的声音。事后判断，这正是后来伏击木村昌福大队的独九旅部队在布设潜伏阵地。同时，中国军队再次搜山，宫原忍住伤痛，伏在草丛中，最近的中国搜索兵离他只有十几步。只是因为草深林密，他才没有被发现。宫原此后被提升为大尉，参加了桂林战役、柳州撤退作战，日本投降时官至少佐，战后在航空自卫队任职，终因“上海号”事件的后遗症发作而死。
中国军队的再次出动，显然是因为前一天日军轰炸“上海号”残骸引发的。一架已经坠毁的己方飞机，还要加以猛烈轰炸，显然是要隐藏什么秘密。朝鲜战争中，美军对己方坠毁的F-86佩刀战斗机都要加以摧毁，是为了破坏F-86搭载的先进设备，避免技术情报流失。然而，“上海号”是一架民用DC-3运输机，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中国军队不是傻子，就算前面没有觉察，看到日军这个架势，也可以判断“上海号”必然携载着某种秘密或者必须灭口的重要人物。所以，中国军队再次搜山和预设埋伏，已经隐蔽了将近三天的杉坂无疑就是被再次搜山的中国军队发现击毙的。
面对这样的推论，栗林忠道只有苦笑，他怎么不明白轰炸会提醒中国军队，但是留下“上海号”的残骸太危险了啊！
6日拂晓，日军大本营再次催问情况。这时，离开战的时间只有两天了。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鉴于文件的丢失很可能造成奇袭的失效，为了避免执行奇袭的部队陷入对方预设伏击，建议推迟作战时间，至少改到12月10日。
当时，酒井隆的第23军部队在香港新界以北已经进入阵地，泰国边境的日军正在开始拆除伪装网，两个师团的精锐部队在马来西亚以北海上的运输船上，联合舰队的主力正快速接近珍珠港……假如把这一部已经开始全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停下来，就如同在雨后的陡坡上想刹住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不被敌方发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最无法接受推迟行动的应该是联合舰队的山本五十六，因为他的夏威夷奇袭选择的就是星期天早晨美军猝不及防的麻痹时刻，要等待整整一周才会出现同样的机会。把六艘航空母舰、两艘战列舰的庞大舰队在北太平洋上隐蔽一个星期？！美军又不是瞎子，难道海面上可以挖掩体的吗？
寺内寿一也算是日军中的一代名将，这次却纯粹地出了一招臭棋。他也没办法，准时开战，假如美英已经得到了日军作战计划而严阵以待，结果又将如何？
这时，栗林忠道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确信中国人没有得到文件，请准时开战，祝武运长久。
日军第23军部队，这是其攻占香港后举行入城式。
栗林的结论是有他可靠的逻辑的。他知道杉坂这样忠实的武士道军人，只要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自己的职责，而从飞机坠毁的一刻，他的责任就是保护日军的机密不得泄漏。到12月5日杉坂才被击毙，有三天的时间，足够他处理掉这些文件了。从间谍的情报来看，中国方面提到击毙杉坂时缴获十四式手枪一支。假如缴获到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手枪这样的战果根本不值得在电报里一提。在狮朝洞作战的中国军队虽然勇敢，却没有和日军硬拼的意思，明摆着是“捞一把就走”，这都不符合情报已经落人中国军手中的逻辑……
栗林以一个老牌军人的直觉和逻辑，向大本营保证文件没有泄漏。
接到栗林的电报，加上推迟作战开始时间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大本营决定一切开战部署照计划进行。
然而，假如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即便十个栗林忠道切腹自杀，也是无法挽回损失的。
所以，发出这份电报以后，栗林手拄军刀，一天不食不动，大概心情也是紧张到了极点。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栗林不食不动到了一天的时候，6日夜9时，日军驻淡水守备部队荒木支队报告，在城北门接到了一名负伤的日军幸存者。经过鉴别，他正是杉坂少佐的助手，日本陆军二十五军司令部副官久野虎平。
对久野的询问立即开始。久野虽然负伤而且虚弱，神志却十分清醒，他叙述了飞机遇难的过程——
指挥搜救“上海号”的日军将领栗林忠道
“当天下午因为风暴影响，飞机向内陆飞行，驾驶员降低寻找地标，突然发现前方空场上有中国兵队在活动，并对飞机射击，驾驶员急左转上升脱离，上升到500米高度，忽见前方出现一座高山（狮朝洞高地），飞机躲避不及，撞及山腰迫降，前方乘员多即死……”
“杉坂少佐焚毁文件不成，遂与我离开飞机，试图寻找山下友军。2日晨即将下山时，发现附近有中国军队在活动，于是折回高地隐蔽。两天后因没有食物，我二人决计向另一方向突出。走到中途，听到飞机坠毁方向传来枪声，知有友军来援，于是赶来会合。但因为道路险峻，无法接近，熬到下午，中国搜索兵出现，将我击伤，杉坂少佐逃走，我二人分开。晚上不见中国兵踪影，乃挣扎到此地……”
文件呢？
“我们离开飞机，随即将所有机密文件撕成碎片，埋在了几十处地点，无法复原了。”
至此，所有日军参与人员终于都舒了一口气。此时，距珍珠港打响，已经不到24个小时……
我想，如果独九旅的弟兄们知道这几天他们给日军造成了多大的麻烦，又失去了多么重要的一次机会，将会是怎样的扼腕痛惜呢。
说起来，第七战区的部队在抗战中运气相当不错。同年，原日本海军大臣，前往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大角岑生大将的飞机在珠海黄杨山遭中国军队攻击坠落，大角大将毙命中国。1943年，汪伪海军部次长萨福畴中将的座舰在珠江中被击沉，本人被俘虏后处决。
想想这些，觉得独九旅失去这次机会也挺符合概率的。毕竟，运气不是次次都撞在面门上……
狼入太行 ——日寇“特别挺进杀入队”真容
一
新华社记者云杉在《追我魂魄》一文中，提到1942年日军在太行山区突袭八路军总部之战中，曾经使用了一支化装成八路军，专门以我军指挥机关为目标的特殊部队。
这支叫做“特别挺进杀入队”的日军特种部队，成员衣着、武器完全模仿八路军，活动于根据地腹地，以奔袭八路军指挥中枢、狙杀八路军高级军官、搜集情报和破坏为主要任务。在《刘伯承与一九四二年反扫荡》一文中，中国方面是这样记述这支日军的：“每人印发了八路军首脑的照片、简历和我兵力部署图、假印信、假路条。并对整个行动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身着便衣，面涂褐色，伪装成我党政军工作人员，自带数日粮秣和雨衣行囊，甚至脚穿草鞋，背大背包，不走大路，不生火做饭，不宿村庄住店，或分散潜伏于大道两侧之麦地、窑洞、山谷内窃听我电话，或捕我单个人员，或用小型电台侦察报告我军动向……行进途中得知邓小平在太岳，又在‘邓小平’的照片下特地注明‘在太岳’三个字。后来刘伯承得知此事后，认为日军情报之准确之细致值得八路军借鉴。”
化装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进队”
几十年后，这支日军的真实面目随着《八路に扮した益子挺进队》（装扮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进队）这份日文资料的公开，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上图为化装成八路军的“益子挺身队”照片，从左向右分别是中队长益子重雄、第二小队小队长猪股、第一小队长佐佐木。说明提到佐佐木和第三小队小队长大和屋在作战中阵亡。
且让我们随着这份日文资料，用复述加评注的方式，一起来看一看所谓“特别挺进杀入队”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吧。
《八路に扮した益子挺进队》一文，是日本战争回忆文集《山西侵攻》中的一篇，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绍，第二部分说明所谓“特别挺进杀入队”的编成，第三部分则是它的作战情况。
关于背景方面的介绍，内容是这样的：1942年5月，日军第一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扫荡，称为“晋冀豫边区作战”，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在山西东南部的八路军根据地。然而，此前的作战中，八路军总能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坚壁清野，迅速将主力跳出圈外，使日军无处发力，八路军反而在扫荡中越扫越壮大。针对这种情况，日军第一军要求各部队采取更为灵活的战法，力争一举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在这种要求之下，扫荡的主力日军第三十六师团遂制定方案，以一部化装成八路军深入根据地展开特种作战。
关于这个背景，个人认为还可作些补充。所谓日军的“晋冀豫边区作战”，即冈村宁次所作“C号计划”，计划在1942年5月15日至7月20日间，对华北八路军太行、太岳两区进行扫荡，出动兵力为两个师团（三十六、四十一）主力，一个师团一部（一〇一），另四个独立混成旅团（第一、三、四、八）。由此可见，此战日军并不仅限于攻击八路军总部，这是一次与4月的冀南扫荡、5月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相呼应的大规模进攻，目的在于全部占领太行根据地，消灭在此地活动的八路军主力（主要是一二九师刘伯承部），通过这三次扫荡将八路军赶出华北。
整个战斗，从5月15日开始，日军首先进攻太岳军区，太岳军区主力三八六旅果断跳出日军包围，使日军扑空。但日军对此早有准备，并没有穷追不舍，而是利用太岳主力转移，太行区较为孤立的机会，全军于19日掉头，四面围击以涉县、偏关（有误，偏关在晋西北）、辽县（今左权县）为中心的太行区。由于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都在这个地域，有大量非战斗人员和后方机关而警戒力量不足，在这次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部队和机关遭到了较为严重的损失。
日军的“特别挺进杀入队”，就是在这次作战中登场的。
所谓“特别挺进杀入队”，实际由日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特别关照第三十六师团组建，下辖两个分队，分别是来自第二二三联队的“益子挺进队”和第二二四联队的“大川挺进队”。
二
让我们看看日文资料中对这支部队的描述吧。
总部突围战斗中的八路军被俘人员。这些人员后来多被日军杀害，包括曾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与薄一波齐名的张永清。张永清当时任华北局秘书长，因体弱未能突围被俘，不久被日军杀害。日文资料中还有被日军掘墓拍摄的左权参谋长牺牲后照片，不忍暴露忠骸，此处不再引用。
在《八路に扮た益子挺进队》一文中，对“益子挺进队”是这样描述，这支部队由益子重雄中尉指挥，前身即益子重雄所部第三中队，经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全军着八路军军服，所部含军官4名，士兵102名，另附雨宫宪兵曹长指挥的汉奸特务工作队员18人，共计124人，携带从无线电收发报机到重机枪等各种装备，在主力发起攻击前三天，即5月21日，即潜入辽县八路军根据地开始活动。
其实，这个日期是有点问题的。日军第一军在22日已经完成对太行区中心地区的包围，22日夜下达了开始C计划第二期，发动总攻的命令。
从“益子挺进队”的编成，可以判断“大川挺进队”的人数也在150人左右，但两支部队的任务不同，益子部队的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大川挺进队的目标是一二九师师部。
《八路に扮した益子挺进队》一文，没有关于“大川挺进队”的作战记载，只记录了“益子挺进队”的作战，大致如下：
5月21日，从辽县出发后，向南南东（军事术语，东南偏南方向）方向前进，距县城10公里处绕过八路军警戒部队的阵地。
5月22日，发生小规模战斗，占据附近标高2,100米的制高点。这时，八路军已经发现日军的攻击，正在频繁更换驻地。益子挺进队根据无线电指示，不断调整方向。午夜，袭击据称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五军寺（原文如此，实际为“武军寺，”），但一无所获，八路军指挥部踪影不见。
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军寺
“益子挺进队”在萨拉齐山战斗的照片，怀疑为23日的战斗中摄影。
5月23日，在辽县东南25公里处萨拉齐山，被两千余中国军队包围，包括白刃战的激烈战斗持续终日。直到入夜，该路日军才利用夜色的掩护突围成功。
继续向东，在郭家峪发现八路军的转移部队，正是该部寻找的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分三个纵队突围，其中彭德怀和左权的第一纵队从南向北试图突围，正走向益子挺进队的方向。
5月24日，经过整天激战，日军记载当时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在此战中负伤，殿后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战死，八路军未能携带左权将军的遗体突围。中方记载日军此战炮火猛烈并有空军轰炸，而该文中进攻郭家峪的日军仅仅提及“益子挺进队”的百余人。
5月25日，该队日军继续向东，在天文村附近扫荡，造成中国方面较大损失。
这段纪录，结合中方材料和日方其他部队的作战资料，可看到其中内容有些可信，有些则不尽属实。实战中这支日军的作用与描述颇有出入。
这是因为八路军对日军拥有这样一支特种部队早有警惕，因此其奇袭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好。早在5月3日，八路军就得到情报：“日伪特务机关已将刺探到的总部和一二九师领导人的照片、履历资料汇集成册，下发‘挺进队’和特工人员。”情报之详细，甚至提到了前面所说日军知道“邓小平在太岳”。这也是八路军第一次注意到这支“穿八路军军装的日军”。刘伯承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各敌工站加紧收集相关情报，并再次电告太岳军区注意赴太岳检查指导工作的邓小平的安全。根据地内部，对敌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其间，日本特务曾经化装到小曲峧“帮助土改”，结果被当地群众识破。这一结果还直接导致此后经小曲峧突袭一二九师师部的“大川挺进队”提前曝光。
否则，刘伯承的总部，就危险了。
三
益子重雄的部队在5月22日夜向武军寺（日文中为五军寺）的八路军总部部分机关发动奇袭，结果扑空。事实上，早在这一天早上，他们的行踪在桐峪西北老林圪洞附近已经被民兵发现，八路军总部并得到这样详细的报告：“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一百人，后去向不明。”可见，这路日军刚一出动，身份就已经暴露，根本就没人把他们当作八路军。彭、左综合判断情报，随后决定总部开始转移。这份报告成为八路军总部决定迅速转移的有力依据之一。
另一路日军大川桃吉部，冒充八路军新六旅一部试图袭击一二九师在会里村的师部。这支敌军化妆较像，竟然在当地农会帮助下于22日渡过漳河，并在岸边的宋家庄与八路军部队同村吃饭，接着就骑自行车奔袭会里。应该说日军的情报还是比较准确的，动作也很迅捷。不过，当时日军判断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是一二九师总部。这个错误的信息使大川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因为他的任务是突袭一二九师师部，怕自己贸然攻击会里打错目标。结果，刘伯承恰好在此时组织一二九师师部撤离。等大川确认了情报赶到，一二九师总部已经撤离几个小时了。刘伯承和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是晚上9点离开会里的，大川是11点赶到！
接着，日军总部根据一二九师电台信号，通知大川挺进队继续向王堡追击一二九师师部。
如果被这支日军缠上，刘伯承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因为他的身边带有大量的后勤机关和非战斗人员。正在这时，第五军分区司令皮定钧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了刘伯承这支奇特敌军的动向：“小曲峧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百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这份情报实际上是小曲峧民兵22日就发出的，但因为情报转手，耽误了时间，23日才送到刘伯承手中。
如果大川第一次突击更快一些，开玩笑说，这份情报够皮定钧司令上军事法庭了。不过，这足够刘伯承当心这个敌手的第二次打击。一二九师师部当即第二次转移，大川扑了空，得知刘已进山，感到追不上，只好转向偏关会合日军主力去了。
这路日军可说无功而返。
四
益子重雄部队随后的动向记录颇有些混乱，乍一看似乎该部队神勇无比，竟有百人打垮了八路军总部的印象。但如果明了日军写这类文章的习惯，就有很多文字游戏可以看出来。
比如23日和“两千名”中国军队的战斗。这个“两千”肯定是虚数，因为当时八路军总部身边只有欧致富的特务团和七二九团，且要用于阻击日军主力的攻击，在后方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的兵力。日军和八路军的战斗，搞不清对方有多少人的时候，常常用“两千”、“三千”、“数千”的虚数，反正，也不能一一去数。
至于益子重雄部队攻击郭家峪，其实和胡宗南进延安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八路军总部早已撤离。八路军总部撤离的原因当然不是怕了这支只有轻武器的特种部队，而是遭到日军的四面合围——第三十六师团在西、南，第一、三、四、八混成旅团在东、北，总兵力日军2.5万人，已经压迫到总部周围二十公里左右。八路军选择向东北方向的十字岭突围，是因为那里是无人山区，而且接近日军第三、第四混成旅团的接合部，容易出现缝隙。突围开始后郭家峪已经没有八路军，不要说一百多日军，就是十个，也可以冲进去。八路军总部突围真正的激战，是在十字岭（阻击线在南艾铺），左权将军也是牺牲在那里。
战斗结束后即将解散的“益子挺进队”。不过照片上数来数去只有79个人，还有45个哪儿去了？
日军这类掩饰损失、夸大战果的文字游戏，在其文献中比比皆是。以此文而论，最后有一段伤亡数字的说明，提到益子挺进队经过十天激战，只有两人轻伤，就是荒唐得可以的一例。在此文前面照片的介绍中，提到益子重雄所部三个小队的小队长阵亡了两个，最后却又说整个部队的损失不过轻伤二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文中提到该部23日被八路军包围，包括白刃战的激战终日。“两千八路”估计是夸张，彭总身边没有这样多的部队可用，但这样的“白刃战”战斗打了一天居然只“轻伤二人”，就是牛皮吹得太大了。
这种写法，在日本的文献中屡屡可见，原因何在？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前面是回忆，后面呢？是直接抄日军当时军报上的数字。
为了鼓舞士气，迷惑敌人，日本的军报一向以不准著称。美国海军名将哈尔西就发过这样的电报：“被日军全部击沉的第三舰队，现正全速向着敌军撤退”——就是讽刺日军军报的夸张。其实，这样的经历，之前一年多哈尔西在西南太平洋就有过一次了，那次日军的军报击沉美军舰艇的数字，干脆是把哈尔西属下所有的舰艇都拿来抵账还不够。至于隐瞒损失，更是日军的惯技。塞班之战，美军曾惊讶日军损失之少，打到最后才发现日军是把阵亡人员的尸体都扛回去不报，将尸体在后方堆成了垛子。可惜，日军打到后来连汽油都没了，无法焚尸灭迹，这一招终于被美军识破。
但水分榨干之后，这支“特别挺进杀入队”的凶恶之处，也就暴露出来了。
五
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实录》，“益子挺进队”真正给八路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它首先发现了撤到郭家峪的八路军总部，并将这一情报报告给在潞芳指挥作战的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这直接导致了日军调整部署对八路军总部采取全线围击。
当时，八路军总部面临和一二九师师部同样的困境，但应对上出现了一些纰漏。这主要是前一阶段八路军总部在集中精力应付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对自身安全考虑不足；前几次八路军总部遭到突袭，最终无恙的原因是一二九师主力在周边活动，以重大代价保卫了总部。这一次一二九师师部同时遭到攻击，自顾不暇。此外，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对突围拖累甚大，23日彭德怀下令总部撤退，全军要到24日晚上才能起身，而且行动迟缓。在益子挺进队的准确情报帮助下，日军在十字岭截住了撤退中的彭德怀纵队猛烈围攻并以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反复轰炸，本来以为可以寻隙觅缝的八路军却钻进了日军的伏击圈。尽管总部经过激战最终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因此遭受极大损失，左权将军就是在此战中殉国的。
此战后，八路军即以此为教训，对后勤和非战斗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
从日方的描述看，日军对特种部队的使用，还不算很到位。这种部队，是匕首，是狡狐，一击即退，而不在硬拼。看到日军津津乐道“益子挺进队”和两千对手血战一天，就可以理解二战中日军特种部队为何没有多少建树了——日军还是习惯像蛮牛一样的打法，并不懂得特种部队该怎么打仗。“益子挺进队”的情报导致八路军总部在突围中陷入苦战，本来是这支部队此战的亮点，日军却因为这不能展现有多少自己的具体战果而没有重视。
左权将军与妻女，也是左权这个军容严整的将军留下唯一带笑的照片。
“益子挺进队”到底有多大损失，至今不得而知。不过，从残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所题名叫佐佐木的军官阵亡于则界村，根据《中国山西省地理图册》，山西有两个则界村，一个在陵川，另一个在涉县，正是麻田的附近。而益子重雄战后回忆，他在中国的战场上，共计损失了173名部下，其中87人算是“白骨凯旋”，还有86人的骨头，都扔在了中国。他在中国担任军事主官的最高位置，就是二二三联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和“益子挺进队”的队长了（此后担任军事幕僚，不再直接指挥部队）。这173名部下，其中有多少属于“益子挺进队”，我们只能猜测了。
最后提一下，“益子挺进队”还将左权将军的死归入自己的战绩。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战斗中，左权将军的遗体是三名党校学生仓促下葬的。因此，在此后的电文中左权牺牲的消息泄密，导致日军专门返回战场进行发掘并拍照炫耀战果。此后中方重新迁葬。左权将军遗体上的创伤显示他死于近距离炮弹的爆炸，而“益子挺进队”因为化装奔袭，最重型的武器是机枪，他们的记录，也表示“左权将军”死于其用轻武器的突袭。
核对双方记录，这个说法倒不是纯粹的争功谎言。八路军方面，也记载这支日军化装成八路军和老百姓，绕过八路军欧致富团和七二九团的阻击线，在十字岭和南艾铺之间突然向八路军发起攻击，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不过，所谓的“左权将军”，肯定不是左权本人，因为左权此时已经在十字岭上，冲过了日军的两道封锁线，并在第三道封锁线处牺牲。
个人认为，这个“左权将军”，可能是朝鲜独立同盟主席金白渊，他也在此战中牺牲。朝鲜方面后来的回忆说他“突然遭到敌人特务的射击而死”。很可能是“益子挺进队”看到他使用短枪，并带有警卫员，因此认为金是重要干部。日军发现左权死于此役是根据截获八路军电报了解到的，并不知道他牺牲的经过，所以金白渊被认为是左权也就不奇怪了。
无疑，和“益子挺进队”、“大川挺进队”的战斗，让八路军积累了和日军特种部队进行战斗的经验。此后，双方的斗智斗勇，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
亮剑冀东 ——敢打一联队关东军的八路
在八路军的序列中，冀东军分区和它的司令员李运昌将军，只是璀璨众星中的一颗。但是，即便在敌军的材料中，对这一支八路，也有不少精彩的记录。
一
日军的汽车队出现了，头车的驾驶棚顶上架着两挺歪把子机枪。车厢里满载着荷枪实弹穿着黄色粗呢面皮大衣戴着皮帽的日本士兵，满载士兵的卡车竟有几十辆……日军的卡车开得很慢，先头车似乎在谨慎地做搜索前进。随风传来日军士兵的歌声：“朝霞之下任遥望，起伏无比几山河。吾人精锐军威壮，盟邦众庶皆康宁，满载光荣啊，关东军。”
懂些日语的赵刚脸色骤变，轻声道：“这是关东军军歌。老李，情况有变，这不是日本驻山西的部队，是刚调进关的关东军。”
——摘自《亮剑》之第三章：野狼峪之战
能让赵刚这样的老八路变色，关东军的战斗力之强悍名不虚传。在日本陆军各部队中，公认最不能打的是大阪第四师团，最能打的，就要算关东军了。硫磺岛一战，补充到栗林忠道部下的关东军老兵让美国海军陆战队谈虎色变。在《亮剑》一书中，李云龙独立团在野狼峪伏击战力拼关东军两个中队，神鬼皆惊。
《亮剑》是文学作品，真实的战场上，是否发生过八路军和关东军的殊死血战呢？因为关东军主要驻防东北，八路军则活跃于华北，这样的机会不太容易找。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不但有，而且规模远远大于野狼峪之战。在大宅壮一监修的《兵队陆军史》一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次战斗——马家峪伏击战。这本书是番町书房出版，1969年4月14日第一次印刷，因为保留了大量原始历史资料而弥足珍贵。比如，平型关战役中记录日军“大行李”遭到袭击，这“大行李”究竟是什么，一度颇有争议，甚至有人认为这指的是日军携带的物资。该书中对此有明确的定义，说明“大行李”是日军区别于专门辎重部队，在联队内设置的独立后勤作战单位，并有专门的照片，介绍在太行山地活动的日军“大行李”部队。这一点，对于确定平型关战役的战果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讨论日军训练水平的例子，书中专门用了一节叙述马家峪之战。这次战斗中关东军和《亮剑》一样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不过，被伏击的关东军不仅仅两个中队，而是作战兵员两千多名的整整一个联队。在日军“春兵团”，即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作战记录中曾经提到这次战斗，书中对此则有更充分的描写。很遗憾，除了日军自己分析可能是遭遇了八路军李运昌部以外，在中文资料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材料。因此，关于这支和关东军大打出手的八路军部队，至今无法确定它的番号。
大宅壮一这部书中提到马家峪之战，是以此战为例说明针对八路军独特的作战方式，日军训练也需要相应的调整，单纯的正规操典式作战在八路军面前即便是关东军这样的精锐，也难免吃到苦头。
马家峪，是个常见的地名，华北地区至少有三个马家峪，而且非常巧，·个个都和八路有些关系。第一个马家峪在今山西黎阳境内，1938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徐向前部为配合徐州会战从这里出击，发动响堂铺之战，歼灭日军辎重部队四百余人；第二个马家峪在山东费县，一度是一一五师聂荣臻司令部驻地；关东军遭遇八路伏击的这第三个马家峪，地点在河北省抚宁县，时间是1944年4月中旬。
战斗的开始毫无悬念，几乎和所有八路军作战的老套路一样。日军发现一支人数不多的八路（此书中记载约三百人，春兵团作战记录中，提到约一百人）在自己辖区招摇过市，自然是立即出击，试图一举围歼。八路掉过头来就跑，一来二去皇军抬头一看，嗯，怎么四面全是山了？
这种战术八路军已经玩得熟练已极，这样的小股八路多为地方武装，目的就是钓鱼，把日本兵钓进包围圈让主力部队收拾，人称狼诱子。
问题是这次狼诱子的队长好像有点儿缺心眼——这次钓狼可钓得太狠了，居然钓出了整整一个联队的日本兵。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主力几次预谋作战，也不过目的在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而已。一个联队的鬼子对上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军都能打，何况号称帝国精锐的关东军！
这狼诱子可就有点儿玩大了。
二
日军干吗出动一个联队攻击只有三百人的“狼诱子”呢？
原因很简单，这支八路军部队跑出了圈。
八路军部队在华北最为活跃。到1944年，华北的日军因为兵力不足，给养困难，已经捉襟见肘，被土八路打下个县城的事情屡见不鲜。各地驻防部队多处于被围困状态，再无复五一扫荡时候的威风，这大概也是八路军放出狼诱子找肉吃的原因。要换大扫荡的艰难时期，土八路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存，大概不会这么积极的没事找事。
关东军士兵照片。这样精良的装备固然战斗力強，但也会引发八路军的好胃口。
经过长期的对峙，华北的鬼子对八路军也有了自己的打法。往据点里一缩，机动部队傍公路，在八路军的兵工厂琢磨出用迫击炮打平射的技术之前，没有重武器的八路还真不容易把个深沟高垒的炮楼怎么样。
这样一来狼诱子就不容易出成果了。这位狼诱子的队长大概是好大喜功，出河北他奔了热河。
热河，当时属于伪满洲国，那里的情况和河北大大的不相同。日军在伪满已经经营了13年，在长期高压与利诱相结合的政策之下，抗日联军等抵抗力量损失惨重，无论国军还是共军，对这里的渗透都很困难。七七事变以后，关内曾经多次试图通过热河与抗日联军联系，都未能成功，成为抗联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忽然发现一支好几百人的中国军队，日军指挥官肯定是觉得立功的时候到了。这个联队多年驻屯东北，要知道抗联的编制里面，几百人的部队，可以编一个军了。当然也可能是关东军多日没打仗憋得慌，想干脆把部队拉出来当训练了，才玩出这样一出猫捉老鼠的游戏来。想想当时发生过三十个日本兵追国民党一个师的热闹，这三百八路的面子够大的。
这明显是关内关外鬼子思维的不同了。华北的日军遇到几百八路属于司空见惯，哪儿会这么新鲜呢？不但日军，伪军也是这样。南朝鲜名将白善烨当时就是伪军，到了华北惊呼掉进了中国军队的海洋，差点儿淹死。幸好白将军的部队比较聪明，和八路达成了协议规规矩矩的，于是坐井观天直到战争结束。
写到这儿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也许这支八路军部队开始并不是狼诱子，而是冀热辽军区派去热河开辟根据地的。总不成这冀热辽后面俩字都是摆设吧？大概八路到了关外也水土不服站不住脚——这儿的鬼子怎么这么阔气啊？的确，日本本土都饿死人的时候，关东军在东北还有牛肉吃呢，确实牛气。这时候的华北，鬼子可是军服破了都没人补。
再让一个联队的鬼子一追，这架势反正根据地是打不开了，干脆改行钓狼吧。
“狼诱子”钓上来一个联队的关东军，对八路军的指挥员无疑是一个严峻的心理考验。要知道当年“狼诱子”也曾经钓来过大鱼，阿部规秀中将就是狼诱子钓上来的。但那时阿部身边可没有一个联队，不然也不会轮到杨成武那几门炮发威。估计看到进了包围圈的鬼子，八路军的指挥官也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部分我演绎的比较多一些，《兵队的陆军史》没有这么多分析，它写得很简单——“两千名关东军士兵，紧紧追击这三百名中共军（日军对八路的统称），直入河北省境内。中共军作战素来顽强，这样快速的退却很不正常。但由于对中共战术的不熟悉，关东军自信满满地认为对方是无能的败退，率军一路直追，一直到马家峪的凹形山地，敌军却不见了踪影。此时的关东军都已经疲劳，于是联队长下令就地宿营休息。”
其实，只要和当地的日军取得联系，大概也可以得到点儿警告——这地方四面都是山，这不是马家峪，这是饺子锅啊。
问题是打惯了胜仗的关东军哪儿想到自己会被包围呢？书中分析，关东军的思路也有道理，那就是他们的思维习惯，想不到会遇到千人以上的敌军。也对，见到几百个八路都觉得新鲜，他怎能想到华北这地方遍地八路呢？
于是关东军就在饺子锅里宿营了。
八路军也一直没动手。
我想八路没动手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可能是等待最佳的动手时机，一个大概也是有点儿懵一两千多真鬼子啊！想想整个昌（黎）卢（龙）抚（宁）边区八路军才有多少正规部队？吃得下吗？
这时候关东军又出新鲜的了。
关东军可是日军正规化军事教育的典范，一声令下休息，按照操典除了派出的哨兵、做饭的炊事兵，所有部队一个班一组在路边把枪架起来，齐刷刷坐下等待开饭。远远看去，轻机枪、掷弹筒摆成一条漂亮的直线，官兵们坐成了棋盘格，军容严肃而整齐。
但这一溜架起来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掷弹筒，看在缺枪少弹的八路眼里，那就不是“整齐的军容”，而是咬一口流油的大肥肉了。如果说刚才八路军的指挥官（按照日军说法大概是晋察冀军区十三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还有一丝犹豫，那现在肯定不会再有其他想法——有其他想法上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下对不起弟兄对不起校长——忘了说，李运昌和林彪一样，都是黄埔四期的。
于是，就在日本兵刚要开饭的时候，下雨了。
下的是弹雨。
凹地四面八方山上八路军伏兵的攻击开始了。
八路军猛烈的射击，顿时覆盖了关东军整齐的队伍。
三
李运昌犹豫（假如敌军刚到时没有投入攻击不是预谋的话），大概因为他考虑到这一枪打出去只怕结果是鱼死网破。从种种情况判断，八路军虽然是预设伏兵，但它的兵力并不充裕。
马家峪之战，到底有多少八路军参战至今是个谜。马家峪有八路军的烈士墓，假如能够到那里考察一下参战八路军部队的番号，那将对此战的考证提供极好的证据。
日军的说法，围攻的八路军共计“三千余人”，这肯定是被打昏了头。从伏兵出色的隐蔽、强悍的攻击来看，这肯定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而不是地方民兵。要是地方的“土八路”看见鬼子不管不顾就是一顿枪，关东军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这个地区的八路军主力是李运昌部，到1945年出关东北，也不过八个团，这还是经过好一阵扩编整顿以后的兵力。1944年的冀热辽军区，主力部队最多能凑出四个小团来。动不动出三四千人围攻关东军一个联队，那李运昌不用三回就会把主力打光，还怎么在这块地方混呢？
何况日军也没法一个一个数八路，这数字只能说是日军为了面子“夸大匪势”。
从此战前后的情况分析，八路军这次埋伏，本来的企图并不太高，抚宁一带是冀热辽根据地的腹地，换句话说八路去热河是到鬼子的后方折腾，鬼子到马家峪，也是进了八路的地盘寻衅，不教训一下说不过去。当地驻守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以中队为单位，除了留守的他想可能日军尾随追击的也就大半个中队，这也是这一带双方比较常见的战斗规模。恐怕李运昌想不到要面对一个联队装备精良的关东军。
要是这样，八路军的伏兵正规军可能在一个团左右，加些地方部队。总兵力是日军的五六倍，打个伏击比较靠谱。以当时的武器装备差别之大，这个配置八路的兵力并不太多。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八路的总人数还少于日军，真面对面的打，恐怕就要吃亏了。您说八路不是情报灵通吗？别忘了关东军是热河鬼子，李运昌本事再大恐怕情报系统还发展不到“满洲国”去。要是本地的独混第八旅团，大概也就不会出这种失误了。
八路兵力不足，一方面可以从此战中八路军的火力得到证明。另外，如果李运昌手里真有三千多人，大概一交手就冲出去肉搏了，将近两个对一个，加上八路拼刺先开枪的怪招，全歼关东军一个联队的可能性都有。没马上冲出来肯定是实力悬殊。
既然实力悬殊，要照正常情况，大概八路也就偃旗息鼓，悄悄地撤了，没便宜的买卖八路一向不大做的。可鬼子玩出这个野地大阅兵、架枪等开饭的怪招，那就是勾馋虫了——这也要怪日军不知变通。这军容整齐的确很体现部队的水准，但荒山野岭的你搞这么正规给谁看呢？
所以八路军一咬牙，送上门来的肉怎能不吃，就打了……
真打起来的结果让人大开眼界。抗战时期日军打防御战的战斗力之顽强有目共睹，关家垴一二九师十倍精兵恶斗冈崎大队打到彭刘两帅拍桌子，现在以寡敌众打一个联队，结果如何呢？
整个的一面倒。《兵队的陆军史》记载，此战日军遭到袭击后，几乎当场就垮了下来，先是被八路有数的几挺机枪扫倒一片，接着建制就乱了，“完全陷入中共军的围攻之中，在中共军的弹雨之下，唯一可做的就是伏在凹地上挨打”。大多数日军士兵根本不能反击，只是仗着训练有素，迅速自行在山地寻觅隐蔽的地方躲避八路军凶猛的射击。
日军并非没有组织反击，但这回关东军可没有野狼峪那么威风，几次攻击都被八路军轻易打了回来。
轻易就给打回来？八路军又不是超人，怎么有这样大的本事？难道关东军是银样蜡枪头？这并不是关东军的战斗力不足，而是因为两个特殊原因。
第一，关东军对当地地理不熟，根本没有找对适合突击的要点。这一带平原山地间杂，山区属于太行燕山余脉，地势险峻，当地称为“砬子”的陡壁比比皆是，路都找不到，谈何突击呢？第二，日军部队能拿到枪的太少了，大多数人的枪还在一边架着呢。那里是八路军重点的打击目标，为了拿枪被打倒的日军遍地皆是。
此战，日军统计阵亡84人，含5名军官，负伤114人，含1名军官（日军称为“将校”，我认为还是翻译成“军官”为好），而八路连一具尸体都没留下，就是因为关东军被打得实在太窝囊。
万般无奈之下，日军联队长只能用无线电明码呼叫附近日军前来救援。
这一节的文字，日本作者写得光芒四射的，就是救援了。原来，日军在马家峪附近有一个据点，驻守了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一个小队，24名士兵。接到求援电报，这一个小队的日军不顾敌众我寡，立即“默默地”收拾出发，向日军被围处发动了敢死队式的冲锋，终于将八路军的阵地撕开了一个缺口，将被围的关东军抢救出来。“二十四个人救了两千关东军”，日本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原因是这些独混第八旅团的日军士兵是和八路军多年交手的“百战精兵”，“自然淘汰”的超级战士。作者的意图就是想说，和八路军这样的部队作战，必须采用久经训练的精兵，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士兵，才能够事半功倍。
表面上看这结果的确让人瞠目结舌，其实仔细想想却也自然，这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不过是恰好捡到了大红包。
发红包的应该是李运昌。实际上八路军的计划不可能是全歼那一个联队的关东军，毕竟兵力对比在那儿。李运昌牙好、胃口好、身体好（95岁还能当黄埔同学会会长），但还没好到这个地步。前面说了，他的兵力不足，否则早就冲锋肉搏了，有多少人干多少事，能够从日军身上咬下一大块肉来，李运昌应该知足。日军虽然损失惨重，但那是措手不及被打懵了。日军虽然突不出来，但死了这么多人，也开始渐渐稳住阵脚，被打倒的虽然不少，抢到枪的已经越来越多，这个仗继续打下去要变成啃骨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八路军的装备水平不适合久战，最要命的就是子弹不足，八路打完仗有个习惯就是到处捡子弹壳——好让兵工厂重新装药翻造啊。就算是主力部队一个人能有二十发子弹就是豪富，像这样大规模的伏击战，再打下去李运昌就只能靠扔砖头解决战斗了。
没办法，这就是国力水平的差别。
于是，日军这一个小队的援军一打上来（李运昌也不可能知道他只有一个小队），八路军就顺水推舟地放开了一个口子，让日军往外跑。围三缺一是我国古代兵法之一，李运昌在黄埔军校肯定学过。
所谓李运昌有意“围三缺一”，会不会是作者的臆断呢？恐怕不是，事实上前面的战斗经过，在“春兵团”作战纪录中都有类似的记录。但《兵队的陆军史》里面，关于马家峪之战，还有“春兵团”作战记录中没有记载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才揭示了这次战斗真正的结局。
那个小队的日军，在救援以后发出了兔死狐悲的感慨——“关东军啊，太绝情了。”
四
独混第八旅团骂关东军绝情，倒不是关东军对他们干了什么。
说关东军绝情，是因为关东军这次阵亡士兵的尸体都没有抢出来，只来得及把每具尸体的小手指砍下带出来。84名阵亡的日军，就带出来84根手指头。
日军在作战中，对战死者的遗体收容十分重视。这一点对各国军队来说都很重要，想想战死后尸体被丢弃在那儿慢慢腐烂，再勇敢的士兵也会心中忐忑。抗战中，九江之战张发奎几天就败下阵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区仓促应战，没有安排好伤兵和阵亡人员的处理。士兵在战壕里看到身边战友被打死没人管，负伤了只能慢慢死去，导致士气一落千丈，这个仗能打好才怪。
日军重视收集士兵遗体，还有一个独特的原因。据说喜峰口赵登禹部大刀队有一个发现，那就是日军不怕战死，但怕砍脑袋。理由是日军信佛的多，认为砍了脑袋灵魂无法升天。从日本人切腹自杀要用介错砍头来看，这种说法未必准确，很可能是大刀队为了鼓舞士气搞的宣传。但日本军队中封建迷信比较流行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日军战死后多火葬，并有相当隆重的祭祀仪式。
可是战场上往往形势瞬息万变，也有来不及带整个尸体下来的情况，这时候日军也有权变之法。参加衡阳会战的日军对此曾有记录。
此战方先觉第十军守衡阳42天，虽然最终失利，但日军也只是惨胜，伤亡极大，只是抱着“各地战场纷纷失利，打通大陆交通线是帝国唯一希望”的信念，才拼将下来。说豫湘桂大会战一般的看法总是讲国民党大溃败，其实大溃败的原因也并不全是国民党腐败无能，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此战日军心态不同。要知道前面中日两军的作战，无论徐州还是武汉，日军的目的都是取得胜利，迫使中国方面投降，属于“建功立业”。而豫湘桂作战时，日军虽然整体训练素质有所下降，但其在太平洋战争中已经接近绝望，此次作战目的是为了给日本帝国打开一条生路，属于“情急拼命”，其战斗力的发挥自然有所不同。
日军对衡阳会战的记载中，最初在前方战死的日军尸体都是完整带回，在后方火化装殓。然而，到第二次衡阳攻击战，湖南公路多被中国方面预先破坏，日军运输补给能力已近极限，没有多余的运力从前线运送尸体下来，于是只能砍一只手带回来。再后来，就只能砍一根手指，甚至只能是一节手指了。之所以坚持这个仪式，是考虑战死官兵的灵魂，可以通过这一只手或者一根手指返回故里。但这只是万不得已时候的做法。
所以，这次关东军撤退之狼狈可见一斑。按照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传统，和八路军作战中，即便形势险恶，总是要把战友的尸体带走的，他们也一直做得不错。事后总结关东军这次失利，独混第八旅团方面除了提到关东军战法呆板、不熟悉八路军战术、警惕性不够高以外，就提到其战友情谊不足，怎么能把战友的尸体丢掉逃走呢？这样绝情怎能精诚意一，发挥战斗力呢？
独混第八旅团认为它的一个小队能救出两千关东军，关键就在于其老兵在几年和八路军的恶斗中养成的决不放弃战友，相互默契信任的配合。
其实独混第八旅团内部也未必真的那么融洽。同一章节，为了说明独混第八旅团战斗力强劲的原因，提到其训练的严苛，就讲到有初年兵患肺炎卧床，被伍长认为不够坚强，强行叫起来进行拼刺训练导致死亡的例子。对此，日军还振振有词地称为“自然淘汰”，只有这样严苛的训练，才能保障士兵在战场上的安全。
抛开日军的看法不说，从关东军仅仅带着战友手指退却的情况，就可以断定，马家峪之战的结局，并非如独混第八旅团所说的“解围”，而是来接应的日军带了关东军脱离战场“逃跑”而已。这逃跑，恐怕还是八路军放水，否则，援救的“二十四勇士”也不会一个负伤的都没有。种种迹象表明，八路的意图就是赶跑（或者说吓跑）日军，目标则瞄上了那些闪闪发光的掷弹筒和歪把子。
书中提到，日军此战“丢失兵器甚多”，只不过由于急行军没有携带重武器，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看来土八路此战捞了不少油水。日军联队长因此得到军部意外的奖励——陆军省出船票让其回国了。
此战，或许有人会认为八路军没有全歼日军，而只夺取了日军武器，是一个不成功的作战。然而，细细观察当时战场情况，恐怕这也是唯一的选择。
假如八路军有足够兵力，全歼这伙日军自然是最完满的结局。但在当时冀热辽军区的建制中，尚没有能够歼灭一个联队日军的足够兵力。有朋友认为，此战在八路军的记录中，可能是1943年5月的宽城子伏击战。假如是那样，参战部队只有十三团的半个团。（我个人对此存疑，因为宽城子伏击战虽然也打的是关东军，却是成建制的一个中队，结局是全歼，时间和战斗过程有些对不上。）日军损失惨重只是一开始被打懵了，如果日军清醒过来，只要集中一个大队的兵力来固守反击，八路军方面一时半会很难啃动这块骨头，这是华北历次和日军作战的经验证明了的。地形虽然有利，但抵消不了双方整体的装备差别，而且关东军毕竟不是吃素的，有个个都是神枪手之说，硬碰硬未必那样好拿下。
这种时候，既然吃不下，索性利用日军不明虚实的心理，虚张声势，将其吓跑。日军慌不择路，仓促间保命要紧，丢下来不及拿的枪支弹药给八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后来李运昌所部到了东北抢好装备抢得其他部队眼睛都绿了的记载看，此人对这些油光光的机关枪有着特殊的偏爱。
记得小时候看《古生物世界》，提到北京猿人的打猎方法非常独特，是尾随剑齿虎一类猛兽，等它们扑倒咬死了鹿或者野猪，就一哄而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并挥舞火把。这种时候多半剑齿虎会被吓跑。于是，北京猿人就可以吃鹿肉了。
看来，如果日军醒悟到八路李运昌是用这样一种原始的战术来对付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得中风。
遭袭击日军联队的番号，《兵队的陆军史》中为了保护其面子未予说明，这也是因为这一节主要是介绍独混第八旅团的“光辉”作战经验。我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但始终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挨揍的关东军到底是哪支部队。不过，查到关东军主力二十五师团（九州部队）第四十鸟取联队联队长松浦诚之大佐1944年7月被召回国转入预备役。以日军习惯，只有犯了大错误，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一条信息，与马家峪之战有无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附一：潘家峪的复仇之战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向阳用复仇的子弹击毙日酋松井。然而，鉴于当时中日双方战力的差别，今天的我们不免会怀疑，在当时真的存在这样痛快淋漓的复仇之战吗？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早期影视作品中的战斗，都有真实的来历。比如，在某部电影中曾经出现的日军对村民进行“机枪点名”大屠杀时，八路军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将日军击退，将村民救出。这样一段类似传奇的情节，其实也确实发生过。这段真实的战斗，就发生在山西晋城，而这支八路军部队，则是八路军358旅的一个团。假如今天去查晋城县的县志，还可以看到这次战斗的记载。只不过这次战斗因为八路军以救人为主，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给日军极大的杀伤罢了。
发生在1943年的“榛子镇之战”，也是一次这样的复仇之战。
“榛子镇之战”，发生在1943年8月（农历七月），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二次恢复基本区作战中的战斗之一。从规模上来看，它属于一场不大的战斗。因此，在中日双方的记载中，都并不是很受到重视。但假如审视它的意义，这又是一场非常值得纪念的战斗。
因为，这一战，是八路军为“潘家峪惨案”中死难同胞的报仇之战。
经过对照中日资料，这次复仇之战的前后，似可大白于天下。
潘家峪惨案，是抗战时期华北日军“三光作战”制造的典型惨案之一。中国方面的记载称“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调集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等五县的敌伪军，天明后不久，就包围了潘家峪。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赶进那所大院里。关上了大门，机关枪对密集的人群扫射起来，老乡整排整排地倒了下去。全村被敌寇惨杀者1035人（其中儿童妇女有658名），负重伤者84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303人。全家惨死者三十余家。烧毁房屋1100间。”
根据日方记载，实施这次屠杀的日军部队，是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及丰润县伪军警备队，指挥官佐佐木中尉。
对这次惨案，即便于南京大屠杀多所推诿的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参谋田墚曾就此提供证言，承认中方的记载。然而，近年来，日方却颇有些舆论对此进行“翻案”。参加过屠杀行动的原日军士兵片川三藏和筒中要之助在日本发表言论，以所谓“亲历”对潘家峪惨案的过程作出辩解，并称田墚的证言是谎话。然而，即便是他们的辩解，也无法掩饰这次屠杀的残忍，甚至使若干真相更加清晰。
根据这两名日本士兵的证言，日军对潘家峪村的袭击是“有预谋的”。然而，片川强调，这次屠杀“可能是佐佐木中队长单独决断的”，言外之意这是某个日军中级军官自行决定的行为。而对于屠杀的理由，则归结为潘家峪属于“敌对部落”，村民经常给八路军提供后勤，情报等支援，进行屠杀是“不杀人就会被杀，这就是战争”。而筒中在他的证言中则强调田墚的两点说法不符合事实。一个是日军的屠杀并非机枪中队人人参与。“机枪手为了避免遭到袭击，在村口的高大建筑物上警戒。（屠杀）是用步枪干的。”另一个是“村子比较小，搜出的村民只有大约三百人，没有一千人以上那样多”。
即便如此狡辩，片川也不得不承认“当看到那种场面（向村民射击）的时候，心中是‘军队怎么做这样的混账事啊？！’的惊讶”，而且，提到当时村中的干部约二十人并不是被集体屠杀的，而是拉到附近的河滩上枪杀。
日本右翼就用他们的证言试图为“潘家峪大屠杀”翻案——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仿佛用步枪就可以否定屠杀，杀害了三百人而不是一千人就不算屠杀（田墚的证言则说当时殉难者超过一千，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很多村民从逃难中回到村中准备过年）！
等待公正，恐怕永远都要等待，如果真的想要公正，莫如用自己的手拿回来。
榛子镇之战（这是日方的说法，中方称为“干河草村战斗”或“王店子村战斗”，因为这次战斗发生在这两个村子之间），打的正是日军这个在潘家峪进行大屠杀的“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 ！
当时，为了恢复此前被日军侵夺的冀东根据地基本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八路军第十二团主力和地方区队，由滦河以东地区进抵丰滦迁地区，寻歼日伪当地驻军，力图夺回根据地。
李运昌，面貌温和，气质娴雅，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很难想象这位儒将在战场上却是个天杀星。当年，著名的游击英雄节振国刚到李运昌手下任职，为其儒将外表所惑，还曾经闹过一个笑话。当时节振国所部擒获汉奸十余名，按照审问结果当杀。但节担心自己刚当八路，不懂政策而过分严厉，于是千辛万苦一百多里把这些汉奸送到李运昌的司令部请求指示。
令他大开眼界的是，吃着饭的李运昌认真看完报告，把嘴一抹，很兵痞地喝道：“统统拉出去砍了！”
就当街砍了，血流满地。
反而是老粗节振国吓了一跳，回来说：“要是我判，也不过是枪毙而已……”
这一次，李运昌又开了荤。8月16日，侦察人员汇报日军一百多名从沙河驿出发，试图扫荡滦河以西地区（日军方面记录当时还不知道八路军主力杀回来的事情，认为当面对手是“土共”）。李运昌当即命令第十二团团长曾克林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部在王、干两村间设伏，坚决吃掉这股日军。
这一战，八路军上下打得特别坚决凶狠。
原因是从番号上，十二团已经发现这支部队就是潘家峪大屠杀的日军元凶。而十二团，正是大屠杀后进入潘家峪的第一支部队，被屠杀的村民的尸体，就是十二团收敛的。参加战斗的序列里，就有一个全是潘家峪子弟组成的“复仇团” ！
18日，日军果然进入了李运昌部预设的伏击圈。以下是八路军方面关于此战的记载（作者为第十二团第二营营长）:
上午10点多，敌人的车队终于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我断定这是开路的伪军，没命令打。又一个营的伪军过去，后面是一百八十多个鬼子兵押着一百四十多辆运粮车。鬼子的后面又是伪军，大约有两个营。我指挥员屏住呼吸，紧紧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等敌人的后队进入干河草村东，前队已进入王店子村中时，我命令六连向王店子出击，歼灭其先头部队；五连向干河草村东出击，攻打敌人的后队。六连迅速攻进王店子村内，与敌人展开巷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人仰马翻，乱成一团。伪军们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
敌人先头部队与我军交战后，日本鬼子队长佐佐木二郎指挥鬼子兵跳下汽车，占领了干河草村东公路两侧壕沟。敌人利用沟边的土坎展开火力，我五连出击受阻，被敌人密集火力压制在干河草村东的开阔地上。时值盛暑，骄阳似火，热浪灼人，子弟兵们在战斗中有的晕倒，有的受了伤，还有的牺牲了。附近各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抢救我们的伤员和中暑晕倒的同志。有的群众一口气背了十多次伤员，战士的鲜血渗透了他们的衣裳有的老乡冒着生命危险往阵地上送水、送小米绿豆汤，解救中暑的战士。
情况紧急，团长曾克林命令我二营全营发起冲击。特务连和“潘家峪复仇团”插到敌后，投出一颗颗手榴弹；一排长李学良绕到敌后重机枪的后面，一个箭步上去踢翻敌机枪射手，夺过那挺打得通红的重机枪。我营各连战士一跃而起，端着刺刀冲进敌群，一场短兵相接肉搏战开始了。
“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们，像一只只下山的猛虎，专门找鬼子官拼杀格斗。一个战士摔倒了，鬼子趁机扑过来，那个战士双腿猛地一蹬，鬼子摔了个四脚朝天。战士趁势跨上去，骑在鬼子身上，一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手握紧铁拳，像捣蒜似的一拳拳打下去。打一拳喊一声“血还血！命还命！”战士们带着满腔仇恨为死难亲人报仇雪恨，祭慰亲人们在天之灵。
战斗结束了，一百多个鬼子全部被消灭。谷子地里传出一阵欢呼声“杀人魔王佐佐木二郎完——蛋——啦——”这喊声震撼了大地，战士们闻声一齐拥向谷子地。佐佐木二郎仰面朝天躺着，他带队血洗潘家峪时获得的那枚六角银质勋章还戴在他罪恶的胸前。
复仇之战，果然酣畅。
根据日方在《晋察冀边区西边肃正作战》中的记载，八路军的战果有所夸大。此战，日军共计阵亡58人，伤百余人。第一机关枪中队被打垮，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只得任由八路军在当地自由发展。
唯一遗憾的是，此战中被打死的日军代理中队长佐佐木高（日方记载中无佐佐木二郎其人）并不是执行潘家峪大屠杀的日酋。这个中队中，有两个叫佐佐木的日军军官。真正的凶手名叫佐佐木信三郎，日军中尉，就在一个月前，被转调回国了，以后去了缅甸，还参加了英帕尔之战。日本战败后此人逃过了盟军的审判，回到故乡青森隐居，一直到1979年10月才悄然死去。
这唯一的遗憾，大概也是此战最大的遗憾了。
附二：把伪军打出后遗症的李运昌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虽然黄埔生的牌子国共两边都很硬，但李运昌在抗战期间职位不算高，最初只是晋察冀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后期成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要放在国民党中，也就是个XX战区第X路游击司令，最多算个少将。然而，李运昌却有一项其他抗战将领没有的骄人战绩——华北伪军被李运昌打得落下了后遗症，出门打仗不敢带军旗。
说到这里，就得说说李运昌的对手。因为日军兵力不足，1940年以后，在冀东和李运昌周旋的伪军比例大大增加，其主力就是齐燮元担任总司令的华北绥靖军。齐燮元，原北洋政府江苏督军，抗战后投靠日本，成为华北重要的大汉奸，1946年被枪毙于雨花台。他在华北依靠多年的关系影响，为日军建立了多达31个团的伪军（29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就是华北绥靖军，又称治安军。
不过，齐燮元和八路军交手，一直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基本是如果日军来撑腰，仗打得就体面些，日军一走，就让八路追着打。其原因伪军士气不高，战斗力稍弱是其一，齐燮元自己能力有限也是其一。
这是因为齐燮元虽然也打过多年的内战，但其出身却是满清的秀才。这竖版书读多了容易头脑僵化，和多少年仗都打油了，青纱帐、地道战、地雷战一块儿上的八路对上，齐总司令不吃亏才怪。
说到头脑僵化，并不是对齐燮元的诬蔑。举个例子，伪绥靖军成立的时候，齐燮元最重视的一件事情，不是装备，不是训练，却是大修“武庙”，让伪军将领们去参拜，获得“精神上的力量”——自己也从中贪污。
武庙，历代都有供奉，以鼓励武将勇往直前，精忠报国，明初一度废弃，清代重建。武庙在北京德胜门内西大街，又名关岳祠，清代供奉关羽、岳飞。齐燮元开武庙，地方没变。然而，关羽忠烈千秋，岳飞专杀鞑子，这两位显然日本人都不能认可。理由很简单，影响不好嘛。于是齐总司令灵机一动，庙没变，神仙改了——主祀老武神姜子牙（老姜道：我何辜……），从祀挑了诸葛亮、张良（这二位：……），还有两个新增加的，一个是岳忠祺、一个是施琅，都是为满清效力的汉族将领。嘿嘿，这二位在满清都没有这样风光过。
不过，这样一堆大杂烩式的神主，对这帮有奶就是娘的伪军将领来说，如此的武庙能带来多少“精神的力量”，可想而知。齐总司令的迂阔也可见一斑。
更热闹的是，齐燮元还在武庙亲自担任授旗官，为每个伪军团授予了军旗。仪式十分隆重，每次冈村宁次都来参加。
就是这个仪式给伪军带来了想不到的烦恼。
1942年，因为李运昌部在卢龙、遵化等地活动频繁，威胁“满洲国”和关内的联络地带，齐燮元指挥所部伪军16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对李运昌部进行清剿。
不幸的是，八路是狡猾狡猾的，双方在迁安、丰润、玉田连续发生战斗，齐总司令却一直损兵折将，进展甚微。
1月3日，伪治安军第十团冒进至遵化刘备寨，和李运昌所部两天之内接连交火三次。第一次被歼灭一个营，第二次被打死了日本教官，第三次又被歼灭一个营，第十团几乎全军覆没。
歼灭就够糟糕的了，更糟糕的是打这个仗的是李运昌。
草木皆兵的日军“讨伐部队”
李运昌何许人也？狡猾狡猾的八路里面他也要算最“狡猾狡猾的”了。历数此人战绩，马家峪抢关东军的掷弹筒，进军东北出关抢好衣服好枪好炮无数，这份“贼胆”让林总都眼红——这是个打仗从来捎带抢东西，不肯吃亏的主儿啊。
于是，这一仗齐总司令的装备让李运昌弄去不少，更惨的是连第十团的军旗都让李运昌拿去了——换李云龙这号土八路恐怕根本就不会把这个花里胡哨的玩意儿当回事，当包袱皮就给扔了。李运昌可是正牌子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知道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当然不会放过。
事情捅到日本人那儿，第十团的这位崔团长可就倒了霉。
日军是非常重视军旗的。哪个部队被歼灭，旗手最后的举动总是焚毁军旗，不让它落入敌军手中，所以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被缴获的军旗极少。日军认为那是军队的魂魄。
然而，对伪军来说就完全不把这个东西看的如此重要了。您想啊，这汉奸什么素质，又讲的哪门子魂魄呢？
但是，日本人却按照武士道来要求齐燮元了——也可能是死掉了日本顾问，心里气不顺，找不着李运昌找治安军来撒气。结果，这位崔团长被军法审判，按照丢失军旗的责任予以处决。
丢个旗子还要偿命啊。伪军各部不及震惊，第二个打击又来了。
1月13日，玉田县燕山口一战。这次齐燮元吸取教训，集中部队，不再分散攻击了，第三团、第四团，及炮兵第一团一部齐头并进，以为这次土八路没机会捣乱了。谁知此战碰上的偏偏是李运昌部的一位天杀星，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这位以悍勇著称的学生将军，指挥八路军十三团利用治安军在果河沿渡河之机，强行分割包围打头的治安军第四团和炮兵第一团机炮营，一个回合就消灭了机炮营。包森的凶猛攻击吓住了断后的第三团。第四团只好和包森单挑，一场激战，第四团中校副团长蒋群和日军顾问阵亡，第四团团长汪古岳只身逃跑。
这一仗齐燮元亏大发了，不但损失了一个半团，装备损失也很大，丢了两门山炮、四门迫击炮、轻重机枪二十多挺、十万发子弹，都装备了八路军冀东军区，典型的李运昌风格。
而且，又把第四团的军旗给丢了。于是……汪团长也脑袋上挨了一枪，黄泉路上追崔团长去也。
这两仗打过之后，伪军算让李运昌打出了后遗症，从此出发打仗，都要把军旗留在家里，崔、汪两位团长用血的教训证明——这个累赘玩意儿整个就是催命符。
其实，或许并不是所有的八路都像李司令这样“贪得无厌”的……
困城之谜 ——八路军围攻深泽之战
一、围攻
伊藤桂一《北支战线》一书中提到华北八路军与日军之间一场很有特色的战斗，那就是发生在昭和16年秋（1941年）的深泽围城之战。
根据《北支战线》记载，1941年秋，华北的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所部，与八路军为争夺石德公路的控制权，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石德公路，是沧石公路向南新铺设的辅线，因为横断当地的八路军根据地而引发双方激烈争夺。从9月到10月，一个月间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与八路军发生的中队以上战斗就达42次，“旅团半数以上军官死伤，部队损失以此类推（原文如此）”。这一系列战斗让该旅团元气大伤，不得不推迟“扫清”石德线的计划。
深泽围城战就是在这时发生的一起典型战斗。根据《北支战线》记录，八路军三千余人围攻位于滹沱河畔，只有一个中队和若干伪军据守的深泽县城。双方都打出了极高的勇气，仅仅为了攻击日军据守的城门碉堡，八路军就牺牲了28人。为了争夺这28位牺牲者的遗体，双方又开始了新一轮近乎疯狂的战斗。直到夜间，八路军才将战友的遗体收走。
日军据城死守（战后拍的作秀照片），如果不是情报不佳，八路军提前撤退，剩下的六个日军断难生还。
激战持续了三天，县城化为一片焦土，结果日军守备队基本全军覆没，等到救援部队赶到，活着的日军只剩6人。
此战又有多个吸引人的独特之处，使其过程扑朔迷离。
首先是攻城的八路军火力十分凶猛，按照日军的描述动用了大炮，猛烈的炮火将深泽城区完全“烧土化”。要知道八路军装备简陋，哪里来的大炮？这支八路为何有这样好的武器？莫非是日军误认？
其次是八路军对日军援军的阻击，在日军渡河中半渡而击，摧毁日军利用“铁舟”构造的浮桥，显示了八路军“围点打援”的传统战术。
最后，伊藤还特别提到斗到酣处，运送补给的日军飞机也被八路军击落。考虑到八路军缺少防空武器的情况，这就更是罕见的战果了。
有这三点，这一战无疑有着相当的历史价值。
此战，在《兵队的陆军史》中也有一笔提到，不过时间写的是昭和15年（1940年），与伊藤记载的不同。
日本使用铁舟架设浮桥，在深泽战斗中被中国军队击毁。
因为最初所见此战所有资料只有日方的记载，参战的八路军是哪支部队、战绩和损失如何、整个作战的计划和组织是怎样做的、指挥员是谁，不得而知。这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找到中方对此战的资料，将双方对此战的记载进行对比，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搜寻的结果令人意外，此战中八路军使用火炮的记录、日军轰炸机损失的情况，都如愿以偿地浮出了水面。甚至，资料显示，开炮轰击日军的，居然还是个“日本八路”。
这个“日本八路”，就是侵华日军第三十二师团山口联队长田大队上等兵水野靖夫。他是在1939年8月许世友指挥的梁山之战中俘虏的6个日本兵之一。此战击毙日军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是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打的第一场漂亮的歼灭战。虽然中间一度试图逃跑，最终他还是为八路军所感化，成为了从日军中走出的反战士兵。战后，水野靖夫写了回忆录《反战士兵手记》。在这本回忆录中，水野靖夫谈到了他参加的深泽之战。
水野靖夫回忆说：“这一战中八路军的打法是，先利用夜暗靠近到离城墙一公里左右的地点，然后进行土工作业，挖几条壕沟通向城墙。壕沟上盖上门板，部队从壕沟中接近攻击出发地。”
冲锋发起前，水野靖夫发射了4发炮弹（估计也就这么多了），八路军随即发起全面攻击。但是炮弹并没有击毁城墙（4发92步兵炮弹恐怕很难击毁城墙）。激烈的攻防战进行了3天，最后八路军用搭在城墙上的绳梯拥进了城里。
水野靖夫还回忆说，战斗中有日军飞机前来侦察助战，但没有更详细的描述。有趣的是，八路军临时给了他一个上尉军衔，并发给他一把护身的手枪。水野靖夫很高兴。他觉得，能从一个上等兵一跃而为上尉，确实很不错！而最初八路军也没有告诉他是去打日本兵，而是说去打孙殿英，请他作炮兵教练。只是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教练”才变成了炮手。由于当时，八路军是不允许被俘日军参加打日军的战斗的，哪怕是已经参加了反战同盟的“日本八路”也不行。他们只能对日军展开宣传，到炮楼下面喊喊话。所以这也可能是华北战场日本反战士兵和日军仅有的两次交手之一。（另一次是胶东反扫荡中。胶东军区敌工部和反战同盟被围在日军的“人网”中，遇上了许世友带着的军区机关和一群老乡。许和尚一跺脚，命令警卫连撕开口子，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冲出去。这时，被俘日军士兵小林清站出来，主动要求参战。敌工部长不同意，再向参谋长请求；参谋长也不同意，小林清直接找到许和尚。许和尚说：“日本八路也是八路，给他一挺机枪，叫他上！”）
因此，将中日资料中此战前后关联的史料汇总起来，还深泽之战的本来面目，就成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了。
二、回民支队
关于深泽之战的中方史料，很多颇有价值，比如纠正了此战的时间——伊藤原文此战发生在1941年。而实际上，1940年11月，八路军回民支队马本斋部发动过对于深泽日军的攻击，和此战背景较为吻合。
东北军出身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
其中，较为难得的，是得到了原承德军分区后勤部朱智海副部长关于此战的来信。
朱部长来信如下（节录重新输入）:
“小x同志，经大鹏转来你的新作，非常喜欢（萨注：大鹏，是我的朋友，朱部长的孙女婿，现在承德干休所工作，我托他转交给朱部长《梦里关山走遍》一书，并请教了包括深泽战斗的几个华北抗战史上的问题）。
[中略]
关于深泽战斗，我可以给你补充一些当时的情况。这次战斗那个日本记者写得很真实，我当时的职务是在军区作敌工干事，战前下到回民支队，对敌喊话，等待审问日本俘虏。不过这次战斗没有抓到俘虏。
这次战斗是百团大战的一部分，打了几天，因为伤亡大，最后马本斋司令员身边的教导队也投入战斗。马司令员带两个警卫员，一个是他的本家马立珍，一个姓李，都到了一线。八路军的传统是战斗中指挥员在第一线。所以这次战斗，我可以算是亲身的参与者。因为教导队打得勇敢，战斗后升了一级，改叫做教导总队。
攻打深泽不是真打，本来的想法是佯攻，打起来以后因为开始的时候比较顺利，打进了街里，回民支队也有真把它打下来的想法，所以不断增加兵力。不过最后也没有打下来，打到第四天晚上鬼子的援军过了新河，再打就危险了，只好连夜撤下来。看了这篇，我才知道当时城里只剩了六个真鬼子，要是当时知道，马司令员拼了命也要把它打下来了，真是可惜。
那个文章里面说八路军有大炮，其实我们当时哪里有大炮，那个大炮是从鬼子那里缴来的。这次战斗之前，回民支队在深南打了一次伏击，缴获了一门日本加农炮，就用的这门炮打深泽。我们的武器不行，这次打深泽，几个团都要打主攻，最后回民支队来打，就是因为回民支队有大炮。我们也没有炮手，那个炮手是个日本兵，也是俘虏，后来入了反战同盟的，我带去的，很勇敢。深泽的鬼子没想到我们有炮，抓住的伪军说鬼子听到我们打炮就在碉堡里哭，说回不去日本了。可是我们炮弹太少，都是缴获的，后来没有炮弹了。我们把那门炮拆了埋在几个地方，就带着个炮栓回去，过后叫地方部队派人去挖。战士说没炮弹了我们烧他小鬼子的，用高粱秆沾了煤油点火烧，那个东西烧到敌人的死尸难闻得很。鬼子怕了，带着伪军跑到石头碉堡里面守着，那个东西点不着的，最后也没打下来。
我不记得打下来过敌人的飞机，如果有这回事，可能是冀中七分区打下来的，他们给回民支队打援。
打深泽我们牺牲很大，死了很多回族同志，我的朋友敌工部的肖雨同志也在喊话的时候牺牲了。大多数遗体都带回来，到深南以后搞了个葬礼，专员公署来人公祭。有些同志的遗体没有抢下来，后来听说鬼子给合在一起埋了，鬼子头目给鞠躬，说这些同志是“勇士”，让他的部下跟着学。大多数遗体带回来，还有些重伤员后来也没有抢救过来。搞葬礼的时候因为回民支队都是穆斯林，要白布缠身，周围几十里的老乡都带着白布赶来，你不要他就生气，你要了他觉得光荣。我看了最近一篇文章，说鬼子扫荡，冀中的老百姓不敢藏八路军的伤员，写这个文章的人肯定没有在部队工作过。打日本老百姓是豁出命去帮我们，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八路军共产党，没有老百姓我们根本不能打仗。
马本斋同志很会指挥，身体也很好，后来因为生了个疔，化脓以后去世了，很可惜。
[余略]
朱部长是我家河北老乡，曾在冀中军区敌工部和十八团工作过，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1988年离休。这封信是他口述，笔录后再辗转发给我的。
至此，深泽之战中方的作战经过，已经基本了然。
三、竹竿捅下来的日本轰炸机
在伊藤桂一八路军围攻深泽县城作战一文中，曾提到“运送给养的运输机被八路军击落”。萨为此曾遍寻日文与中文资料，却再未见到相关记载，认为伊藤有误记的可能。
然而，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比照中方史料的记载，此战中伊藤的一个错误被发现，那就是他记录的作战发生在1941年。而最终证明，八路军回民支队马本斋部围攻深泽，实际发生在1940年11月，或许因为年代久远，伊藤的记录，与实际时间相差了整整一年。
因此，我去寻找1941年被八路军在深泽击落的日军飞机没有着落也就不奇怪了，时间不对，无疑是南辕北辙。
在作战时间重新确定以后，萨重新对此战作了些调查，利用几个周末的时间，试图重新找到这次防空作战的线索。毕竟，以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击落日军飞机这样的战果，是非常难得和值得考证的。
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日本爱好历史友人的帮助下，一份意想不到的资料，终于让这架“失踪”的日军飞机重新浮出了水面。
这份资料，就是日本原陆军航空兵部队老兵组所编的回忆录《陆鹫与太平洋战争》（主编渡边洋一，1979年2月第一次印刷，光人社出版），其中的一篇文章《深入大陆的轻轰炸机队》，作者白井义），不但提到了这次战斗，而且描述相当详细。
依据这份材料，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损失的，不是一架运输机，而是一架当时日军最新的99式双发轰炸机，另外至少有一架99式轰炸机被击伤。
白井所属的部队，为日军陆航第十六战队，下辖一、二、三中队，指挥官久米中佐。当时其第一、第三中队部署在石家庄，第二中队部署在运城，担任对华北地区日军部队的轰炸支援任务。1940年11月（无具体日期），因驻守深泽的日军中队遭到“八路军大部队”围攻，该部第一、第二中队奉命派出两个小队共6架99式轰炸机，前往深泽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并空投弹药和药品给守军。这大概就是伊藤从地面部队口中得知被击落的是“运输机”的缘由吧。
白井义，原日本陆军航空兵少尉，特操15期毕业，亲身参加了深泽之战。
日军川崎Ki-48 99双发轻轰炸机，盟军代号“lily”, 1940年7月刚刚取代98式轻轰装备部队，是当时日军最优秀的轰炸机，在深泽损失的这架99轻轰，可能是日军在战场上丢掉的第一架该型飞机。
实际投入战斗的日军轰炸机队，由第一中队中队长神谷少尉指挥，白井作为“航法者”（导航员）乘坐第三中队第一小队长松井少尉的座机，分成两波投入攻击。
按照日文文献的说明，此次日军轰炸的任务，是炸开围攻深泽的八路军控制的城墙，从而为被围的日军打开逃路。驹井称“顺利完成任务”。不过，从作战结果看并不太好，因为深泽守军最终仍被八路军围攻在城内，打到日军援军到达，只有6人幸存。由于日军飞行员多为新手，经验不足，也因为八路军防空火力微弱，日军用小角度的下滑轰炸代替大角度俯冲，对八路军阵地进行攻击。
从文中看来，日军此战损失一架99式轰炸机当无疑问。然而，这架飞机究竟是怎样损失的，却并没有明确的记录，只是说“返航的时候天色已晚，第三中队的一机丢失，未能返航，乘员组三人损失”。从后文看，提到三名乘员死亡，而且飞机坠毁时燃料发生大火，那么日军应该是找到了该机的遗骸，只是寥寥数语，不得其详。
参加此战的日军领队机指挥官神谷
这样，此机损失原因，依然是一个谜，我们只能猜测了。
第一种可能，是机械故障或者迷航。因为99式轻轰是日军刚刚装备部队的新机，有可能存在磨合问题，仓促上阵。如果失事坠毁当不令人奇怪，这样也就很合理地解释了八路军没有击落日机记录的原因。然而，华北大平原一望无际，如果迷航应该很容易找到地方迫降，更不会带着大量燃料就急于迫降。所以，如果原因为此，则机械故障的可能性更高。可是，99轻轰恰恰是以故障率低，出动率高而著称的，所以，这种可能性也不是特别高。
抗战胜利后日军向中国交出的99式轰炸机，已经涂上中国空军军徽。
第二种可能，是被我八路军部队击伤后坠落。99式轰炸机的设计围绕“高速”和“高航程”的概念，所以载弹量不高（对深泽之战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防护性能不佳，其头部的全透明设计固然有利于轰炸准确度的提高，却未免太“赤裸裸”。因此，该机被八路军部队用轻武器击伤后不能坚持飞行而坠毁的可能性较高。作为一个参考的例证，这一战白井所乘坐的松井机也在八路军顽强的防空火力面前多处负伤。
八路军防空作战没有国军必须“四挺重机枪，一个排齐射火力”才可以对空开火的条例，一个人一杆枪也敢对天上打，据说牺牲很大。但看松井机的作战情况，这种防空并非没有价值。文中记录松井机的液压油泄漏，机体剧烈震动，一度在天上画圈，差点儿就回不去了。如果那架没回去的日军轰炸机是被八路军击伤后坠落，当也不是意外。
这个推论的问题在于，第一，没有八路军方面的记录；第二，假如是中弹后不能支撑坠落，日军飞行员应该通报其它飞机才对，为何坠落前始终不作报告呢？
第三，被外星飞碟吞噬。您别笑，这里面还真有点儿道理，因为八路军的作战记录中，只提到有五架日机投入轰炸，怎么出现了第六架？难道是日军起飞后就被飞碟吞掉了，根本没到达深泽，被飞碟吞当然连报警都来不及了。不过……这个推论的难度在于这类事情从来还没有确证过……
第四，……
算了，不就是一架轰炸机嘛，费这么多劲考察累不累，还是用陈毅元帅当年打下U-2以后那句话吧——怎么掉下来的？我们用竹竿捅下来的！
信不信，就由鬼子吧。
铁甲悲歌 ——追寻中国早期装甲部队在抗战中的影子
抗战初期的中国装甲部队，是一个神秘的话题。我们大致所知道的情况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中国装甲部队只有战车不足百辆，最精锐的战车部队为杜聿明将军率领的装甲兵团，装备战车三个中队。第一中队装备英国维克斯6吨半战车，第二中队装备英国维克斯6吨战车和水陆两用战车，第三中队装备德国I式战车。这些战车在淞沪战役、南京战役中面对优势日军拼死奋战，损失很大。战争扩大后，苏联提供T-26战车88辆，帮助中国重建战车部队。此外，中国军队还使用过德国、意大利等生产的装甲侦察车等战车，可谓“万国牌”装甲部队。
1937年8月21日，随八十八师在杨树浦方向直冲日军阵地的中国战车。
遗憾的是，由于留存资料极少，这些部队的详细战斗情况鲜为人知。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注意到一批中国战车的照片。这些照片，或许可以从一个特殊的侧面，揭示中国早期装甲部队的一些战斗情况。在题图这张日本著名战地记者浜野嘉夫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奋勇冲向日军阵地的中国维克斯6吨半战车。但是，也可以看到这辆中国战车并没有得到步兵的有效协同，给人一种孤独而壮烈的感受。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装甲车辆太少，在战场上显得杯水车薪，且没有步兵装甲兵协同的经验，战车部队因此损失惨重。
这是一张相当珍贵的照片：中国战车血战汇山码头，来自当时的日本报纸。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猛攻日军在上海的据点，战车部队多次参战。最初，因为战车采取分散行动，每辆协助步兵攻打一个路口的方法，缺乏彼此的掩护，遭到较大损失。攻击汇山码头时中国军队将三辆战车编成品字队形，突击效果很好。但是，由于日军重武器占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军队攻入汇山码头，还是无法立足，三辆战车两伤一毁。下面照片就是激战后被毁的那辆战车，也是三辆车中坚持到最后的首车。由于它顽强抵抗，战术动作机动灵活，日军集中炮火对其轰击才将它击毁，周围房屋也都被炮毁。
这辆维克斯6吨战车被日军修复后运回东京展览。
这是另一张被毁的中国维克斯战车，该车随八十八师攻入日军设于上海日本高等女子学校的阵地后，发生机械故障不能前进，于是用机枪和火炮掩护步兵冲击，日军用重炮还击。该车一直战斗到炮塔被击中爆炸，全员阵亡才终止射击。
这辆维克斯6吨半战车，经过苦战冲入日军阵地，终因没有步兵配合被击毁俘获，功败垂成，可以看到其炮塔多处中弹被击穿的痕迹。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到1939年，日军虽然连续攻占中国沿海沿江各大城市，但中国毫无屈服之意，依然拼死奋战，日本军部为在中国陷入深深的“泥沼”而头痛不已。为了鼓舞士气，日军在东京举办展览，展出若干从中国战场缴获的兵器。由于当时中国军队在战争中处于守势，逐步后退，战斗中损毁的战车往往无法后送而被日军俘获。这次展览中，就有一批经过日军修复，中国军队使用过的战车，相当引人注目。随着这些照片搜索它们背后的故事，每一辆战车，突然都以鲜活的形象闪耀出70年前的风采，让人感觉，仿佛在追寻早期中国战车部队悲壮而不屈的脚步。
左上侧图中的战车，是在12月9日的战斗中损失的。当时中国军队冒死反击，向城外三里山方向日军实施攻击。由于日军未料到中国装甲部队参战，一线防御被突破。这辆战车深入日军腹地，与步兵失去联系，正遇日本《朝日新闻》采访团的座车，立即发动攻击。采访团的汽车被击毁，三名记者负伤，著名战地记者浜野嘉夫（因抢先报道日军攻占上海市政府而闻名，也是本文题图照片的作者）被当场击毙。日军反击，但用法制37毫米炮无法击穿该车装甲。最后，由于日军战车部队参战，中国战车上只有机枪，抵挡不住，终因寡不敌众被包围，油尽后被俘。
被俘的中国战车，可以看到其前部被击伤的地方。
浜野嘉夫拍摄的上海市政府被攻占照片
浜野嘉夫在被击毙当天的照片
德国I式坦克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战车。在南京战役中，幸存的I型战车因为撤退的轮渡在码头翻沉而全部损失，被日军打捞俘获多辆。该部队对日军的作战堪称英勇，日本网站介绍使用德国战车的中国装甲部队曾经攻入日军一个师团的师团部。遗憾的是，中国装甲兵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师团指挥所，否则日军损失将更加惨重。这次战斗可惜中方没有进一步的详细资料。
中国军队使用的德国I式坦克，在南京战役中有数辆被俘，因为当时日本与德国结盟，为了避免不利影响，日本展览的标示为“苏联战车I型”.
淞沪会战后，随着苏联援华装备的到达，苏联战车逐渐成为中国装甲部队主力。苏联T-26型坦克是中国装甲部队在抗战中期（远征军获得美国战车之前）的主力车型，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二〇〇师（前身为战车第二团）的主要坦克装备，先后参加过徐州会战、桂南会战、远征军入缅作战等战斗。
那么，这辆坦克是在何处落入日军手中的呢？
被俘的苏制T-26战车，日军记载其重量9吨，乘员3名，速度35公里/小时，马力80，装备45毫米炮1门，机枪1挺。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昆仑关战役中，二〇〇师曾有一辆T-26坦克被日军击毁。此外，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Τ-26似乎也有数辆在腊戍待运时被日军俘获。不过，从时间看，都不是这辆被展出的坦克。
经过查询，1939年前，中国装甲部队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应该只损失了三辆Τ-26，这三辆损失掉的战车都属于二〇〇师1149团。兰封战役中，薛岳兵团围攻土肥原第六师团，土肥原招架不住后退，据险死守。这三辆Τ-26在二〇〇师副师长邱清泉指挥下攻击土肥原师团在大小王庄的据点，不幸被日军反战车炮击中，相继被毁。三辆中有两辆破坏严重，而另一辆虽然被击中行动部分，车体依然完好，日军步兵将其包围，试图夺取。车长王宗辉（第五连连长）不甘被俘，在车中自杀。
被展出的这辆车，莫非就是王宗辉连长的座车？
日军介绍左图中战车重量3吨，乘员2人，40马力，最高速度40公里/小时，装备1挺机枪。
抗战中法国提供给中国的装备不多，比较有名的是提供给滇军的步兵武器和法国志愿援华航空大队（装备道华仃510战斗机），法国供给中国战车则没有记录。
按照说明，这一辆是中国军队使用的法制1933式捜索战车。
从该车的外观看，我最初推测此车可能是装甲兵团第二连和税警总队装备的维克斯水陆两用战车。
中国中央政府购人的装甲车中，最早的一批，是宋子文1929年从英国购买的VCL维克斯轻型战车，装备税警总团。此后，徐庭瑶任装甲兵学校教育长期间，又购买一批装备装甲兵团第二连。这两支部队都曾经参加淞沪会战，其中装甲兵团第二连连长郭恒建战死，日军有可能俘获这种战车。它的车型和日军“法国战车”照片上的车辆有一定相似之处。
不过，它的车体侧面，尤其是履带上部的特征，却并不吻合，所以后来我推翻了这种看法，而更倾向于它是二〇〇师装备的意大利制菲亚特CV33装甲侦察车。
根据记录，中国军队使用的菲亚特CV33在淞沪、南京两战役中，都没有损失的说明。徐州战役中，1938年5月21日，参加兰封会战的CV33装甲侦察车部队随李良荣部攻击前进，和日军骑兵遭遇，负责指挥的邱清泉副师长命令冲击。此战日军骑兵损失惨重，中国军队乘胜追击，但随即遭到日军战防炮部队的反击。两天的激战中，中国军队损失菲亚特CV33战车四辆。
中国轻战车部队在沿公路向昆仑关战线开进。这应该是维克斯水陆两用战车，杜聿明曾经要求将这种战车留在南京作战。
这辆车，可能就是当时损失的四部中的一部了。
至于日本人为什么把这种车称为法国战车，大概和日本与意大利的特殊关系有关吧。值得一提的是，这辆战车，也是日军唯一战后归还中国的被俘战车，其余原属中国军队的被俘车辆，或被日军用于研究和射击检验，或在盟军轰炸日本时被炸毁。
投入侦查作战损伤的一辆维克斯水陆两用战车。这辆战车和另一辆“大”战车组成“一大一小”的组合，出发侦查，遭到日军伏击，两车都被击毁，人员也遭到损失。这是该车拖回南宁待修。
昆仑关下待命的中国战车部队，应该是200师的Τ-26乙，上面所说的“大”战车，就是指的这种坦克。
此车经查证存于北京军事博物馆。电话证明，它确实是一辆CV33装甲侦察车。
后面的几张中国战车部队照片，尚未见到任何公开发表，日本资料中说明是国民党将领的私人收藏，似乎比较珍贵。它们都是中国军队1940年出击昆仑关时，第五军装甲部队的照片。
昆仑关之战，由于道路崎岖，地形复杂，战车部队有不小的损失，但是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英勇作战，对全歼中村正雄旅团立下汗马功劳，中国的铁甲部队，终于开始显示出了锐利的刀锋。
横刀出山 ——中日战车部队在缅甸的恶战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血战中，日军装甲部队曾经给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带来极大威胁。在台儿庄，西北军三十一师的弟兄们被迫身缚手榴弹扑向日军坦克，以同归于尽来保卫自己的阵地。
中国军队，在抗战期间也曾拥有一定数量的装甲部队。然而，由于中日两军对装甲部队的使用都停留在支援步兵的基础上，在中日战场上就难以见到库尔斯克大会战那样的坦克对决了。
但双方战车部队之间的激战，在整个战争期间还是多次发生。
比如，淞沪会战中，杜聿明指挥的战车兵团曾以英制维克斯6吨半战车和水陆两用战车攻击日军租界阵地，部分车辆与日军协助据守阵地的89式坦克发生战斗。南京战役中，坦克兵团所属德国I式战车曾经发动对汤山的反攻，日方记载曾攻入日军一师团指挥所。此战，日军以坦克部队进行反击，双方发生交战。这两次战斗，第一次因为英制坦克无论武器还是装甲都逊于日军，被轻易击毁。第二次，双方进行炮战后寡不敌众的中国战车后退，后因油尽不得不放弃。
在八莫被中国远征军俘虏的日军战车，说明上提到是日军97式轻型战车。
然而，这都是中国战车部队处于劣势情况下发生的零星战斗。到1944年，形势就发生了逆转。在日本一篇名为《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战车》（作者高桥文太郎）的文章中，描述了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眼里的中国战车部队。其中大多数内容国内已有介绍，而关于中国远征军战车部队在缅甸的作战部分却未提及。这一部分附有多张珍贵照片，并特别提到了在缅北作战期间中日坦克部队的激烈战斗，以及日军败北的经过。
《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战车》题图中国远征军的M-4A2中型坦克。经核对，实际应该为M-4A4谢尔曼坦克，中国远征军战车第一营第一连装备这种战车。
中日坦克部队在缅甸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孟拱河谷之战。所谓孟拱河谷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在1944年发动的胡康河谷作战之继续。这一年，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廖耀湘）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在美军配合下从印度穿越胡康河谷，重返缅甸，开始了打通“史迪威公路”的缅北战役。1月28日，在胡康河谷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战车第一营赵振宇部和新二十二师战车连出其不意渡河攻击，攻入位于大洛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师团部，是为远征军战车部队第一次参战。没想到中国军队会利用战车快速渡河的日军猝不及防，师团长田中新一仅以身免，连师团关防都丢给了远征军。接着，孟关等地也相继落人中国军队手中，胡康河谷天险被中国军队突破。
中国远征军战车部队装备两种坦克：谢尔曼M-4A4中型战车、斯图亚特M-3轻型战车。
为远征军提供油料的美军加油站，这幌子极有“帝国主义的腐朽情调”。
败退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在后方的孟拱河谷，以加迈为中心重建防御体系。第十八师团是一个步兵师团，本身配有少量坦克和装甲车，在早些时候于英帕尔战役被重创的第十四坦克联队一部分残部也加入作战，主要车辆为95式和97式轻型战车。
根据《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战车》记叙，4月，中国军队从胡康河谷向前跃进，开始进攻加迈为核心的日军第十八师团阵地，中国战车部队依然作为先锋使用。
然而，双方的战斗却比以前更加激烈。日军依据现有装备，针锋相对与中国战车部队相抗衡，其主要作战手段包括身缠手榴弹用“肉弹勇士”炸中国坦克的发动机、用山炮抵近速射反击等等。由于95式轻型坦克从装甲来说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日军将其放在两道厚土工事墙之间横向移动用于打击中国战车。95式轻型坦克的37毫米火炮虽然口径小，但身管长，初速高，有一定的穿甲能力。
日军第十四坦克联队的95式轻型坦克在缅甸
日军声称此举开始给中国军队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击毁中国谢尔曼战车四十余辆”。个人以为这个数字十分可疑，因为当时中国军队所装备的谢尔曼坦克总共不过33辆。这代表着中国坦克部队被全歼，还要饶上11辆呢。
中国方面记录共有6辆坦克损毁。
然而，日方还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中国远征军的老底子是王牌军第五军，官兵素质本来就较高，经过第一次入缅作战的血斗后到达印度，在兰姆加休整训练了两年之久，因此战斗力极强，堪称当时中国军队之最。同时，美国提供的谢尔曼坦克，在欧洲虽然是德国虎式坦克的美食，在亚洲，其76毫米主炮却具有超过了任何日本坦克的火力。
所以，战斗进行下去毫无悬念。日军的山炮打完了第一次射击后往往来不及继续开炮就被摧毁，95式战车隐身的土墙被炮弹炸坍，成了坦克的坟墓。
看到猖獗一时的日军战车部队如此悲惨的结局，新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给蒋介石发报，报捷道：“此次敌重武器及军用车辆遗失之巨，人员死伤转于沟壑者之众，狼狈溃散惨状，有甚于两年前国军野人山之转进。追昔睹今，因此痛雪前耻，官兵大奋。”
史迪威在胡康河谷战役中，旁边是被击毁的日军反坦克炮。
6月16日，中国远征军攻破加迈。6月25日，彻底扫清孟拱河谷。日军紧急调集原计划增援密支那的第五十三师团“安”部队，救援垂危的第十八师团，才勉强将田中新一救了出来，但一万二千多人的参战部队，只剩了不到1700人。
孟拱河谷的战斗，不但在正面打开了日军的防线，而且有力地迂回了郑洞国将军指挥的迂回部队。8月3日，郑洞国部攻克日军在缅北的防御中心密支那。此后，中国军队一路挥师东进，势如破竹。
中国远征军坦克部队
10月，远征军再次发动总攻，目标指向回国的大门——八莫。在前行到八莫门户贵街的时候，中日战车部队再次发生战斗。
不过，这次参战的日军战车部队，却不是主动求战，而是夺路逃走。因为日军的战车多为被称作“袖珍坦克”的94式或95式战车，根本不是谢尔曼或者斯图亚特的对手。
结果，日军战车部队损失惨重，勉强突围者进入八莫协助防守。这期间，日军的战车部队战斗力已经大为降低，竟有战车被中国军队卡车顶翻俘虏的例子。
中国远征军以李鸿部猛攻八莫，经一个月激战，全歼八莫守军，残存日军战车没有油料，全部成为中国军队的战利品。
此后直到芒友会师，远征军打通回国通道，日军装甲部队再也不敢也再没有足够兵力来与中国远征军交战了。
缅甸的战车会战，是中国装甲兵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战，也终于为中国战车部队写下了一页扬眉吐气的一页。
中国远征军坦克渡河作战
中国远征军缴获日军战车照片，这批被俘虏的战车上带有“旋风”、“跃X”字样，可以观察到写法为日文，看来是日军给本部队起的代号，有鼓舞士气的含义，不过效果似乎不佳。
矢尽弓折 ——日本照片中长江上的中国海军
一
和平田博的交往开始的有些意外。
在日本我有时会给一个中文教室讲讲课，这个中文教室的学员基本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我认为与其说是学习语言，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使他们聚在一起。所以，我上课也不多讲语法，而乐于讲一些历史文化典故，这些内容显然更有吸引力。
有一次我放了一段《末代皇帝》中蝈蝈成精的片断，让他们写读后感当作业。下课的时候，这位叫做平田的“老学生”留了下来，意犹未尽地对我说：“先生（日语“老师”的意思），我见过这个溥仪皇帝呢。”
“哦？”我不由地刮目相看，还从来没遇到过和溥仪有过交往的日本人呢，他们怎么看这位傀儡皇帝？“他这个人怎么样？”
“很和气的人。”走路哆哆嗦嗦的平田点着头说。
我就和他多谈了一会儿。原来，平田年轻时曾随日本中学生团体，到“满洲国”访问。这在当时日本的中学中颇为普遍，因为日本当时的国策是以大陆为其经营重点，从小就要加强年轻人对那片土地的认识。他们的访问团受到了溥仪的接见，并且被“赐宴”。以日本普通人而言，平田无从知道溥仪在关东军面前连祖宗都要换成天照大神的尴尬地位。反而觉得受到这样一个“大人物”的接见非常荣耀。
平田说，下个星期我给你带些照片来看。对历史的好奇，使我第二个星期颇为期待地等到了平田。下课以后，平田拿出一本相册来给我。其中，绝大部分是日占时期大连和长春的街景，只是翻到最后，几张照片忽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这是在大连拍的吗？”凭直觉，我感到从这张照片上人的服装来看，更接近中国的南方。
“不是，”平田看看照片，说，“这是扬子江。”
“噢，这些日本兵是不是在检查中国船只上下行驶？”我问道。当时我正准备写中国海军鱼雷艇击沉日军鸥号炮舰的战例，其中涉及到日军在长江上建立封锁线的情况，如果这是相关的照片，我想借去翻拍一下。
“是的，”平田说，又找出一张照片，说，“这一张也是在扬子江，上面有我。”
“哪一个是你？你当时也在军队中吗？”
日军长江封锁线
平田收藏图片之一
平田翻开下面一页，说，“这张照片上就有我，我没有参军，我当时在船厂工作。”
“这张照片？”我问道，心中感到一份轻松。虽然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无论在不在日军之中，难免和侵华战争有着牵连，但我还是不太愿意和在中国打过仗的日本老兵打交道。“这个挥手的人是你？”
“不是，”平田说，“我在船上。这条船叫做‘华星’，我们从上海去镇江。”
“华星？”我一愣，这个名字怎么看怎么不像日本船只的名称，倒更像中国舰船的名字。而且，我记得当时中国海关所属舰只，都是以“星”字命名的。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钟汉波少校就是乘坐曾经被俘的中国海关巡视船飞星号，押运定远、靖远两舰的铁锚返回祖国的。“这是不是原来中国海关的船只啊？”
“是的，是的，”对于我能够认出华星号的来历，平田有些吃惊，也许这之前他对于我的“喜欢历史”还有些叶公好龙的猜疑，现在他应该是猜疑尽退了。“是的，”他说，同时很快地扫了我一眼，说道：“这条船是日本军‘虏获’的……”
看来平田明白我的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舰船被敌国掳掠而去，心里是怎样的滋味呢？想了一下，我这样告诉他，我在写一篇历史文章，内容是关于战争中的中国海军的作战情况，所以我对他的照片很有兴趣——如果他能够给我讲讲当时的情况背景，无论什么，可能都会有助于我的写作。
我打了个主意，如果他问我要写的内容，需要把击沉鸥号炮舰的内容讲清，否则将来可能会引发问题。当然，这种情况下可能无法借用他的资料，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日前，我曾在日本亲见一收藏家保留的中国军舰逸仙舰在日本的照片。不过听说我是做抗日研究的，那位主人态度虽好，却最终不肯出借，只好放弃。
奇怪的是，平田什么也没有问。
他只是表示你愿意用，就拿去用吧。至于背景，平田作了一点介绍。原来，他毕业后到日本播磨造船厂工作，职务是二等修理技工。1937年他随厂方部分员工一起被征调到中国原江南造船厂接收设备，并在那里修理被击伤的日军军舰（比如I号扫雷舰，在南京上海间被中国机雷炸伤，就是他所在的部门打捞修理的），以及整修俘获的中国舰船。这艘华星号海关舰，是和另外两艘海关舰文星号、云星号一同在上海被俘的。当时舰上武备已经撤除，舱内进水。平田所在的部门将其积水排净，300吨的文星号和云星号各加装40毫米炮1门，机枪4挺，作为巡逻舰使用，较大的华星号（600吨）则改装为打捞船供船厂使用。
平田讲，他本人长期从事舰船的修理，也爱好历史，所以收集和整理当时的船舶历史照片，是他的一大爱好，如果我有兴趣，可以到他家去做客，还有些照片可以给我参考。
以下两幅都是平田收集的照片，据我所知，都是孤品，在其他地方未见公开发表。
第二天拜访平田时翻拍文星号海关舰照片，停靠的码头已经不可考。
文星号海关舰，排水量300吨，修理完毕后交给日军九江警备队使用。
平田的叙述让我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要知道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方面缺乏摄影器材，各处沦陷期间档案材料也损失很大，所以海军的材料保存很少。而平田的经历显示，他手中，很可能有一些我们至今没有见过的珍贵材料。
好像是为了让我尽快同意第二天去造访（这种“热情”在日本人中颇为罕见），平田补充了一句——华星号那次去镇江，是去打捞中国海军战沉在那里的巡洋舰。
“巡洋舰？！”我感到很吃惊。
“是的，”平田说，颤巍巍地在纸上写了四个字：
“平海军舰”。
“我那里有一本打捞中国巡洋舰平海号的写真集（照片集）。”平田说。
二
第二天傍晚，我依约到平田家拜访。平田的家是一所典型日本普通人的房子。虽然日本是发达国家，但这种盖着木头瓦的日本传统人家房屋普遍狭小，昏暗，平田就在灯下等我。我带去了一点礼物，顺便询问他家人的情况。平田说，女儿去了东京，老伴住在医院里已经半年。“可能出不来了。”说这话的时候平田的表情复杂，很难形容。
没有电脑，没有液晶电视，墙上却挂着播磨造船厂给平田的“感状”（相当于表彰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就在这灯下，平田从一个藤箱里拿出了一本已经没有了封皮，十六开本的册子。他指着角上的标志告诉我，这本册子是播磨造船厂在昭和18年（1943年）内部印发的，名字叫作《中华民国平海宁海军舰浮扬工事纪念写真集》。
宁海号殉国照片之一
翻开这本发黄的本册，第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张，历史的沉重感扑面而来。
这艘已经倾斜而昂首向着江岸的战舰，我立即就认出了——这是中国海军的宁海号巡洋舰。它独特的塔式大型舰桥和烟囱后的水上飞机机库很容易分辨，而它前甲板上被日军炸弹炸开的大洞清晰可见。
宁海号，是中国海军唯一一艘配备水上飞机的巡洋舰。它配备的水上飞机，一架来自日本爱知时计社，另一架宁海2号，来自于中国海军飞机工程处，它的设计师是马德树，这也是中国至今自行设计的唯一一架舰载飞机。
按照中国海军的记载，1937年9月23日下午，坚守江阴封锁线的宁海舰遭到日军猛烈空袭。宁海号发炮700多发，消耗枪弹5000发，伤亡官兵62人，与平海舰合力击落敌机四架（日方没有损失记载，但当日日军第二联合航空队曾派出飞机，搜救“不时着（迫降）”的两架日机。据此，此战日军最少损失两架飞机）。敌机投弹150枚，弹中舰首，洞穿左右舷。宁海号失去战斗力，舰长不得不下令驶往上游。当它挣扎着航行到八圩港口时，江水漫过甲板，淹没了舰尾。
平田介绍，这张照片，正是拍摄于镇江上游八圩港，宁海舰当时横倾10度，舰首高高耸出水面，尾部在江面七米以下。
宁海和平海，中国抗战爆发时最强大的两艘战舰。这两艘战舰，其实与日本都有些渊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国民党政府海军部向日本兵库县播磨造船所订造一艘二等巡洋舰宁海号，排水量2,526吨，舰桥和主炮有64毫米装甲，动力部分为四部烧煤锅炉，一部烧油锅炉，最高航速23.2节，配备140毫米双联主炮3座76毫米（3英寸）高炮6门，57毫米机关炮10门；535毫米鱼雷发射管4具，设深水炸弹投放装置，载水上侦察机2架。宁海号于1931年2月20日安放龙骨，同年10月10日下水。
平田图册中宁海号巡洋舰战前的照片
此后，海军部在江南造船厂仿宁海号再造1艘准姐妹舰平海号，因中日关系紧张影响了日本的技术支持，1935年9月28日方得以下水。其间，中国工程师叶再馥发现了日方协助进行的配重设计极不合理，遂及时调整加大该舰底部压舱重量，改小上层建筑，使平海舰的平衡性大大改善。这也是至今中国自行制造的最后一艘巡洋舰。
平田图册中平海号巡洋舰战前的照片
平海号与宁海号性能大体相同，但不装备水上飞机，且高射炮为德制（因为完工时中日关系已经极为紧张，日方拒绝出售高射炮给中国海军）。
在中日之间矛盾横生之际，向日本订购巡洋舰的原因何在？无它，中国海军招标的时候播磨船厂价格最便宜而已。然而，这却给海军带来两个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一，在此后的战斗中，日军对中国海军最先进的战舰知己知彼；第二，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面前，海军被骂为“亲日派”，在竞争经费的“空海大战”中，更多的国防经费被拨给了空军。
从性能上说，它们是中国海军当时最为先进的军舰，也是清朝灭亡后中国海军增加的仅有的两艘巡洋舰。尽管宁海、平海两舰是当时世界巡洋舰中排水量最小，航速最慢的，但它们很适合长江上使用。这一点，陈绍宽遭到了很多攻击，说他订造的军舰不是为了海战，而是为了“吓唬陆军”。直到抗战开始后，海军的抗战作战计划陆续曝光，人们才能够明白陈部长的苦心。他早已料到以中国海军只有日本海军5%的吨位，与日军争胜于大洋实在没有能力，故此制定了依托长江，配合陆军“拱卫京畿”的作战计划。
事实上，海军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在江阴沉船锁江，一面阻止日军西进，一面将长江上游日舰“包饺子”。1937年8月7日，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实施这一计划。不料，这一军事机密竟被列席会议的汪精卫机要秘书黄浚泄露给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致使日军舰艇抢在中国海军锁江之前全速灭灯下驶而逃，“瓮中捉鳖”的计划完全落空。黄浚是被日本女间谍拉下水而成为汉奸的，案件破获后黄浚父子均被枪决。
此后，中日海军在江阴封锁线上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殊死对峙。海军部次长陈季良（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镇黑龙江，在庙街与苏联红军合作痛击日军的海军名将陈士英）亲自登舰督战，旗舰平海战沉后移旗逸仙，逸仙战沉后再次移旗定安，第一舰队打光后第二舰队继续填入。整个淞沪战役期间，日军始终无法从长江威胁上海守军的后方。激烈的战斗，也使中国海军80%的舰艇在此战沉或自沉，四艘最新的大舰宁海、平海、逸仙、应瑞全部损失。中国海军这一战，堪称矢尽弓折。
关于宁海、平海，我们只知道，1937年8月17日开始，日军不断以舰艇和飞机试探攻击江阴封锁线，中国海军檄日号测量舰等舰艇殉国，但防线岿然不动。由于宁海、平海等中国大型舰艇的存在，日军轻型水上力量在长江上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9月20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对第二联合航空队和海军第二航空战队下达总攻击令，令其全力轰击中国海军各舰，尤其是最精锐的宁海、平海二舰，并特别提醒“留意敌舰防空火炮”。日军从公大机场和加贺号航空母舰先后出动一百多架次轰炸机狂轰滥炸。但中国海军坚决不退，21、22两日，日军虽然屡次击中宁海、平海两舰，但损失也不小。宁海舰击落的低飞日机碎片竟然砸中军舰的望楼，而平海舰击中的日机栽进江中的福姜沙洲，机毁人亡。直到23日，两舰方因负伤过重，壮烈战沉。德国顾问报告蒋介石：“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激烈的海空大战。”
然而，两舰的最后，在中方资料中没有留下影像。
几年前，我曾经在日本找到一张宁海舰殉国时的照片，将它提供给中国军舰博物馆的姚开阳先生。
而在平田所提供的图册中，战沉的宁海号留下的照片，却远远丰富于此，我只有将其列出，希望能够再现该舰最后的战斗。
“宁海”号殉国照片之二为右后方拍摄的照片，可以注意到它伸缩式的水上飞机机库库门因为电力系统损坏而无法关闭，还可以看到它主桅右侧被日军轰炸机炸断的部分。
“宁海”号殉国照片之三为主桅右侧被炸弹击中的部位细节，可以看到前面的双联57毫米高射炮防盾，火炮已经被中国海军拆卸走了。
“宁海”号殉国照片之四为“宁海”号舰桥正面。可以看到舰桥和主炮上的黑色斑痕，即为日军炸弹破片和坠落飞机碎片造成的伤痕。宁海、平海的主炮由于重量太大，都未能被成功拆卸。
“宁海”号殉国照片之五为该舰正面，可以看出宁海舰舰长陈宏泰（此战腿部重伤）在最后时刻是在努力将该舰搁浅冲滩，以便未来有机会修复。可以看到舰体上被日军近矢弹损坏的部分。
“宁海”号殉国照片之二
“宁海”号殉国照片之三
“宁海”号殉国照片之四
“宁海”号殉国照片之五
平田介绍，打捞宁海舰的时间比较晚，大约在1938年6月间。原因是4月的打捞一度失败，该舰重新翻覆，压死两名日本潜水员。后来请来了它的设计主任神保担任指导，才将该舰成功打捞。
“平田先生当年也参加了宁海舰的打捞吗？”我问道。
“我没有参加过打捞宁海号，但是我参加了打捞平海号，还有逸仙号。”
三
很遗憾，平田的画册中并没有逸仙舰的照片。他作了个侧卧的姿势，对我说，打捞的时候，逸仙舰是横倒在水中的。
逸仙舰，是中国海军另一艘命运坎坷的军舰。如果说宁海、平海舰从设计角度带有浓厚的日本风格，逸仙舰则从设计到制造都是纯粹的中国产物。它是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大型炮舰（中国海军也称“轻巡洋舰”，但以其吨位，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1931年在江南造船厂下水，排水量1550吨，其战斗力在当时中国海军中仅次于平海、宁海。江阴之战中，逸仙舰舰长陈秉清深知自己军舰防空力量薄弱，看到日机欺中国舰队火力弱经常低飞投弹，遂心生一计。他将没有防空设计的150毫米主炮瞄向日军可能来袭的东方水天线处，待日机编队飞来，突然发炮。日机没有料到中国军舰有这样远射程的防空武器，未做规避，当即被击落一架（根据日方史料，似为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二战队的一架92舰上攻击机，驾驶员寺田上飞曹）。
日本92式舰上攻击机。第十二战队的一架这种飞机在江阴被逸仙舰击落，这架飞机从编号看正是第十二战队的飞机。
1937年9月25日，该舰战沉于江阴封锁线上游，日方一度将其打捞后作为海军学校的练习舰使用，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一直使用到60年代。
平田参加打捞平海舰是在1938年2月间，还在打捞逸仙舰之前。图册上记载，当时除日本海军派出潜水员参加外，并调动在江南造船厂的舞鹤、播磨等船厂职工参加打捞，共出动四艘打捞——俘获的两艘中国海关舰华星号和海晏号，日本拖船住吉丸和光月丸，后来又增加了数艘其他船只。2月24日，因为附近的江岸发现有中国军游击队的活动，似有破坏打捞之危险，日本海军又增调炮舰势多号担任警戒。
平海舰因为是中国舰队的旗舰，遭到日军集中攻击。从打捞记录来看，平海舰先后被六枚炸弹击中，其中致命伤为后部右舷和左侧中部水下各一弹，造成舰体破损，进水过多。平田并回忆平海号舰桥与烟囱之间有一大弹洞，而其指挥塔内部显然曾有火灾发生，油漆皆起泡打卷。
搁座在江阴上游巴世洲北岸的平海舰，按照资料说明是在镇江境内江段。日方记载，该舰上尚可使用的探照灯、测距仪、高射炮、机枪等，都已经在沉没后被中国海军方面打捞撤去。
注意，日军打捞平海是在长江低水位的冬季。宁海平海沉没的时候是秋季，舰体大部分没入水中的，所以中国海军很难回收一些大型设备。
江面枯水时从后方拍摄的平海，可以见到其后部受伤损坏的侧舷。
这是与中方记录吻合的。江阴血战中，平海舰22日遭到日机70架次的狂轰滥炸，多处负伤，底舱进水，当晚彻夜抢修。有人劝司令官陈季良降下中将旗以减小目标，陈坚决不肯降旗，并通知各舰舰长：“谁向上游退避，谁就是第二个方伯谦！”
次日早晨，看到紧急修理后的平海舰上依然战旗高扬，海军官兵皆声威大震。德国顾问的报告中称，当时岸上观战的陆军皆振臂欢呼。本文发出时，有江阴的朋友提到他祖父那一日前去江边看中国军舰，随即听到宁海、平海猛烈抵抗日军飞机的空袭，当就是此时。当天，日军空袭益急，平海舰指挥塔中弹，舰桥内航海官林人骥头部被上方飞来的弹片击中，当即阵亡，鲜血喷溅到陈季良中将的军服上。陈岿然不动，继续指挥各舰奋勇抵抗，直至舰沉。当时中方记载平海舰机舱中弹黑烟滚滚，当是烟囱前所中那一弹造成。
平心而论，抗战前的中国海军上层，颇有可指责之处，比如他们的排斥异己，他们崇尚大舰巨炮、轻视鱼雷艇等轻型舰艇的短视。但是以战场上的表现而言，显然他们并没有忘记海军学校图书馆门前“雪甲午耻”的铭牌。
战沉于江中的平海舰。播磨船厂的打捞记录记载，当时该舰向左侧倾斜39.8度，各舱均被江水灌入。
陈季良，因积劳成疾1940年病逝四川，很遗憾没有见到抗战的胜利，死后追赠海军上将。
平海舰打捞从2月16日开始，持续19天。在华星号的后甲板，加装了打捞用的抽水机和潜水员支援气泵，平田的工作岗位，就在那里。
日军在岸上安装滑轮，与江中的打捞船一起校正平海的倾斜，平海外侧的两艘船依次为海晏、华星。
为了减轻上层建筑的重量，日本打捞队在切除吊运平海的前樯，可看到舰桥上方的指挥塔已经被拆除。
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照片，舰尾平海两字依稀可辨。
站在沉没的平海后甲板上拍摄的照片，右侧为担任警戒的炮舰势多。
主炮拆除后的主甲板，平台上的圆孔为原76毫米高炮位置，打捞前已经被中方拆除。
平海舰后部140毫米主炮被吊离。
打捞中又一镜头。日军打捞队在甲板上安装了一个三脚架，用于作为支点从岸上拖曳，纠正军舰的倾斜。
日方在切割拆除平海舰的前主炮。平海舰沉没后，中方曾试图将其主炮拆走，但因为施工困难太大未能成功。
横倾已经被校正的平海舰。可以看到它其实并不是一艘很大的军舰，今天中国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就比它要大了。但那时，这是中国海军最优秀的主力战舰。
打捞浮起的平海舰
平田告诉我，在登舰作业前，日方曾请和尚念经。
举行这个仪式，是因为此前日军检查平海舰内情况的时候，在底舱中发现了一具中国海军军官的遗体。日本潜水员多有迷信者，以此作为祭祀。平海号中弹沉没之时，中国海军伤亡人员皆由威宁舰带走，而日方一度认为，这是平海号舰长的遗体。
四
据平田所言，这名中国海军军官的遗体是日本潜水员探查平海水下受损情况时，发现于平海后部弹药库侧面舱室的。当时参加打捞的日军官兵认为该舱室房门系从内部反锁，故有“中国舰长在舰上自杀”的说法。负责打捞的矢田大佐匆忙赶来进行辨认，因为他在1934年东乡元帅葬礼上和平海舰高舰长有一面之缘（即平海舰舰长高宪申，1934年为宁海舰舰长）。
因遗体已难以辨认，当时也无法认定，遂以海军葬礼将其埋葬。时矢田对周围的日军与工程人员讲，中国海军的技术学自英国，按照英国海军传统，军舰沉没的时候，高级将领通常与舰同沉。在日清战争（即甲午海战）中，凡是被击沉的中国军舰舰长都遵循这个传统，是很了不起的。不过后来知道高舰长在22日的战斗中，已经负重伤住进南京海军医院，23日平海舰沉的时候，并不在舰上。这个海军军官到底是谁，遂成一个谜，至今无法知道。
听到他这段叙述，仔细想来，才忆起甲午大东沟海战中，中方战沉的四艘巡洋舰（另有一艘损失的广甲舰是逃跑后搁浅在大连三山湾，并非战斗沉没）经远、致远、超勇、扬威的舰长们，在战舰沉没时，确实无一弃舰逃生，而这个细节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林永升、邓世昌、黄建勋、林履中。
有的战争，的确不是将士不怕死就可以打赢的。或许后世会有很多人重复另一位邓大人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宁海号巡洋舰的线图
关于宁海舰访问日本的经过，还有一个矛盾的记录。一方面，有人说当时中国海军军纪涣散，居然在军舰两舷晾晒衣物（确有照片为证），重蹈北洋水师访问日本时定远舰在主炮炮管上晾衣服的覆辙。另一方面，日本著名海军军史作家福井静夫（《写真日本海军全舰艇史》的作者，今天我们关于日本二战时期海军的很多知识和图片，都来自他的整理）回忆，他青年时曾目睹宁海舰的来访，中国海军军容严整，令人钦羡，是坚定他从事海军事业的一大原因。后来，他在写作《炮舰外交》一文中，还以此为例说明军舰的一个作用就是宣示国威。
个人认为，指责宁海舰在舰上晾晒衣物是一种误解（定远舰主炮晾衣则当为误传，其主炮炮管在甲板以上三米左右，谁会如此不怕麻烦地爬上去晾衣服？305毫米直径的炮管，衣服晾在上面又如何固定？对此事日方的版本是东乡平八郎发现定远舰炮膛中满布灰尘，无人清洗，似比较真实）。而且海军在军舰上是可以晾晒衣服的，包括日本海军自己。只是按照条令要求晾晒在适当的位置，否则在海上航行往往一走几个月，衣物难道都在舱室中阴干吗？
有朋友提到，日本海军历史学家田村俊夫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平田先生曾参加过宁海号和平海号被打捞后的改造工程，而平田先生自己则叙述他随打捞人员将平海舰送到上海后，因患病并未参与其后的工程。他只听说宁海舰和平海舰被送回日本，据说一直系留在播磨船厂外的岸壁上，他不知道这两艘军舰后来的命运如何。
日本海军炮舰保津号，可以看到其舷侧晾晒的衣裤。
倾侧在江水中的平海舰，代表的仿佛是那个时代中国海军的影子。
抗战中，虽弱小却不屈的中国海军。
这是1938年夏，抢救在安庆触雷的大村丸，平田在奉命派出的救援拖船上。
经过江阴、虎门、武汉三次战役，中国海军舰只基本损失殆尽。然而，中国海军却并没有屈服。陈绍宽部长指示成立辰溪水雷厂，失去了战舰的海军官兵组成布雷队，继续和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指挥收复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的林遵将军，率领重庆舰起义的邓兆祥将军，当时就是布雷队的成员。
海军布雷队穿越敌军战线，在敌后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补给线，日军称“长江中到处都是水雷”。在华南，布雷队在珠江西马宁炸沉敌舰协力号，活捉舰上的汪伪海军部次长、广州要塞中将司令萨福畴。在平田的收藏中，我也看到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反映了中国海军布雷队在长江中给日军造成的损失。
我从平田那里离去的时候，终于忍不住问了他那个问题——您真的不想知道我的文章将要怎样写吗？
这张照片，是在江南造船厂进行修理的势多号炮舰局部。该舰在长江中被中国水雷炸成两截而沉没，后段搁浅于岸边，打捞后重建一个新的舰首后修复，得以继续使用。战后赔偿给中国，成为中国海军常德号炮舰。
一张别致的照片。起浮后的势多号后段由于需要沿江行到船厂，为了避免进一步进水，前部装了个临时的舰首。舰首两侧的铁皮方形物品是什么？平田说是给工程人员用的厕所。
船台上正面拍摄的势多号，可以看到该舰是从舰桥前方被炸成两段的，我推测可能是引爆了其前部弹药库。
平田站在他家的门口送我，回答道：“只要你写的是那时候的历史就好。”沉默了片刻，说：“过几年就没有人记得了，日本的年轻人不关心的。”
走了很远，回头看去，平田还在门前站着，影子，落寂非常。
我想，以后我有空还要去看看他，并不是为了他的照片和资料。
五
其实，我所了解的平海舰、宁海舰打捞后的情况，比平田所谈还要详细些。1938年7月11日，日军以“第261号令”将两舰改列为海防舰，并将“宁海”改名“御藏”、“平海”改名“见岛”。但因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造船厂工期繁忙，如平田所说两舰的改装工程便延搁下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舰只损失太大，遂将两舰整修，依旧改为二等巡洋舰，作为运输船队指挥舰使用，降低重心以便在大洋中使用，将平海改名为八十岛号、将宁海改名为五百岛号。改装内容为前后各装一门高平两用127毫米炮及五座三联装25毫米机炮，并装上雷达，随即出海参战。
改装后的平海号在日本也没有留下照片，但却意外地在美军的照片中留下了影子。1944年11月25日，该舰担任新成立的第一运输战队旗舰参加莱特湾海战，在吕宋岛海战中被美国海军勇猛号和埃塞克斯号航母的舰载机击沉。上面三张连续的照片，记录了该舰最后的情状。
这组照片留下得如此凑巧，或许是平海号想向故国的乡人传递自己最后的消息吧。
轻骑绝杀 ——鱼雷艇文天祥中队击沉日军鸥号炮舰纪实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海军是最为悲壮的一个兵种。由于实力远逊于日军，在抗战胜利之时，中国海军几乎已经拼光了自己的全部舰艇。然而，众寡悬殊并不代表海军官兵缺乏与敌殊死一战的勇气。中国海军记载，1938年7月16日（一说14日），海军电雷学校文天祥中队奉命夜袭在湖口、彭泽江面的日军舰艇。是日，文93号鱼雷艇击伤日军中型舰艇一艘，自己也遭到日舰截击，经过苦斗带伤返回。文天祥中队指挥官刘功棣上尉等8人在作战中负伤（亦有资料称仅艇体中弹46处，却无人负伤，8人是艇上人数总和）。
1932年开始组建的电雷学校抗战前先后从英国进口CMB鱼雷快艇12艘组建“文天祥中队”、“史可法中队”和“颜杲卿中队”，每队四艘，是中国海军在长江上最活跃的鱼雷艇部队。它们装备的Thorncroft鱼雷艇排水量14吨，装备两条450毫米鱼雷，两挺机枪。中国海军的英制鱼雷快艇，虽然吨位小，但其40节的高速堪称中日两军之冠，是地地道道的长江轻骑。
南京失守时，该中队被截断在下游，奉电雷学校教育长欧阳格之命冒弹雨强行突破日军封锁线，抵达洞庭湖附近保存了下来。这次出击，终于奏功。
这次出击作战，在多处资料中都有记载。然而，由于当时难以查验日军的损失，出击的战果，始终难以得到确证。
然而，几年前笔者和一位台湾朋友在日本搜寻中国海军抗战史料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关于这则战斗的报道。按照日本战史学家福田三郎在《小舰艇战时损失研究》一文中的考证，这条被中国海军文93号鱼雷艇击伤的日本军舰，应该就是日本海军的鸥号布雷舰。只不过，这次战斗的战果并非击伤。此战，鸥号被炸成两截，尾段舰体沉没，前段舰体抢滩搁浅。按照国际海军作战的战果统计惯例，这是一个典型的击沉战例。
被击沉搁浅于彭泽宛家滩江段的鸥号，可以看到它被炸成孔雀开屏状的尾部。
鸥号炮舰
鸥舰属于日本海军燕级特别炮舰，1929年大阪铁工厂樱岛船社建造，标准排水量45 0吨，满载排水量512吨，装备80毫米炮，40毫米炮各一门，13毫米机枪两挺，可载水雷120枚，并有敷设及扫雷装备。最初设计用来担任军港防潜任务，因日本海军针对《华盛顿海军条约》宣传上竭力隐瞒实力，这型舰一度对外称作“反潜敷设艇”。但根据国际上三百吨以上为舰的标准，称其为艇并不贴切。实际上该舰由于舰内空间大，设计上体现了多面手的特点，可以承担反潜、扫雷、布雷、布缆、对岸炮击等多项任务。对华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海军看重其功能全面、马力大、吃水浅的特点，将其从佐世保镇守府调入侵华舰队，投入对中国军队的溯江作战。
鸥舰在中国承担的第一个任务，是奉命看守穿越江阴封锁线的航道。江阴封锁线，是中国海军为支援淞沪抗战，拱卫京畿，在长江江阴段沉船布雷造成的一道水下阻塞线，在江阴失守前曾成功地阻止了日军的上驶。但代价也十分沉重，中国海军的九艘巡洋舰有八艘葬身于此。江阴封锁线之战，是中国海军在抗战中最惨烈的一战。
占领江阴后，这条阻塞线落入日军之手。日军为了打通长江航道，先用炸药清理，再雇用专家潜水领任匠（“潜水领任匠”在日语中意思是高级潜水员）全力打开缺口。由于中国海军的封锁线异常坚固，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才勉强打开一条只可以通行一艘军舰的航道。鸥号在这里，除了疏导来往日舰以外，还有检查经过的民船，以防止抗日武装通过这条航线的任务。这些所谓民船，大部分是安装风帆的大型舢板。
日军在长江上的封锁线
按照鸥号乘员远山公秀的回忆，因为这项任务，他们深刻地领悟了中国人的“狡猾”。最初，检查颇有成效，曾经有中国特工人员因为暴露夺路跳江，终被打死于江中的事例。但是，这种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而下游中国被称为忠义救国军的游击队，显然不时可以从长江上得到接济。直到一次陆军作战抓到了俘虏，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原来，中国的游击队，确实可以通过江阴封锁线得到接济。中国的特工人员有一个绝招，就是利用每天都要经过此地的运粪船，用防水布包裹好驳壳枪和子弹等物资藏在粪舱中从容通过封锁线，因为这种臭气熏天的船只日军多半是轻易挥手放行。
于是鸥号乘员在作检查的时候就增加了一项任务——对每条粪船都要用竹竿伸进舱内反复翻搅，确认没有夹带才能放行。这样做的结果似乎很有效果，只是从此以后日军发现在他们吃饭的时间来要求通过的粪船数量大增，但查不出他们到底和游击队有没有关系……
鸥号用其前部的40倍身管80毫米炮轰击马当要塞。
也许，就是长江上的船老大们好奇日本人为何有这个匪夷所思的搅屎习惯，想故意恶心他们一下？
这种“轻松”而异样的工作并没有持续很久。1938年，日军发动对武汉的攻势。6月，代号V作战的九江战役打响，日军将鸥号、燕号、夏岛号、那美沙号等各舰编成第一扫海（即扫雷）队，沿江上行，支援两岸陆军的作战。
因增援部队保存实力绕道而行，6月29日江防重镇马当要塞失守，7月4日湖口失守，中国军队序战不利。此战，川军刘雨卿师长负重伤，奉命增援马当要塞的167师师长薛蔚英因此被枪决。战斗中，第一扫雷队日舰配合陆军猛烈炮击马当、湖口中国守军，并且清扫水雷，恢复航标，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整个战役期间，中国守军的反击猛烈，两岸不时有部队用迫击炮甚至机枪步枪进行抗击，鸥号上的导航员远山在战后这样回忆——中国军队的机枪和日本军队不一样，可以轻易分辨，他们用的是捷克式机枪，射击起来日本机枪是“的的的”，中国机枪是“砰砰砰”。攻占马当之前，第一扫海队就有四艘舰艇被击伤需要下驶修理。
从鸥号舰桥拍摄的溯江上驶战斗，可以看到为了防范中国军队轻武器的攻击，其炮座周围堆放的沙袋。
此时，中国海军的大部分战斗舰艇已经战沉，但海军部长陈绍宽7月13日依然乘舰到前线视察。部属观察到湖口方面日军骄横松懈，夜间亦不闭灯，陈遂命人收集情报，转达鱼雷艇队发动攻击。说起来陈绍宽和文天祥中队所属的电雷学校属于两个系统，而且蒋介石大有将电雷学校建设为“黄埔海校”，取代陈绍宽的意思。因此双方关系很差，其矛盾可以上溯到北伐战争。如果是和平时期两面必然势同水火，但此时国难当头，机会难得，双方在“雪甲午耻”的信念上一脉相通，电雷学校的官兵乃不计前嫌，毅然领命出击。
此战，因为没有料到文天祥中队高速而来的江上夜袭，正在锚泊的鸥号措手不及，尾部被文93号击中一雷，当即炸成两截，机舱人员全部死亡。剧烈的爆炸将其前后锚链扯断，鸥号前部舰体漂流江中，只是在姊妹舰燕号的救助下，才得以搁浅宛家滩，将舰上幸存官兵救下。此时，发现中国快艇来袭的其他日舰纷纷还击，特别是鸟羽、势多两舰因担任警戒，轮机没有熄火，立即捕捉到文93号鱼雷艇，并进行猛烈追射。中国鱼雷艇虽然连连中弹，但因为速度快，依然敏捷地逃出了火网，日舰追击不及，夜暗中又不敢深入，只得作罢。
鸟羽号这型炮舰是日军专为长江作战设计的超浅吃水炮舰，因此才能对中国鱼雷艇进行追击。不过它的航速只有15节，根本无法追上高速撤离的中国鱼雷艇。这艘鸟羽号后被国民党海军缴获，以后又起义编入人民海军，命名湘江号，一直使用到60年代。此战中日军参战的另一艘势多号炮舰后来也被中国海军击沉于长江。
日军击伤文93号的炮舰鸟羽
在《日本小舰艇图集》中，日方曾将此次损失归结为中国军队的漂雷所至。但实际上，当时中国海军还没有开始使用漂雷，第一支使用漂雷的海军布雷队要到当年9月才在洞庭湖成立，而且鸥号、燕号都设有反漂雷装置，因此此说不确。福田三郎根据当时鸟羽号和势多号的作战报告，综合鸥号损坏情况，最终判断，该舰是被中国海军的鱼雷艇所击沉。
从此处的破坏情况看，也不似中国海军当时使用的小型水雷所为，应该是被鱼雷击中左舷后龙骨断裂导致舰体折断。
此战过后，7月17日海军曾再次组织文天祥中队、史可法中队鱼雷艇联合出击。但由于和陆军配合失误，导致高速行驶的鱼雷艇闯入陆军阻塞网区损坏而被迫取消行动。随后，日军调集飞机，大举轰炸中国的鱼雷艇基地进行报复。
鸥号炮舰，因沉没于江中，江水腐蚀不似海水强烈，日军将其前段打捞修复后继续使用，1944年在冲绳海域被美军击沉。
从战史来看，鸥号不过是一艘普通的炮舰而已，击沉它并不能改变中日海军的实力对比。但是，文天祥中队这次上演的轻骑绝杀，却在提醒着日军——中国海军依然在战斗！
日本海军的技师在检查鸥号被击中之处
雷震出云 ——记抗战中中国海军的一次英勇出击
写这篇文章，是看到一张陈旧的资料照片引起的。
这张照片，是旧日本海军的资料中所存，粗粗看来，只不过是一艘普通的二战时期的英制MTB鱼雷快艇而已。
史102号鱼雷快艇
可不要小瞧这张照片，这艘小艇，便是1937年8月16日从黄浦江奇袭日军驻华旗舰出云号装甲巡洋舰的中国海军电雷学校史可法中队史102号鱼雷快艇，在袭击完成后撤离时为日舰炮火击伤，沉没于上海外滩九龙江码头。可以看到它尾部的两条鱼雷都已射出，这是日军将其打捞时拍摄的图片。
抗战期间，由于中日海军实力差距太大，中国海军依据《民国二十六年国防纲要》退入长江布防，几乎没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因此，史102艇对出云舰的英勇袭击，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英国记者以《扬子江上的战斗》为题，描述了这场战斗。
这次战斗的过程，也的确带有相当传奇色彩。
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时，中国海军主力已经调往江阴封锁线，“拱卫京畿”。在上海只留有一艘永健号炮舰，用于拿捕日本方面的内河船只，并以陈旧的运输舰普安舰和捕到的五艘日本日清公司所属商船沉塞于董家渡水道，阻止日军上驶进攻。而永健号8月15日即于江南造船厂前被敌击沉。至此，中国海军力量在上海战区已成空白。而日军以出云号装甲巡洋舰为首的“遣支舰队”则有大小舰艇百余艘，不但轻易控制了黄浦江上下的水域，而且不断以其装备的重炮轰击中国守军，支援日军的进攻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日本海军侵华舰队的旗舰出云号装甲巡洋舰，停泊在黄浦江上，标准排水量9750吨，长121.92米，宽20.93米，吃水7.37米，主机功率14500马力，航速20.75节，编制672人。装备203毫米炮4门，150毫米炮14门，12磅速射炮12门，2.5磅速射炮8门，450毫米鱼雷发射管4具。
为了解除这个威胁，中国方面以空军奋勇出击，连日轰炸出云舰。无奈出云舰虽为日俄战争时代的老舰，但加装了大量防空火炮，而且装甲坚固，是排水量近万吨的巨舰。所以，尽管空军作战十分英勇，包括蒋介石后来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都亲自上阵，多次命中依然不能将其击沉。
中国海军电雷学校校长欧阳格少将，遂决定以鱼雷艇发动对出云舰的奇袭。
中国海军布置的董家渡封锁线
原中国海军留守上海的永健号炮舰，这是被日军击沉打捞后的照片。
因为遭到空袭，出云舰在炮塔上增加了高射炮，以阻击中国空军的轰炸。
说起来，电雷学校，在海军中是一个另类。由于它是蒋介石假手欧阳格建立的一支“海上黄埔军校”。当时海军上层的闽系将领对其十分警惕，双方的关系剑拔弩张。这个学校的毕业生黎玉玺等后来成了国民党撤台后海军的主要将领，人称“电雷系”。
该校下属三个鱼雷快艇中队，即由英制MTB艇组成的文天祥中队、史可法中队和德制S艇组成的岳飞中队，共有鱼雷艇十余艘，乘员多为该校学生。说到电雷系就不得不说一下它的灵魂欧阳格。欧阳格其人，气度狭小，睚眦必报，是一个典型的反共分子，而且性格贪婪。1940年，这个蒋介石的把兄弟，老国民党员，被以贪污罪枪毙，真实死因至今是个谜。然而，这个标准的“反动分子”也有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点——那就是打起仗来勇往直前，毫无退缩。当年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率护法舰队突围时，欧阳格就一马当先，率豫章号驱逐舰当先开道，与车歪炮台陈炯明部守军猛烈炮战，为突围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所以，面对出云号的肆虐，欧阳格对击沉它也十分积极，选定由技术较好，胆大心细的两名艇长胡敬瑞（史102艇）、刘功棣（文171艇）实施攻击，其中史102艇发动攻击，文171艇担任预备。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两个问题是：
中国鱼雷艇线图
第一，由于中国海军在江阴建立阻塞封锁线，鱼雷艇已经无法下驶前往上海，如何能把鱼雷艇送到黄浦江去呢？由此也可看出当政的海军将领陈绍宽与电雷学校的不睦。这种同为抗日军队，却彼此拆台或者说内斗，不知让人如何评价才好。
第二，预定用于袭击出云舰的英制鱼雷快艇是木壳，不到二十吨的小艇，除了鱼雷外仅仅装备两挺自卫机枪。出云舰的吨位是它的五百倍，周围还有大量其他舰只警戒，如何能够靠近而不被发现呢？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鱼雷艇都是乘风破浪，实战中的鱼雷艇远没有这样风光，隐蔽偷袭才是他们的本色。
好在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第一个问题嘛，好办，江南号称水乡，有无数沟渠内河沟通着南京与上海，轻便的英制鱼雷艇正可以经过内河溜过去。8月14日夜，即从江阴顺内河前往上海，两艇分别于14、15日晚到达上海龙华锚地。
第二个问题，就复杂了，也是欧阳格不得不只以单艇实施攻击的主要原因。15日，他亲自带出击的总指挥，大队长安其邦和两个艇长实地勘察地形，认识到欲图攻击出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伪装成渔船，从中立国的舰船缝隙里钻过去。由于这种偷偷摸摸的举动，两艘艇一起出击的成功率就会大大降低。最终，欧阳格决定以史102艇单独出击，安其邦随艇指挥。
18日晚，史102艇上面覆盖了伪装，悄悄驶出董家渡封锁线，从中立国的舰艇中穿过，直扑停泊于黄浦江外滩日本邮船码头的出云号。但由于能见度不好，直到被敌哨兵发现，仍然未能准确发现目标。因敌已发觉开火，只好在预计距敌舰300米，顶角50度时，连续发射两枚鱼雷。史102艇急速原路返航，空遭出云号炮击，油柜艇体都被击穿，搁浅于英租界九江路外滩码头。安其邦、胡敬瑞等官兵立刻将艇上机枪内丢弃江中，然后泅渡隐蔽，历时月余才返回中国军队的阵地。
那么，此战是否击中了出云舰呢？严格地说，没有。
伪装等待出击的史102艇
英美烟草公司大楼前码头，史102艇鱼雷爆炸现场。
史102艇发射的鱼雷，一枚射偏，击中邮船码头一侧英美烟草公司前的码头岸边，当即将码头炸毁一截，附近房屋纷纷被震倒塌。
拍摄码头相片的为瑞士人Karl kengelbacher。此照片的场景曾被翻译为日军误射鱼雷击中该码头，因为无人相信中国海军当时还有这样的反击能力。
另一枚则直奔出云而去。遗憾的是日军设防十分严密，出云舰外侧还有一艘趸船拉拦阻网防止夜袭，此雷正中趸船，将其击沉，未能直中出云。但因距离过近，出云也被波及。按照日军记载，此后出云舰曾修理轴隧和螺旋桨车叶，因此中方判断该舰在这次袭击中，尾部受损。
袭击没有完全成功的原因，一个是能见度不好，发射不够准确。此外，这种英国鱼雷艇的发射方式也可能起来消极的影响。它采用抛射方式发射，从尾部把鱼雷抛下，快艇则迅速转弯离开，艇的尾流肯定对鱼雷的航路有影响。
这次袭击，虽然未竟全功，但引起的反响不小，大大鼓舞了前线官兵的士气。当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致电庆祝：“虽未获成功，但已减敌舰骄横之气焰。尚望再接再厉，整饬部署，以竟全功。”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方面曾经将一艘退役的咸阳号（原美国海军路德曼号）驱逐舰交给导演张澈，请狄龙主演拍摄了一部反映奇袭出云舰的电影《海军突击队》。
无奈张澈本来就是一个武打导演，对军事一窍不通，因此让他导演这部片子实在勉为其难，被他弄成了一部荒诞的武打电影，出钱的国民党军方因此拒绝接收。这可算是奇袭出云舰引出的一个小花絮吧。
我国我土 ——日军记载中的山东八路、鬼子和汉奸
一
按照日军记载，鬼子在山东曾经要拜八路当老师。
鬼子拜八路作老师，这听着都新鲜。然而，按照日军后勤史专家青木孝治在《陆军铁帽物语》（丸社，东京，1978年2月出版）中的记载，这种事在二战中还真的有。决心要给八路当学生的，就是驻扎山东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时间则是1944年。查阅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的回忆录，颇有细节描写，故此整理写出，以飨对那段历史有兴趣的朋友。
山东的鬼子一度十分骄横，向八路学习，显然是让八路打得太疼了，而目的，则“别有用心”。
说山东的鬼子让八路打疼了，并不是说山东只有八路抗日。国民党曾经在敌后建立两大战区，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山东的国民党军属于苏鲁战区，指挥官是东北军宿将于学忠和海军智将沈鸿烈，颇和日军干过几仗。只是国民党军战斗力本来就不如日军，硬碰硬的打法在敌后又不大吃得开，最终吃了大亏。
1942年日军发动攻势，利用国民党军一一三师叛变的机会，连续出击，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重创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部第五十一军。于学忠将军从1939年开始在山东坚持抗战，和日军作战经验丰富，用兵有道，在国民党军中颇有声誉。这一战则英雄气短，山穷水尽，于学忠亲自指挥突围，身中五枪，幸靠所部手枪营拼死冲杀，才突出重围。自此，山东国民党正规军主力撤退湖西，继任的国民党军指挥官刘勘（解放战争中在瓦子街战役中死于彭德怀之手）始终无力恢复失地。日军自认为已经“扫清山东”。
令日军无法理解的是，山东的中国军民，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割头如割韭，无论怎样镇压，依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发动新的反抗。
国民党败退以后，共产党麾下的八路军就开始在山东唱主角了。
日军很快发现八路军比国民党正规军更难对付。山东的八路不和日军硬碰，甚至不集中大部队，只是如同破裤子缠腿，几个回合下来，日军大感头疼。集中兵力下去讨伐，八路隐藏于人民之中，看不见又无处不在，抓住机会就是一击，你打他是无踪影，他打你是一阵风。这样八路越打越多，日军损失惨重又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兵力不足，这气焰一下就下来了。虽说八路没攻占几个县城，但在山东的日军，基本只能龟缩城里，出城就是八路的天下。
是不是这里面有夸张的成分呢？
应该说并非如此。山东日军损失惨重是有证据的，在日军驻山东各部队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损失的记录，其中在日军战车学校颇负盛名的“黄髭队长”角光彦少佐就是在宿营中被八路军活活烧死在宿舍里。《陆军铁帽物语》的作者青木孝治当时在第59师团独立讨伐大队从军，1944年在威海讨伐作战中负伤，甚至他的旅团长也在和八路军作战中因为亲临前线指挥，被八路军中的神枪手击毙。
山东八路军打死日军旅团长？的确如此，从藤田茂的回忆录和日军军史记录看，这个被打死的日军高级将领，就是日本陆军步兵第五十三旅团少将旅团长吉川资。吉川在1945年5月讨伐八路军许世友部的战斗中头部中弹毙命。奇怪的是，八路军战史中却好像未见记载！
山东八路似乎盛产神枪手。因为和八路作战打得太苦，驻扎在馆陶的日军中甚至因为厌战和对上级的不满发生了二战日本陆军中罕见的哗变事件。
青木所在的步兵第五十三旅团，本来驻扎在鲁西。因为威海方面日军兵力不足，日军将青木所在部队编成“独立讨伐大队”，前往威海协助作战。这期间，山东日军开始针对盟军登陆中国进行作战准备。
这主要是1944年中以来，日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其内部有一种观点认为盟军可能选择山东地区登陆，对中国大陆进行突然袭击，和中国军队东西夹击，歼灭日军中国派遣军的有生力量。
实际上，日军这个想法有些超前，盟军直到1945年，才考虑到类似的作战计划。可惜，一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有来得及实施。
但是，山东日军的确按照这个思路开始认真准备
怎么准备呢？修防御工事是一条，日军在烟台为了修建防御工事，扫清射界，将沿海山上的葡萄藤全部砍光。当时烟台的葡萄十分特别，成熟时最大的如同鸡蛋，且品质特别适合酿酒。这次葡萄浩劫，使烟台葡萄酒从此很长时间有名无实。
但是单单修工事显然不够，因为盟军如果登陆，本来就兵力不足的日军大概很难在山东维持一条完整的防线。怎样应付盟军的攻击，日军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游击战！
在鲁东丘陵利用游击战拖住盟军，直到援军赶到。
可惜，日军中懂得游击战的人太少了，怎么开展游击战呢？鬼子一筹莫展。
对了，八路是游击战的祖宗啊……
二
先不提日军学习游击战，前文提到山东八路打死日军少将。八路装备那么差，怎么打死的日军旅团长呢？
注意到这个史料是比较早的时候，原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出版过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对于中国军民的抗战颇多描述，尤其是提到自己师团被八路军狙击手干掉了一个旅团长。这部回忆录触动了日本右翼的某根神经，于是在一些日本新闻报刊上大肆谩骂藤田，说这个师团长让人给“洗脑”了。印象中用“洗脑”这个词攻击人好像源于老蒋，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学了去。堂堂皇军在中国应该是横扫千军如卷席，怎么会有旅团长大人被土八路打靶的事儿呢？
结果骂了几天有人不干了。
起来抗辩的，是比右翼还右、日本老兵的“日章会”等几个组织，开始骂右翼。
都是右翼，怎么还窝里斗呢？原来日本老兵觉得右翼这帮人太“八格牙路”了，根本认识不到皇军在中国作战的艰苦程度。按日本老兵说法，在山东打八路，比在诺门坎打苏联人还苦呢。和苏联人打，死活都是一下子，一咬牙就下来了。跟八路，那是成年累月，无时无刻，随时可生可死，那种紧张能让好好一个人发疯。特别是这个旅团长阵亡，并非虚构，怎么能对殉国的“忠魂”视而不见，这样无礼呢？
那时候日本老兵在报纸上发表过回忆，曾有某个记者专门报道过吉川旅团长之死，大体还记得其中内容。且将其内容整理如下。
日军发动的这次攻势，称为“秀岭一号作战”，主力为衣兵团，也就是第五十九师团，出动的兵力包括五十三旅团、五十四旅团等，目标是肃清在新泰一带山区，以韩×集（中间的字回忆的日本老兵也记不清了）、索家庄为中心活动的许世友部八路军，以便切实控制鲁中山地，准备和登陆的盟军打持久战。
看来山东鬼子也够一根筋的，认准了盟军会选择山东登陆，所以先清理后方。
山东的日军出动，发动对八路军的扫荡。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这支日军实行的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光”作战，在被八路军断绝补给以后，竟然杀当地的中国人食肉为粮！真是地地道道的“兽兵”。这一点，在日军战败后审讯的供认中也得到了证实。
也许正是日军这种残忍的打法，激发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意志，他们不断阻击、袭击、伏击日军，使日军进展非常迟缓。战斗的过程艰苦，是因为八路军的抵抗顽强而有章法，坚壁清野，并配合坚决的狙击战、地雷战，日军行动十分艰难。
为了督促部队前进，旅团长（即吉川资少将）亲自到前沿的一一一大队督战。
当时，一一一大队已经攻下一个八路军曾经死守的“荒村”，正在向前搜索攻击。按照日本记者的说法，皇军作战英勇，士气高昂，很快肃清了前面道路上企图阻击的“大队”八路军。日军似乎一提八路总是“大队”、“成千上万”，没个数儿，不知道都是哪儿来的那么多八路，撒豆成兵吗？
应该是八路不和日军硬顶的灵活战术吧。我看倒未必是“皇军”多能打，不信你把坦克给八路，给日本兵换两个土造手榴弹咱比划比划。
一一一大队的指挥官将战报汇报给将军。也许看到战斗顺利，旅团长十分高兴，指示部队迅速前进，以便天黑前和另一支日军会合，并和部下们在村中合影。
合影完毕，大队的指挥官向将军敬礼告别，就在他的手要放下还没有放下的瞬间，村中枪声骤起，旅团长一头栽倒在地……
接着，要上前搀扶的大队副官冈田也被一枪撂倒。
日军慌忙组织反击，控制局面后再看旅团长，头部已经中了三枪……
看来日军攻占村庄的时候搜索不够仔细，村中残存有八路军的散兵。按照日军的推测，八路军的散兵可能发现这伙儿合影的日军正在射程之内，但不知道打谁好，所以一直没有射击。
这有可能，因为八路军穷啊，子弹太少，看不好目标舍不得打吧。
结果合影完了一敬礼，当时就明白谁官儿大了。
问题这八路也太狠了，至少三杆枪瞄那位旅团长大人一个，而且个个神枪手。
难道是余占鳌手下的土匪投了八路？
日本记者后来的描述很浪漫——在旅团长的精神鼓舞下，日军勇往直前，横扫前方的八路，顺利和友军会合。入夜，熊熊篝火之畔，垂死的旅团长突然直起身来，转向东方皇居的方向，大呼三声天皇陛下万岁，然后合掌瞑目而逝。一众忠心的部下垂泪为旅团长的冥福祈祷……
这实在是难以置信，三枪打在脑袋上用中国说法，那还不成漏勺了？还能三呼万岁？！我的看法这纯属记者虚构，估计是当时就没气儿了（关于吉川的死，也有记录是负伤后送到医院，死于医院的）。至于击毙吉川的究竟是谁，则没有记载。但是从日军的文献看，也没有抓住狙击手的记录，应该是打了就跑，溜了。
根据中国方面记载，秀岭之战，实际发生在1945年3月至5月之间。吉川被击毙后，日军不断遭到袭击，补给中断，士气低落，不久撤出根据地，这次讨伐以失败告终。为报复吉川被击毙，日军将附近抓到的中国村民八十余人全部杀害。
讲完击毙日军旅团长，我们下面接着说鬼子学习游击战。
三
话说鬼子让山东八路整惨了，最后忽然思想上冒出了火花——八路整我，我不能用八路的招整美国人吗？这游击战我们头疼，不见得美国人不头疼啊。
事实上，日军这个思路还是挺靠谱的。朝鲜战争中，美军就被志愿军八路式的游击战折腾得晕头转向。
于是，日军决定——为了防御盟军登陆山东，我们要学习游击战。老师呢？就是八路。
要说鬼子够虚心的，在战争中能够迅速认识到对手的优秀之处，并有学习的决心，这一点真值得我们学习。“明治维新”应该说日本人就是这么学出来的，学的把老师都给打了。
但是，向八路学习游击战和明治维新显然不同，不能真找个八路来教吧。一来八路大概不肯教，二来八路狡猾，教着教着把皇军带进伏击圈去怎么办？青木所在的独立讨伐大队就受命在作战中注意收集八路军的相关刊物、资料文献等物，由师团组织分析，并开始在日军中根据八路军的作战特点进行相应的训练。
要说还是有些效果的。比如，日军总结，进行游击战，最好的战场是山区，要准备放弃城市，撤进山区和盟军周旋。为此，山东日军进行了大当量的山间徒步行军训练。因为华北日军从开战以来一直有对汽车公路依赖的毛病，如果真打游击战，这肯定不行，要学习八路翻山越岭的本事，所谓“土八路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鬼子也学了个七七八八。1944年末，增援文登作战中日军不用汽车，用徒步行军长途奔袭，避开了八路对公路的封锁，已经有了点儿徒弟打师傅的影子。
但是，日军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法，总的来说还是失败的。最要命的一点，游击战要求游击队融入到人民之中，如同鱼入大海，鬼子在中国老百姓中鱼入大海？那怎么可能，怕不等入就变成烤鱼了。
这一点，日军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很清楚，说明他还是有认识的。
日军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根本不具备它进行游击战的条件。所以，日本人虽然很会学习，而且很努力地学习，向八路学游击战，却是雷声大雨点儿小，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
不过日军进行了很大努力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确实认识到了八路军能够隐入人海无踪影的优点。
为什么前文提到文登呢？因为在描写山东抗日英雄赛时礼的纪实文学《解放文登——伏击战》一文中，有一段八路和日军周旋的过程，正好和青木所写的内容若契若合，只不过没意识到鬼子这样做是在学八路。我认为他们所说的是同一次战斗，因为这种事情实在太巧了。
原文怎样写的呢？
我伏击部队严阵以待，大家都翘首远望，注视着视野尽头的公路，争取头一个发现敌人。
好，来了，几个黑点慢慢转过山脚，走走停停，越走越近。
再仔细一看，大家却泄了气：几个人破衣烂衫，肩背粪篓，手拿铁锨，分明是早起出来拾粪的老乡嘛。
那年代没有化肥这一说，农村都是积有机肥。农民经常大早晨背个粪篓子出来拾粪，在胶东农村很常见。
老赛却从这个很常见里看出了不常见：拾粪都是沿着大路拾，来往的骡车、马车、驴车留下的粪蛋沿着公路拣就是了。蹊跷的是这几个人怎么跑到公路两边的田野里去拾粪？农民拾粪从来都是低着头看着马路一路走下去，而这几个人却边走边东张西望。
等人再走近点，老赛忽然明白了这几个人哪里不对劲：
头上包着白毛巾！
在陕北、晋中等地，黄土高原上风一刮，弄一头黄土难洗。农民们总是在脑袋上包条白羊肚毛巾。华北平原上是什么情况不清楚，不过看电影《地道战》好像也有白头巾，只是包法和陕北不同。可是在胶东半岛这里，农民在脑袋上裹手巾，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见。
这几个不伦不类的根本就是鬼子的侦察队！
青木所说的，正是这个白毛巾！如果没有弄错的话，这几个白毛巾里面，有一个就是青木的老乡，日军二等兵山下户一。文登失守以后，山下随同撤退的鬼子败退到威海，到医院看望过青木。青木在出发增援文登的作战中中了埋伏，全小队人员除了他一个人以外全部阵亡，不过他也挂了点儿彩。山下则得了伤寒。战后两个人都回了日本，这次作战的前后经过，就是山下讲给他的。
青木怎么会写这个战例呢？他是日军战史专家，专攻后勤，《陆军铁帽物语》主要的内容也是讲日军服装、随身装具的优缺点。这里的白毛巾，青木把他归到了日军特殊的被服里面，所以得到了介绍。按照青木的说法，这副打扮出来打仗的山东鬼子，只此一例，后面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背景故事。
话说山下所在的日军守备队守卫山东某城（根据有关文献，应该是文登县城），也响应号召大学八路准备打美国人——当然，也打八路。其中一条就是为了融入当地，学习八路军组织便衣队，扮装中国人。为此，日军组成了便衣侦察队。山东的八路经常便衣活动，让日军防不胜防，日军对这一点印象很深。
也不是人人都能改便衣。中国人和日本人那时候长相差别不大，外观区别不小——中国人普遍瘦而高，日本人普遍矮而壮。动作习惯也大不一样，中国人喜欢往地下蹲，日本人喜欢弯腰鞠躬。便衣队要求很高，个儿太矮的不要、镶金牙的不要、肚子大的不要、脑子傻的不要……反正是一通挑选，山下和其他二十几名聪明伶俐的日军入选。
日本人办事认真是个优点，便衣队弄了两个汉奸当教练，封闭训练，举止神态都要学中国人，特别是便衣队内部不允许说日本话。
俩汉奸都是当地人，一个叫杨建康，一个叫冯德平（都是音译），平时对日军极为恭顺，日本兵都说他们是“皇军的朋友”，教起鬼子来非常用心。不久，日军就认为侦察队可以出动了。
于是，侦察队就出动参加讨伐，准备偷袭附近的八路军。
没想到第一仗就被“土八路”给打了埋伏，侦察队轻易被识破，二死一伤。
日军马上彻查原因，检查下来啼笑皆非。
原来，日军为这些便衣队员配的服装都是从城门口当地老百姓那里卡来的，五花八门，穿上活像山东农民。但是，却给每一个日本兵配了一顶统一的瓜皮帽！
于是，出去侦察，八路就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拾粪而来，人人头顶一崭新的瓜皮小帽。
捡粪的还买得起瓜皮帽？
如此怪异的一伙人，你要是八路军指挥员看见什么反应？——人妖啊，打！
气急败坏的鬼子下来查——谁的主意？——师团部的命令。
原来，鬼子虽然善于学习，却也有食古不化的一面。日军的条令里面有一条规定——现役军人出军营必须戴帽穿鞋，不可光头赤足，违者送军事法庭。
虽然是便衣队，日军师团部认为他们毕竟还是正规军人，必须遵守条令。
怎么办？当然不能戴着日军的军帽出去了，上头让他们自己解决，作后勤的鬼子脑子一短路，就给每个便衣队买了顶瓜皮帽……
鬼子便衣队长和俩汉奸一商量。汉奸说这瓜皮帽都一样当然不行，另外这也不是乡下人的打扮。鬼子说对，得，瓜皮帽不能戴了。
正在这时，守备队的鬼子奉命派部队出城，打通到威海的交通，为撤退做准备，侦察队又必须出动。
其实，我看过日军在豫湘桂作战中出动的便衣队照片，也不是都戴着帽子（也有戴瓜皮帽的）。可见对军令的理解日军各部队有不同的看法，而山东的日军，显然是比较“严格”的。
按照青木的记述，驻文登的鬼子头儿是一个非常遵守条令的家伙，脑袋像榆木疙瘩，说你不戴瓜皮帽可以，但是脑袋上必须戴点儿东西才行。比如……这鬼子头大概是从山西调来的，说，比如像中国农民那样，围条白毛巾。山西农民头戴白毛巾，可胶东农民从来不是这个打扮啊，他怎么不出去瞧瞧山东农民的打扮？废话，城里瞧得见捡粪的农民吗？城外？我要能随便出城我还用得着便衣队吗？
于是，就出现了《解放文登——伏击战》描述的那怪异一幕。
毛巾，是鬼子便衣队长让汉奸杨建康找来的。他是本地人，很容易弄到了许多中国的毛巾，颜色不太一样，质地也不一样，倒是很适合便衣队用，这样可以避免太统一。
结果是照样被识破。鬼子郁闷啊。
当然，鬼子也想不到，山西农民和山东农民在习惯上有那么大的不同。
正是因为用白毛巾缠头，是这里鬼子独家发明，估计青木和山下所说的战例，大概是同一件事，山下所在的那个城，应该就是文登。
但是事情还没有到结尾。更想不到的是几天以后，便衣队活着回来的鬼子纷纷病倒，高烧吐泻无一幸免。军医检查后说是伤寒。伤寒？！好端端的怎么会闹伤寒？日军便衣队长脑筋一转，就想起那批白毛巾来了。
化验结果，那些白毛巾都带有大量的伤寒菌，显然都是伤寒病人使用过的！
再找“皇军的朋友”汉奸杨建康，早已踪影皆无，连家眷都没了。
火上浇油的日本兵，一怒之下把另一个汉奸冯德平拉出去枪毙。
皇军的朋友？呸！
九地伏兵 ——日军战车兵眼中“土八路”的地雷战
作者的同龄人，大体都看过那部著名的电影《地雷战》，其中汤司令“土八路在那边，在那边”的精彩表演，很多人都难以忘怀。
其实，这是一部军事教学片，所以这部片子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虽然有些欠缺，但从资料性的角度来说却有极高价值。比如，其中日本工兵渡边偷地雷，结果反被化学雷炸飞的片断，就取材于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武工队的真实战斗。这种所谓的化学雷，是冀中根据地特制的一种硫酸地雷，利用硫酸和炸药混合时发生化学反应的原理来引爆。做法是在日军工兵可能经过的地方，把地雷的盖子打开，口子上放一片蜡纸，再倒上几滴硫酸，然后把盖子盖上，小心埋好。敌人将地雷挖出来，以日军工兵的技术一般都能破掉常规的引信，然后把地雷作为战利品放到自己的汽车上，到这时一切正常。然而，等车子一开动颠簸，硫酸就从蜡纸旁边流进雷里面，引起炸药爆炸，让坐汽车的日本兵改坐飞机。冀中武工队的这个绝招曾让日军百思不得其解（从来没法弄一个不响的回来研究），无奈规定对发现的地雷只能销毁不能带回。
中国军流掷石地雷
这个条令是1942年《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提出的。这本小册子里面，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应该怎样应付八路军的地雷战。其中，有两张描述八路军地雷的参考图颇有价值（战后修正版），把它们放在这里，供大家一观。
第一张图“中国军流掷石地雷”。这就是《地雷战》中提到的石雷，又名“天女散花”，本来是地方游击队因为缺少钢铁，难以制造正规地雷的代用品。没想到用起来后发现，这种地雷日军无法探测（没有金属），而且碎石在炸药爆炸后杀伤很大，于是风靡一时。
第二张图“中国军流跳跃地雷”。这就是所谓的跳雷。实际上是一个竹筒或者木桶，底部安装炸药，顶部放一颗手榴弹，中间用锯末填充，引爆炸药后就会将手榴弹弹出地面，在半空击发，使日军连卧倒都找不到死角。
中国军流跳跃地雷
因为这两种地雷危险性特别大，日军特对其结构加以详细说明，以便减少“扫荡作战”中部队的伤亡。
日前看到一篇网上文章，作者称釆访了根据地的老百姓，称八路军的地雷很有问题，讲地雷不是炸敌人的，是给军队作警戒的，听见敌人趟响地雷军队撤退，老百姓则畏惧日军报复被迫离开家园，造成损失，地雷平时还经常误伤百姓等等。甚至提到因为这些地雷多是外国货，上面的俄文字母村干部看不懂云云。
分析这段文字，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作者对这场战争并没有多少了解，大概是所谓“闭门造车”的成果。所谓地雷响老百姓怕报复被迫离开家园纯属来自想象。要知道当时日占区中国老百姓发明了一个专用词汇—— “跑反”。何意？日军来了要跑，要躲，就叫跑反。1937年东北军坚守梅花镇，撤离后日军血洗此地，所以只要日军出动，有没有地雷响老百姓都要跑反，有地雷报警阻碍日军，至少比没地雷安全撤离的概率要大得多。日军在华北作战的记录，经常可以看到进军中遭遇八路军地雷，只好停下来等待工兵的情况，或者和携带地雷来偷袭的八路军交手的记录。连井陉煤矿的矿内通道都曾被八路军渗透埋雷，八路的地雷并不仅仅是用于看家。至于地雷是俄国造的更是好笑。如果苏联真的能给土八路送进武器来，给几挺机枪是正经，干吗千里迢迢送又沉又笨的地雷进来呢？事实上无论国方、共方，都没有一件可靠的史料证明苏联在抗战中曾给八路军支援过哪怕是几支步枪的武器，倒是在伯力扣留了著名的东北联军将领赵尚志。
从日军这两张图看来，八路军的地雷虽然简陋得很，但相当有效，而且，采用了远距离控制，电流拉发的方式引爆的，要误炸老百姓，也并不容易。
不过，八路军地雷战的具体战绩在日军记录中不容易查到。原因是每次地雷战的战果都不会大，挨了地雷还要强行突破的事情在哪国军队中也不会多。这种战斗属于零敲碎打，自然战果难登大雅之堂。
然而，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比如，日军资料表明，它的一支战车部队，曾经在山西遭到八路军的阻击，八路军用地雷把日军坦克炸得车毁人亡。整个战斗，还有照片为证。
炸坦克，可不是一般地雷可以胜任的，难道土八路还能造反坦克地雷？
要说八路军打日军坦克，倒也不是太新鲜的事情。日本《春兵团在华北的战斗》一书中，就描述了配合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作战的坦克分队在冀东曹各庄被八路军歼灭的过程。然而，用地雷炸坦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以土八路造的地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女散花之类，对坦克不过是挠痒痒。就算是“铁西瓜”，对顶盔贯甲的战车来说，也很难构成威胁。国际上通用的反坦克地雷，设计制造时对压强、起爆、穿甲方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玩意儿可不是土八路的兵工厂造得起的。
然而，这样的战例确有其事，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此战中被八路军击毁的日军战车。
按照日军记载（照片和记述来自土门周平《人物战车队物语》和伊东述的《大陆战车队——狮子奋迅的突击》），这次战斗，发生在1938年7月，地点在山西晋城天井关附近。被击毁的日军战车，属于日本陆军第八战车联队，是在和八路军三八六旅（查中国方面资料，似为三四四旅六八八团）部队作战中损失的。该部日军联队长是日军装甲兵专家原乙未生少将（原乙未生是《日本的战车》一书作者，有“日本战车之父”的大名，他曾到德国、意大利等地考察战车的制造和使用，是日军中战车使用和制造方面的权威。日本人将其与戴高乐、古德里安、图哈切夫斯基并列。日军第八战车联队是1938年年中由原第二战车联队改编而成，一说原乙未生接手该联队指挥权是在1939年，在天井关战斗时还没有到任）。该部日军从7月8日起，支援饭田部队的步兵进攻泽州（即晋城）。国民党军守军在常平村附近构筑坚固阵地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晋城地区沟通三省，地势险要，位置十分重要。双方在八年抗战中曾反复争夺，日军四次占领晋城，四次被迫撤出，最终无法将其占领。
被击毁的日军战车
7月10日，日军发动总攻，第八战车联队掩护步兵进攻常平村东方高地。战斗从清晨6点进行到下午6点，日军先后发动三次猛攻，始终不能攻占中国军队阵地。激战中，日军第一线羽贺大队大队长负伤，代理大队长又在第三次进攻中阵亡。第八战车联队以50米间隔的队形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突破，却在前沿陷入电波状反战车壕，遭到中国军队以重机枪发射的钢芯弹痛击。由于山地作战，日军使用的战车均为轻型坦克，装甲薄弱部位多被击穿，车长渡边孝等伤亡，车辆也遭到相当损失，未能发挥突破作用，只好撤退待机。
根据时间推断，这支与日军进行激战的中国军队，应当为此时驻守晋城的五二九旅杨觉天部。该旅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旧部，参加过忻口会战，战斗力很强。旅长杨觉天曾帮助八路军徐海东部筹措物资，双方关系融洽。该部在晋城驻防期间建立五二九小学，发展地方教育，颇有好名。
此后，前线大雨瓢泼，日军进攻受阻，双方在常平村一带对峙。
而这时，就传来一个“不幸消息”。另一路占领沁水的日军第十四师团所部，因为遭到中国军队的压迫，被迫撤离。在撤退途中于南山地区被中国军队包围，局势危急。日军上层命令第八战车联队立即组成支援部队赶去救援。
这次围攻十四师团所部战斗，对照中方记录，应该是国共双方合作的东坞岭伏击战。中国军队参战部队为李默庵部第九十三军、第十四军各一部（国民党军），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七、八总队（相当于旅，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此战日军被击毁的汽车就达二百多辆。在1939年“十二月事变”之前，山西的国共两军在合作上堪称各地之典范。
而前来增援的日战车第八联队，则在天井关一带遭到八路军部队（查看中方战史为负责阻援的六八八团和南公八路军唐天际部）的迭次阻击。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阻击一支日军装甲部队无疑是极为困难的，但八路军巧妙地利用险要地形，反复攻击日军随同的步兵，使日军战车不得不为了避免孤军深入而停下来防止被切断。战斗中，走在队伍中间的一辆战车突然触雷。剧烈的爆炸将该车掀翻，战车的履带被炸断，炮塔直接被抛落一边，车中人员阵亡。
曾经轧过多次八路军的土地雷，但都安然无恙的日军战车兵被这种威力巨大的地雷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继续前进，急忙调动工兵进行扫雷。由于阻击和地雷的影响，第八战车联队无法按期到达战场，被迫放弃了这次救援。从照片上看到，这种地雷把日军战车底部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看起来完全不是运气太好，而根本就是一种专炸坦克的地雷。日军感叹正规的八路和民兵就是不一样啊，有着可怕的装备。“八路军有反坦克地雷”的消息，就开始在华北日军中蔓延了。
用反坦克地雷击毁日军战车的八路军部队——山西晋城的“南公八路”指挥员合影
那么，土八路真的有反坦克地雷吗？
这东西的确可以称为反坦克地雷，不过，应该叫“八路式”反坦克地雷，世界其他国家还真没有装备这种武器的。
这种“八路式”反坦克地雷，其实原理和上文提到的“跳雷”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把手榴弹换成了威力更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太原造山炮炮弹。
原来，日军进攻太原时，守将傅作义发现仓库中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为了避免其落入敌手，大方的傅作义和当时在太原的共产党方面联系，同意他们去搬自己需要的东西。八路军方面当然大喜过望，不过时间仓促，搬走的东西不那么规整，其中就拉出来了一批晋造山炮的炮弹。问题来了，八路光有炮弹没有炮啊！
要是换一家军队，估计挖个坑埋了，这东西又不能用，还危险。但当时土八路穷得很，舍不得，八路军的兵工厂把这些山炮炮弹拆卸了，弄出炸药来再利用，弹壳则化了做其他用处——土八路的兵工厂里，金属材料很珍贵呢。其中也有几颗炮弹，被改造成了土造反坦克地雷，以打击当时十分猖獗的日军战车。做法就是把“跳雷”里面的手榴弹去掉，换上一发山炮炮弹，装触发引信。一旦日军战车通过，就遥控起爆，将山炮炮弹弹出地面，撞击坦克底甲。说起来山炮炮弹不是打坦克的好武器，要是砸在正面装甲上估计就滑飞了。可是从肚皮底打上来，活像武术中的撩阴腿，专找断子绝孙的地方招呼，别说日本的薄铁皮坦克了，就是德国的虎式估计也不敢挨这么一下。
从图片上分析，这辆日军坦克，显然就是着了这种组合八路式反坦克地雷的道道。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发动了“百万大战”来报复。特别因为八路军陈赓部三八六旅几次让日军吃了大亏，于是扫荡的日本坦克上面特别刷了“专打三八六旅”，要和陈赓单挑。
陈赓其人，黄埔三杰，性格活跃，怎是忍气吞声之辈，就来找八路军兵工厂，想弄几个“有劲儿”的家伙打一打日军的气焰。兵工厂当时就想到了给陈旅长这种反坦克地雷。可是有个问题——那批山炮的炮弹早就用光了，已经没地方补充去。怎么办呢？兵工厂的技师想出了办法，用日军投掷的航空炸弹臭弹重装引信，代替山炮炮弹改造一批反坦克雷。虽然笨重了点儿，可是“劲儿”更大。结果，不久三八六旅在潞城就用这个巨无霸炸毁日军中型坦克一辆，陈旅长曾为此向兵工厂登门道谢。根据《纵横》杂志的文章，冀东军分区地方部队营救美国飞行员奥立弗·欧斯德尔一行时，也曾对盟军飞行员介绍过这种用地雷摧毁日军坦克和汽车的战例。因为这种地雷的威胁，日军据点尽管就在附近，开枪开炮声清晰可闻，却不敢出动，只能坐视八路军营救美军飞行员并拆卸坠毁的Β-29轰炸机残骸。
天井关之战虽是小战，战果也不十分丰厚，但是看到被炸得翻个儿，身首异处的日军战车，还是不由得让人感叹啊——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还有，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最后，想到一个问题，这辆被炸毁的日军战车，到底属于哪一型坦克呢？因为照片的角度不好，这是个难以判断的问题，我推测这可能是日军94式或95式或97式轻型坦克，因为它们都有圆丘形炮塔。从驱动轮看，95式或97式轻型坦克的可能性更大。根据记载，日军第八坦克联队当时装备94式和97改式轻型坦克，因此，这辆日军战车基本可以断定是一辆97式轻型坦克，代号“太凯”。这种坦克生产于1937年，装备37毫米炮，7.7毫米机枪各一挺，重4.25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将其广泛用于大陆和东南亚战场。
日军97改式轻型坦克
第一滴血 ——从日方史料还原平型关之战日军损失
曾经写过一篇对于日军在平型关大战中损失的文章，写完以后多承熟悉军事的朋友加以指点，或指正，或考证，多有收获。于是我萌生了对这次战斗中日军的损失进行进一步考证的兴趣。其结果，在日本，陆续发现一些相关资料，个人认为颇有补充的价值，于是将原作加以修订，重新做成此文，作为对这一问题的一点补足吧。
从下图可见，此战日军与国民党军和共产党军同时交战。不过，图中标明和国民党军交战中日军阵亡最高的军官仅为中尉（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也是颇为激烈的，第十一联队战史中记载第一大队长尾家剑就差一点因为全军覆没而引罪自杀）。所以，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即图中在蔡家峪和平型关之间描述的战斗中，击毙日军两个中佐的伏击战战果显然对国共两军都是很重要的。
日军《第十一联队战史》中关于平型关战役的作战图。
可能因为此战中被歼灭的并非第十一联队所属部队，图中有一些错误。第一，“平型关大捷”战斗日期应为9月24日，图中标错；第二，新庄所部被称为“全军覆没（全灭）”，而第二十旅团坚称该部队有不少的突围人员，不能称为“全灭”。这也符合我对此战战果考察的结果。此外，图中标注的“朱德指挥的第二十三军两个师9月30日向五台方面逃走”，也很有趣。因为，朱德虽然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但实际无权指挥国民党军部队，而平型关前线中国军队中也没有二十三军这个番号。据对比双方序列推测，这可能是三十三军孙楚的部队，是两个旅，不知道为何被日军误会为两个师了。
当初写平型关之战，是因为在海外看到一份报道，提到平型关战役日军的损失，认为日军的损失应该是“一个不完整的汽车中队和一个负责大行李的运输和护卫的辎重小队，共计有日本兵60人”。因此，认为把平型关看作大捷纯属夸大。这样的所谓资料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在日本所见有关的资料，日军伤亡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而且，把平型关伏击战称为大捷，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
那就是当时日军的新闻管制还不够完善。在七七事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军的新闻报道管理还不十分严格，如《朝日新闻》报道的南苑之战（即佟麟阁、赵登禹殉国之战），曾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九军顽强的防御，并对守军的坚强深表钦佩。不过，这种报道随着战况的“泥沼化”，日军管制的力度日益加强，这种还算客观的报道就越来越难以看到了。日文报纸《每日新闻》根据其华北特派员的报道登出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新闻，加以实地照片，并冠以“我军运输部队在平型关关口附近不明地域遭到从两侧高地的伏击全军覆没（全灭）”。虽然没有具体报道人员装备损失情况，但依然成为战时日军报道在中国作战失利的极少珍贵新闻之一。从国际影响来说，无论此战歼敌数量多少，称为“平型关大捷”，都是很有道理的。
平型关之战，到底毙伤了多少日军，中国方面有一万（蒋介石贺电）、三千（长期使用的数字）和一千（近期国内著作如《三晋同仇》等使用数字）之分。从当时日军投入战斗的属于后勤部队来看，一万和三千都不大可能，属于战时为了鼓舞士气而进行的战果宣传。据此，我认为中方比较可靠的数据是一千。这个数字对比日军的参战部队，个人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所谓日军仅仅损失60人的报道，是不确实的。
然而，分析日军损失，使我们遇到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日军为了维护士气，对战时损失和战果的不实报道，使日军的实际损失与其公报不符。比如，日军报道在中原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洛阳之战，我曾找到龙门山激战、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之战等多次恶战的回忆文章，中日方面都承认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攻防作战。而日军最后报道的伤亡情况呢？不过损失55人而已……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曾经一次就宣称击沉美国四艘航空母舰。实际上战后调查，击沉的，仅仅是一艘登陆艇而已。
所以，对于平型关之战的真实情况，我釆取了根据史料进行推测，而不是直接釆用日军公布伤亡数字的报道（第二十一联队战史中直接报道此战阵亡15人，连日本大概都不会有人信）。
在日本的有关资料《终战记念日特集》中，日方资料写道：“八路军在五公里的峡谷里将日军团团包围，不断攻击，经过不到一天的恶战，日军全军覆没。”如果五公里的战场上只有60个日本兵，那就要差不多100米一个了，稍微有点儿军事常识的人也明白，这个仗怎么能打呢？“第五师团四十二联队救援的官兵证实，可以看到约百辆被烧黑的汽车和辎重车。”如果是这样，就算一辆车一个人，日军也不可能只有60人，何况，驾驶车辆的和押运的还应该是不同的部队呢。
战斗中日军突围的人员似乎不少，日军突围人员形容“红军”（就是八路军）作战与国民党军不同，他们子弹不多，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打出三枪就冲锋。因此与日军很快进入白刃战，八路军使用的白刃战武器除了刺刀，还有“青龙刀”等冷兵器。
日文刊物中对此战结果还有一种说法：“这次攻击中，毙伤日军1000人以上部队，很多军用物资被缴获，中国抗战以来的大胜利，称为《平型关大捷》。”不过，这个说法有些值得质疑。最初我查到此文时，认为是日方自己的数字统计。不久，有朋友告诉我，这是日方引用中方史料翻译过来的数字。虽然可以认为这表示日方接受这种看法，但是并非日军的内部统计，其权威性当可质疑。
日军在山西行进的兵站汽车队，也是《每日新闻》报道此战的插图。
好在还能够找到更详细可靠的资料。目前关于平型关之战，日文资料中萨注意到三本很有价值的材料，《第二十一联队战史》，原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益川的《大陆舞台上的中日死战》，前者日本各大图书馆都可以借到，后者在《丸》杂志上曾经连载，其第三部分，对平型关之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另一本则是在查找其他资料时，意外发现在日军《第十一联队战史》中，有着比遭到打击的日军部队对此战更详细的记录。因为第十一联队的尾家大队，正是22日最后乘坐新庄淳卡车的人员，该联队亦奉命救援平型关遇伏日军。可能因为损失的不是自己的部队，所以记录更没有顾忌一些。日军勾勒出的平型关之战，终于显露出了比较清晰的形象。令人惊讶的是，它提到的战场状况，居然有很多是中国史料中所根本没有提到的。平型关之战可能和我们传统的看法不同，在八路军的伏击圈中，它有两个战场，日军是从两个不同方向钻进八路军的伏击圈！
从中文史料看，日军在平型关之战中的状况，是一个典型的口袋之战，也就是日军钻进中国军队布置的口袋阵，然后被全部歼灭。但是日本方面的记载，这个口袋却是有两个进口的。
平型关之战，实际发生的地点并不在平型关，而在平型关以东的关沟峡谷。
益川的文章中对这一战一开头就交待“平型关是北支山岳地带山西北部的阀门”，“曲折的隘路两侧是十米—三十米高的陡崖”，“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午前，雨中，两件大惨事在这里发生了”。
一次战斗，为什么会发生“两件大惨事”呢？原来，进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六千余”部队伏击圈的日军，分属两个部队！这两个敌军部队，一个是从平型关返回灵丘的“新庄自动车队”，搭载其他日军部队一部，属于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两个中队组成，搭载部队人数不详，从西向东进入八路军伏击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新庄淳中佐。日军资料中没有记录它的总人数，但是从后面记录的伤亡来看，这支部队比对向而来的大行李部队要多得多。有朋友考证日军旅团长三浦少将和从前线归来的慰问团也在其中，这一点我所见到的日方资料没有记载，存疑。进入伏击圈的另一支部队是携带大批弹药、衣物、粮食等物资，从灵丘向平型关前线支援的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指挥官浜田大佐）辎重部队，第五师团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与他们同行。
这两支日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都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日军在平型关战死的最高军官是中佐，而且一下就打死了两个，第二十旅团的新庄淳中佐和第二十一联队的桥本顺正中佐。中佐，就是中校，在日军中指挥一个大队的军官军衔只是少佐（少校），比如十一联队的三个大队长，就都是少佐。中佐属于中高级军官，一下打死两个，如果日军投入部队只有60人，那应该就不是辎重部队，而是贵宾部队了。
这两个人的身份也很有意思。
首先，桥本顺正的“参谋”身份，在中国人眼里属于那种可有可无的次要幕僚，所以并不觉得打死一个日军“参谋”有多高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中日两军“参谋”职务不同造成的错误理解。中国军队中，参谋是连级军官，中尉而已，责任也是补缺拾遗，跑腿辅助，所以，有“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说法。而日军中，“参谋”是非常重要的职务，在指挥主官不在的时候，常常要负责指挥整个部队的作战行动，在军中的地位极高。比如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在关东军中的职务，也不过是“参谋”而已。实际上，日军师团的参谋长，也不过是大佐军衔，只比“参谋”高一级而已。另一个“参谋”的例子是高月保，他在被军统特工击毙于北平的时候，职务就是华北方面军的“参谋”。而这个“参谋”，不但是日军大本营号称“拉脱维亚的樱”的苏联问题权威，是日军制订对华细菌战方略的关键人物，还是贵族院的议员，担任天皇特使“宣慰华北”。日军中的“参谋”可能小看？这种职务，通常是日军培养高级指挥官时给予有前途的军官的过渡。事实上，日军中具有战略思想的高级将领，多半在发迹前最后一个职务就是“参谋”。在战斗中，派一个“参谋”去指挥一个联队长，并不是希奇的事情，因为他属于那种带尚方剑的人物。而这个桥本正顺的履历更显示，如果不是被打死在平型关，此人很可能是一颗日军中的明日之星。桥本是日本陆大毕业生，从1933年到1936年长期担任“朝鲜军北方特务机关本部”（地点在珲春）副机关长，军衔少佐，其顶头上司，就是关东军中著名的老牌殖民专家和野心家——河野悦次郎大佐。这个特务机关，是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织，他的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桥本在这个任上“功勋卓著”，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将其调入第五师团担任师团参谋，也因此他的军衔为情报中佐。在遭到伏击时，桥本的表现，也证明他的军事素养相当出色。
这种因为两军军制引发的理解错误，并不仅仅限于“参谋”。在缅甸战役中，被孙立人逼得剖腹自杀的日军将领水上源藏，其职务是“五十六师团步兵团长”一一一个团长，在中国军队看来实在不是什么高级军官，怎么会是少将？实际上，日军中的“步兵团长”，指挥的部队至少一个旅团……
也正因为日军将桥本顺正视为有前途的军官，所以此战之后，对桥本的死多有惋惜之词。桥本最后的风头，比同时战死的新庄淳中佐高多了。
其实，新庄淳也是个很值得注意的人物。至少，在被包围以后，新庄所部的抵抗远远超过桥本的部队，八路军的损失，推算起来大半是这支日军造成的——这不奇怪，桥本手下多为辎重兵，训练不足，新庄的部下则堪称精锐，数量也远远超过桥本的部队。
新庄淳的军衔比他的职务似乎要高。新庄淳的职务是新庄自动车队指挥官。这个自动车队（即第六兵站汽车队）包括两个机械化中队。按照建制来说，是一个简编的大队级单位，按说，其指挥官应该是少佐级别。然而，新庄却是中佐，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新庄部队并不是普通的后勤部队。
从军事角度，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如果不计补给和士气（前者部队本身不能决定，后者涉及因素太多不好计算）是三个因素相乘构成的，即火力、机动能力和防御。日军在侵华作战中一度横行，是因为对中国军队而言，它的火力和机动能力都有极强的优势。其中，机动能力角度，日军在七七事变时，已经是一支半机械化部队。所以，在中国军队普遍釆用的线性防御阵地上，日军经常可以利用机械化的优势，快速移动到中国军队薄弱的一翼实现作战的胜利，防御时亦然。而中国军队仅仅靠步兵机动，在平原地区是很难发挥人数优势的，往往是总兵力占优，具体战场上却体现不出来。这种机械化还使日军的重武器能够快速跟上一线部队，从火力上压倒对方。
不过，日本也不是富有的国家，像第五师团这样的部队，也无法实现完全的机械化，只能称为半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含义，就是部队本身还是传统的步兵，但机动作战时，由专门的汽车部队进行运输，实现快速行进的目的。“新庄自动车队”，就是为平型关日军提供这种机动能力的部队。事实上，在平型关作战的日军主力三个大队（第十一联队尾家大队、第二十一联队平岩大队和第四十二联队折田大队），正是新庄部队从灵丘，于22日送到平型关前线的。实际上，新庄部队在现代军事角度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应该是——摩托化部队。
不过，抗日战争开始前后，正是这一兵种处于幼年时期的时代。因此，日军将其归于辎重兵也无不可。但真正的辎重运输，日军还是舍不得使用这样宝贵的部队，日军向前线运送弹药、被服之类，还是采用大车运输的方式。巧得很，平型关之战，一一五师包围的，恰恰是日军一个汽车队，加上一个大车队。尽管兵种地位未定，但日军深知摩托化机动这种战术的价值和汽车部队的宝贵，所以“自动车部队”在日军中的地位高于普通步兵部队，有兵种优势。这才会任命新庄淳这样的中佐指挥此部队。
如果回头来看，林彪这一战，第一打掉了日军的辎重队，也就是说端掉了平型关日军的饭锅，第二打掉了日军的摩托化部队，也就是说打断了平型关日军的腿，这一击，实实在在地打在了日军的软肋上。
那么，这两支部队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一联队的辎重部队。我在最初研究平型关之战的时候，认为这支日军辎重部队包括担任警卫的高桥义夫骑兵小队共计250到260人。其中，因为日方文献记载桥本中佐乘坐一辆运兵“巴士”随同前往，我这样推测他的随员。担任指挥的指挥官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他率一辆运兵汽车（特别点名是运兵车）担任指挥，他不但是这支队伍的指挥，还有到前线执行联络的使命。从点名他带的是运兵车看，估计车里有他的卫士、司机、副官等，总共约十人。
然而无意间发现的一张照片，改变了我的看法，这支日军的兵力，要重新计算。
这张图本身并无特别，但书中对于此照片的一段说明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一“昭和十二年九月，粟饭原部队大行李从灵丘出发，满目沧桑的北支大行山脉（应为太行—译者注），艰难的行军，同期小仓中尉也在其中，于是留影纪念，不料却成永别。”
在太行山中的日军辎重队——大行李队，可以看到每车约四人控制前进。
最初吸引我注意的，不过是“大行李”这几个字，因为平型关之战中，关于日军“大行李”是怎样一个作战单位，始终有所争议。等我仔细看这张照片的说明，心中忽然一动。灵丘？桥本顺正所部不正是从灵丘出发的吗？！我以最快的速度查找日军在灵丘的作战情况，发现，日军占领灵丘的日期是9月21日，攻占灵丘的部队，则是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第一、第三大队。战斗中，第一机关枪中队中队长福岛勋负伤，伤亡数十人。所以，日军不可能在9月21日之前从灵丘出动任何部队。而按照日军的记录，所谓“粟饭原部队”，正是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别称！
按照日军记录，25日清晨，日军第二十一联队的大行李队从灵丘出发，携带粮秣、弹药、被服等前往平型关方向，并在这一天上午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伏击歼灭。此后，日军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除已在平型关前线的第三大队）则全力向平型关下集结，补充三浦旅团的一线兵力。28日到达前线，开始对内长城一线的继续进攻。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很难想象日军可以在9月底前的三五天时间里重建一支“大行李队”，并从容自灵丘再次出发。
而且，照片上有一点特别的地方令人瞩目。那就是在日军的大车辎重队中，居然有一辆汽车！这也恰好和桥本顺正中佐乘汽车与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同行前往平型关相符。
所以，这张照片上的日军辎重队，我判断，极为可能就是日军这支被八路军包围歼灭于关沟的桥本部队！
这支桥本所在的辎重部队，根据日军的记录推论，应该包括以下单位。
第一部分是大行李。这个需要解释一下，有人认为这是对于辎重队的统称。询问现存的日军老兵，大行李是一个独立单位，相当于兵站（旅团才有正式兵站，联队只有大行李），编制约百人。这次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大行李部队要到前方建立兵站，才携带了大量物资，以至于八路军缴获的军大衣都够整个一一五师每人一件。由于日军进展顺利，而9月底正是换季季节，估计三浦旅团此时考虑的已经不是怎样拿下平型关，而是冬季作战的物资储备问题了。如果不是出于建立兵站的需要，携带这么多的大衣显然难以理解。第二，小行李即普通辎重队，携带日军第二十一联队作战需要的日常补给，如弹药、粮秣等，共计辎重兵七十余，担任掩护的轻重机枪兵15人。运输兵没有经过全面的战斗训练，因此自卫能力较弱。两路共计有辎重车77辆，上面第十一联队战史也提到日军进入包围圈的包括“大、小行李”队。不过，由于大小行李编制并非固定，如果这路日军中大小行李的辎重兵人数少于此处的计算，也不奇怪。第三，为了加强自卫能力，派遣护送的高桥骑兵小队（高桥义夫第三骑兵小队），编制60人。第四，担任指挥的指挥官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及随员。这里，根据照片上汽车的类型，我认为其随员不应超过五人，否则车中无法坐下。实际上，照片上可以看到汽车共有四人，加上司机，桥本及其随员很可能正好是五个人。按照这个计算，这支部队的日军总兵力为二百余人。
有日文资料称这路日军不过是“马五十匹，大车七十辆……有辎重兵十五人，特务兵七十人护卫”，这里面毛病可就大了。马五十、车七十，不知道这个车如何拉法，难道用皇军来拉？有的车“皇军”拉，有的车畜牲拉？估计是皇军会法术，一指，车就走了。再说了，只有15个辎重兵，这70辆大车怎么赶法？看来鬼子会木牛流马。你说那护卫的也可以赶车。问题是护卫的是高桥义夫骑兵小队。骑兵啊，难道鬼子用战马拉车？那打仗的时候怎么办？这叫护卫吗？要是骑着战马在旁边赶着无人的大车行进……剧寒，好像幽灵片啊！
其实，如果看那张在太行山中的日军辎重队的照片，可以看到在太行山山地地区，每车实际至少需要四人一马推拉才能正常前进。这就是中国军队青睐于在山地和日军进行战斗的地方——使它的机动性下降，并且造成后勤的瓶颈。结合这路日军共计七十余辆大车（日方记录实际共77辆）的情况，如果加上负责警卫的高桥义夫小队60名骑兵，总人数应接近四百人。之所以与预计二百余名日军有出入，是因为日军当时普遍使用朝鲜人作为后勤支援人员，参加运输，他们不属于日军的军队编制（日军后勤人员也有台湾人，但前期不编入战斗部队。在日军中，日本人高于朝鲜人，朝鲜人又高于台湾人。当时还少见在当地拉伕的情况）。而战斗中，显然这些朝鲜人由于穿日军后勤人员服装，无法分辨，也被八路军消灭，并记入了战果，因为此战中并无朝鲜民夫被俘的报告。说起来，八路军把这些朝鲜“夫役”记入战果并非错误，由于“日韩合并”和多年殖民教育，二战中日军的朝鲜帮凶颇为不少。而且在对华战争中，他们经常在战斗紧张时拿枪投入战斗并对中国军队顽抗到底，后来还有大量朝鲜人补充进日军成为日军正规官兵。在伪军发展起来之前，这种日军中的朝鲜人常常被中国军民称为“二鬼子”，并以其凶残和纪律败坏而著称。实际上，如美军在吉尔伯特群岛的作战中计算的日军死亡人数，就包括大批担任设营的朝鲜后勤人员，而日军计算损失时，一向是不计算朝鲜人的。
新庄所部日军，其总人数则是一个谜。他的本部，包括两个汽车中队，其中的中西汽车中队，共有人员176人，另一个中队不详。这另一个中队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很难确定，但应该高于中西汽车中队。因为在网上查找，日军一个中队，最少的人数194，最多的350。中西汽车中队只有176人，在1937年的日军中，是非常罕见的。日军一个大队的标准人数为1091，包含三个中队和大队直属部队，一个中队的兵力在二百多人才是正常的。
有日本网页介绍此战新庄部队损失为“第六兵站汽车队共出动卡车八十辆，计损失卡车七十五辆，指挥官新庄淳以下四十三人战死，三十四人负伤”。
这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75辆卡车被击毁，连死带伤八路的子弹手榴弹一共碰着了77个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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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指挥官新庄，平均一车一个鬼子，只有一个误差，还不都是打死的，连擦破皮的也算。
那击毁卡车不是给你打成火焰山就是给你扔俩手榴弹炸开花，多壮观啊。可是，八路也是超人，就能掌握好一辆车上只能死或者伤一个鬼子！不能多，也不能少，打了正司机就决不能伤副司机，误差不过3%!
忽然一想，剩下的鬼子呢？两个中队怎么也有400人吧，减去死伤的77，还有三百多，可车辆给毁了75/80，连鬼子头都给毙掉了，这皇军干什么吃的？是不是枪一响就跟兔子似的……
其实，这个数字的产生，是有背景的。新庄这一路日军，除了自己的两个中队，还记载携带有如下人员——一个护卫小队和机关人员，到前线的慰问团若干成员（有资料称三浦敏事旅团长和他的卫队也在其中，但也有资料称当日三浦在内长城前线，故存疑），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和看护人员。伤兵这部分可能是日军损失最大的。因为如果是轻伤日军前线的野战医院都可处理，日军在平型关前线的鹄子沟就有野战医院，后送的肯定是重伤失去战斗力的人员。战斗打响后日军汽车兵可以突围逃跑，这部分伤员，就很难脱逃了。日军新庄自动车队代理队长中西正式报告中自述这支部队损失七十余人，这个数字常被引用。而日军增援部队进入战场后，自称“新庄中佐以下二百人战死”。其区别，就是中西的正式报告只提汽车队本身的损失，却全然没有搭乘日军的损失情况。
那么，当时车上有多少日军伤员呢？在国民党军的顽强抗击下，平型关前线日军的损失不小。实际上，战斗到28日，前线的尾家大队报告全大队1091人编制中还剩三百余人。日军记载，由于25日“平型关大捷”，国民党军受到胜利鼓舞，26日至28日发动了富有勇气的反攻。而日军由于没了新庄这付“快腿”，增援部队直到28日才到达战场，这一阶段日军损失惨重。如此，假设此大队日军的伤亡有一半是26日到28日发生的，按照当时作战正常伤亡比例一比三计算，到新庄汽车队出发的25日，则有约一百七十人阵亡，四百三十人负伤。其中轻重伤各占一半的情况下，就有伤员两百余人需要后送。而平型关下25日前日军共有三个主力大队（其他部队因为本来编制残缺暂不计算），就算另两个大队的伤亡只有尾家大队的一半，则合起来，也有四百余名伤员需要后送。如此，看护兵也要至少一百名。所以，新庄所部日军，算上伤兵应该在千人左右。
至于汽车一共80辆，这很可能是中西汽车中队的汽车数量（每车正副司机一共160人，加上一个修理班，与该中队176人的记录基本符合），而不是日军全部汽车的数量。原因是这支汽车队是日军派出运送三个大队部队到平型关前线的，且预定返回接运一个联队的援军。三个大队携带全套装备的日军，共计三千余人，如果仅仅80辆汽车，每车要装携带全副武装以及被服，携行近距离支援武器（迫击炮、掷弹筒等）的40名士兵，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翻一番，每车20人，还比较合理。而中西的报告，实际也没有提被拦在包围圈外的日军车辆。
25日上午，两路日军同时进入八路军伏击圈。11点，东路日军在雨后湿滑的小道上行动不便，大车行动艰难。这时，八路军猛烈的袭击开始了。
说到这里，有一点应该回顾一下，那就是大家都将平型关之战称为八路军与日军的第一战。从日军的记载来看，这是一个错误。在平型关大捷之前三天，八路军就已经和日军打了一仗，不分胜负。这一战斗，也在八路军老战士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只是，双方对待这一战的态度，却是迥然不同。我认为，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平型关伏击战双方不同的命运。别忘了，八路军这一边的指挥官，可是后来称为“黑土地之狐”的林彪。按照第十一联队战史的记载，桥本顺正这一路日军，并非坐以待毙。
在八路军部队的第一次打击中，桥本并没有当场毙命。他的座车恰好被山崖挡住，八路军的手榴弹和子弹都无法击中这辆汽车（否则以这一路日军仅有一辆汽车的情况，他的座车一定是八路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战斗打响后，桥本跳出汽车，立即在附近的一处台地建立了指挥位置，组织幸存日军进行抵抗。
这里面有两点耐人寻味。第一，日军为何未派尖兵搜索前进；第二，桥本所部中，除了日军以外，是否确如推测的那样有一批朝鲜夫役随同，他们是否没有武器。
日军未派尖兵，一方面是他们前一阶段作战顺利，确实骄横。还有一个原因，却是因为，八路军设伏的关沟，是在实实在在的敌后。日军称，八路军一一五师是从三角山（中国名称，不明，与1930高地为日军所称的平型关前两大制高点）四十二联队平岩大队的侧翼阵地上穿越过来，进入伏击阵地的。而桥本所部认为如果有敌军渗透过来，必然会和四十二联队发生战斗。既然前线一切平静，当然也就没有必要派出尖兵喽。
其实，山西的山地丘陵地形极为复杂，所谓“控制”，对于日军这样的客军来说，只能是相对而言，而本地的军队完全可以从敌军的缝隙中实现穿插。应该说，一一五师的战术动作果断坚决，人员战斗经验丰富是能够悄无声息进入敌后设立埋伏的重要原因。同时，24日夜间的大雨，更使日军无法行动，平岩大队能够发现八路军的行踪，反而是奇迹了。换句话说，日军这种粗糙的战斗作风，也可以说是前一阶段国民党军节节固守，绝不向敌后出击“惯”出来的。
说起国民党军的单纯固守，祖父认识的一个旧晋绥军军官说，单讲国民党军士气不振也是不对的。当时晋绥军和中央军抗战的士气都比较高。尤其是晋绥军，属于保家守土之战，战斗力强弱不说，作战还是勇敢的。其青睐于固守，有武器方面的原因。当时晋军防守阵地有一件奇门兵刃，就是太原兵工厂造的“滚山雷”。这种大号的防守兵器重达几十斤，外观酷似水雷，像手榴弹一样扔是不可能的。使用方法是居高临下，拉了导火索后用脚踹下阵地，滚落到敌军中爆炸。由于这种兵器爆炸起来大有淮海战役“没良心炮”的风格，山地作战中曾经给日军造成巨大损失，有把整整一卡车日军士兵连人带车炸进深沟的恐怖战果。这是晋军防守的主要兵器。但是，这种兵器也有致命的弱点——敌军不靠近阵地无法使用，敌军位置比自己的阵地高也无法使用，且无法携带行军。晋军将领多为旧军官，对武器的迷信比较重，所以对离开阵地，不带这个东西去和日军交战，认为很难取胜。这是晋军在平型关大捷前很少主动出击的一个奇特理由。
而桥本所部随行人员的情况，我再次仔细研究《太行山中的大行李队》那张照片，也就是桥本所部的绝影，发现推拉第一辆大车的辎重兵服装不统一。其中在后方推车的士兵肩挎步枪，头戴三块瓦的皮帽，与日军的服装显然不同。仔细看来，我觉得，它和当时在山西与我军交战的一支伪军的服装颇为相似，那就是蒙古分裂势力德王所属的伪蒙军。
难道跟随桥本进入伏击圈的还有伪蒙军？无论朝鲜夫役还是伪蒙军，从运输队情况看人数都不会少，为何会和日军一同全军覆没而没有人投降？是听不懂劝降还是八路军火力太猛？或是受到日军的胁迫？
这恐怕只能是一个谜了。
桥本顺正指挥日军的抵抗颇为顽强，据称他曾准确判断一个中国军队的指挥所，并指挥轻机枪进行攻击——“可能是八路军指挥官被打死，一度攻势得以减缓。”然而，他的兵力毕竟有限，装备也不充足，更要命的是由于八路军伏击阵地选择得好，日军处于“很难看到敌人只能挨打”的境地。当八路军第二次发动猛攻的时候，这支日军终于未能逃脱“全灭”的命运。有消息说当时日军辎重中，枪支与弹药是分装的，以至于一些没有枪的辎重队员找到了枪没有子弹，找到了子弹没有枪，抵抗能力大减。不过这种说法没有得到日方资料的证实。一一五师冲下山来，和日军发生了白刃战，日军全被杀死，连手表和钢笔都被八路军缴走作了战利品。部分当时未死的日军拼命抵抗，遭到八路军的杀戮，有的被和车辆一起烧成黑炭。（当然，这时候又少不了皇军责备八路军“野蛮”的话题）
大家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奇怪——既然这支日军已经“全灭”，如何还能够提供如此详细的战斗经过呢？
其实，这一路日军还有几个幸存者。三天以后日军二十一联队的官兵赶来救援，在死尸堆里发现了两名奄奄一息的日军重伤员，随后又在附近山坳中发现隐藏于此处的三名日军伤员，这就是此战这路日军的全部幸存者了。但是，没有一个日军能够说出桥本顺正中佐的死亡经过，他们对桥本最后的记忆就是他指挥轻机枪射击的时刻。
如前面对这一路敌军人数的分析，桥本所部被消灭的当在三百五十人左右。应包括日军桥本顺正中佐以下随员数人，大小行李辎重兵一百多人，高桥义夫骑兵小队六十人，以及约同等数量的朝鲜夫役或伪蒙军，损失马匹一百多匹。77辆大车和一辆汽车全被摧毁，物资被缴获。
另一路日军新庄汽车队的情况，要凌乱得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是，战斗打响以后，日军的首车即被摧毁，日军人员纷纷下车。由于没有统一指挥（新庄中佐在第一次攻击中即毙命），这段时间的日军作战情况没人能够掌握。其实，此时这一路日军进入伏击圈的已有七十多辆汽车，单纵队的长度约一点五公里，另一方面桥本部队的日军七十余辆大车也绵延一公里左右，两军之间的间隔不过两公里多一点。如果新庄所部日军向前冲，与桥本所部合而为一，则战斗无疑会复杂得多。不过，可能是因为失去指挥，这路日军并没有做这样的努力。这一路日军的损失，日本记者益川《大陆舞台上的中日死战》的记载：“在八路军伏击圈的西端，遭到预设的伏击，指挥官新庄中佐以下约二百人战死，车辆焚毁。”由于日军未能全部进入伏击圈，所以一部分日军撤出了战斗，向后退却，随后立即投入反击，试图打开缺口，救出被围的战友（按照某些说法，是战斗开始后立即突围成功的三浦少将亲自指挥反扑）。经过“奋战”，终于一度打开了包围圈，掩护部分日军未死人员撤离，这就是日军两个汽车中队的中队长都能够生还的原因。但是，由于日军得以打开包围圈的时间极短（此后足有三天日军没敢，也没兵力进入关沟伏击区），估计在被击毁汽车上的日军伤兵很少有人能够生存。
从八路军方面的描述看，这路日军未能突围的部队由于是摩托化部队的精兵，武器也比较好，曾经依托汽车进行顽强的抵抗，甚至向八路军发动反冲锋。日军伤兵也并非任人宰割。26日，国民党军反击鹄子沟日军野战医院的时候，日军伤兵就曾顽强抵抗。但是由于一一五师兵力超过日军数倍，终于将日军全部歼灭，以至于三天后进入此地的日军只见被摧毁的汽车和车上车下层叠的尸体。
根据这一战情况分析，新庄汽车队方面日方自己承认战死者约二百人。当时战争死亡率与战伤率为1: 3，考虑到日军遭到突袭，而且部分人员最终被包围全歼，死亡人数应该比较高，这个比率可能改为1: 2更趋合理。因此，即便这战死的二百人日军包括了解围部队的阵亡人员，这一路日军的伤亡也将达到六百人以上。
如此计算，仅这两路日军的伤亡，就已经达到了九百人以上。
同期，日军第十一联队、第二十一联队、第四十二联队等部队曾全力突击，试图挽救两支日军。但是由于遭到八路军各部队的顽强阻击，未能前进，反而不得不作出后退姿态。日军直到三天后才进入关沟伏击区，他们除了收尸已经没有作用。按照当时日军援救战友的作战士气和未能成功的结果，日军在这三路援助中每路遭到数十人的伤亡应该不会离谱。这样说法还有一个佐证，就是日军第二十一联队战史记载当天在镇边城损失20名士兵。其时间正在桥本和新庄两部覆没之间，推测当为试图突入解围时遭到的伤亡。
因此，平型关大捷中日军伤亡千人应该不是一个很离谱的数字。
关于平型关大捷的日军伤亡数字的推测，实际上与我当年写这篇文章时的情况出入不大，并不能算太新的资料。然而，另有一些，则是值得写出的。
那就是平型关大捷的影响。
我们曾经说，平型关大捷的意义在于它是抗日战争中第一次大胜。事实上此战之前，在抗战中我国军队也不是全无胜绩，但打成让日军“全灭”的歼灭战，的确是第一次。
其意义在哪里呢？
从战术上说，这一战的确达到了一一五师战前所讲切断平型关后方日军补给线路的目的。平型关日军三浦旅团四个大队从25日到28日，与后方的联络中断。由于补给不足和缺乏援军攻势停顿，这三天中未能向前进一步。日军原计划从灵丘方面支援一个联队的日军增援平型关，由于交通中断，不得不改用已迂回到大营方向阎锡山军后方，已经攻占浑源的二十一联队主力两个大队又两个中队变更方向，赶到平型关下支援三浦旅团本阵。阎军无意中逃过一劫。而即便得到了增援，由于补给不济，三浦旅团在平型关下也仅仅是维持而已，攻击效果不佳。此后的三天，日军一直在平型关下徘徊，毫无进展。
造成平型关线失守的原因是日军关东军支队从西侧更远的茹越口突破了阎锡山军防线的薄弱之处。国军梁鉴堂旅长战死，平型关守军退路被切断，10月1日被迫放弃阵地撤离。当时在关前苦斗的三浦旅团官兵发现阎军如“雪崩”般突然撤退，纷纷高呼万岁。可见林彪这一刀插入日军软肋造成的伤害，使气势汹汹的三浦旅团成了病猫。
从战略上，则是给了中国军民，特别是国民党军极大的鼓励。这并不是口头的说法，实际上参看第十一联队战史，就可以看出，战役进行到25日，国民党军虽然防守顽强，却几乎没有主动出击。日军取得的最后一个大战果是在一一五师打响同时，攻占了平型关前极为重要的1930高地。
然而，此后，受到八路军大捷鼓舞的国民党军纷纷主动出击，从25日到28日，一线日军到处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其中战斗包括：
25日上午11时，国民党军反攻1930高地，以迫击炮轰击并试图迂回日军后方。日军的部队是炮兵和车兵，近战能力不足，只好且战且退。双方间隔300米的距离进行对射，日军退到二线阵地勉强挡住了中国军队的进攻。
26日晨，国民党军突袭鹄子沟日军野战医院，日军卫生兵和伤员进行顽强抵抗后，医院终于被攻占。第一机关枪中队中队长宣野等伤员被俘或被杀。
28日，国民党军对日军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发动总攻。日军被包围在一个马蹄形的防御阵地中，伤亡惨重，全军从满编的1091人剧减到三百余人，弹药用尽，援军无望。日军大队长尾家剑嘱咐护兵烧毁队旗并准备自杀，幸为援军所救。
这都是此前日军记录中未见的灵活主动战术。
此后的忻口战役中，迂回敌后也成为国民党军的重要战术之一。
可见，一一五师的平型关之战，的确让当时士气受创的国民党军也为之眼睛一亮——和日本人原来还可以这样打啊！称平型关大捷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绝对是一个并不夸张的说法。
七十万魂不还乡 ——日方史料中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
在各种资料中，中国的抗日战场，到底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和马占山部作战的日军在黑龙江埋葬被击毙的同僚。
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一位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张忠义先生，旁征博引日军史料，也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釆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当然，也有对此持有异议的专家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就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人。
到底哪个数字是正确的呢？
美国方面使用的是日军提供的公布材料，按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然而，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一直就有异议。
第一方面的异议是日军的阵亡人数和对手公布的往往差距很大，比如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认为至少击毙日军一万二千余人，而日军公布的阵亡人员只有两千余，相差六倍之多。一些学者如张忠义先生将其归结为中国军队对战果的夸大。
国军对战果夸大可能有之，但日军的作战记录中，却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
例如日军在作战记录中，经常可见“苦战”字样，而公布的伤亡却极小。以攻占洛阳为例，整个战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区区55人。但其中又分明记载了多次激战，如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对攻等等，伤亡人数颇有些对不上号。又如抗战初期的山西万全之战，日军有记录称此战中步兵第三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第三联队本身属于二二六兵变的主力，这些官兵都属于当时的叛军，但惩罚迟迟未作，送他们到中国战场，其意义就是让他们能够“光荣地死”。第三联队的官兵为了洗刷耻辱，在万全城下发动了自杀性的冲锋（不炮击摧毁城墙，直接进行云梯登城），大部战死沙场。然而，与此矛盾的是，同时公布的战报中，第三联队的伤亡合计不超过一百人。
日军挂着同僚的骨灰盒在行军。
日军在和29军的激战后举行对阵亡官兵的火葬仪式。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灵位，与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不符，并且逐年增加，仿佛越来越多的阵亡人员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
看来，日本的战报，还真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种战报的权威性早就受到质疑，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就多次发现日军力图以掩饰自己伤亡的做法造成美军的错觉，并鼓舞自己的斗志。
虽然日方战报的数据说不通，但作为外国人，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怀疑。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资料统计，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虽然还无法断定到底有多少日军阵亡中国，但其统计的数字，至少证明无论军事博物馆还是何应钦将军，提供的数字都过于保守了。而日军的战报，则在这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面前，彻底失去了可靠性。
比如，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帝国陆军史》的作者）在他的书中，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共计78万9370人。
而我最近买到的一册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的《中国慰灵》，则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数字。这本书，是一套记录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情况，追悼亡灵的系列图书，包括《缅甸慰灵》、《满洲慰灵》、《瓜岛慰灵》等，《中国慰灵》是其中的第五部。
在这一册图书中，读卖新闻社记者统计的日军在中国阵亡总数，超过七十万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抗日联军在东北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战果。这是战死和战病死的合计人员数字，这符合阵亡人员统计的原则，美日统计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南洋的伤亡人数，也是这两个数字的总和。
这部书中提供的资料，推翻了日本军部所公布数字的权威性。比如，豫湘桂战役中的长衡会战（日军称为湘桂作战），日本军部提供的数据是日军共计阵亡12209人，而读卖新闻的记录，则日军此战的总阵亡人数，超过十万。
虽然，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但已经比早期美国学者所提供的多了一半……而一半，就是二十多万日本兵埋骨在了中国的土地。至少，这是日本方面的数字，而且，看目前的趋势，随着日方史料的渐渐披露，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这让我觉得可以松口气，因为刚看了张忠义先生的《抗战八年中国并未取胜》，结尾处张先生以“良药苦口”为重点，点醒世人道：“当年4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我这个普通工程师发现的这一点点日本史料，也许能让张先生安心些，如果侵华的日军只有60万，看来还真不至于让我们的4亿民众无力回天，只怕还要再发照会让日本派10万人来才够埋（还没算打残废的）。
白刃疑踪 ——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
二战里面，日军在白刃战前先把子弹退掉然后拼刺刀，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说起来这是其步兵条令的规定，在热兵器时代，这一规定因为看起来迂腐而令人困惑。然而，它决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全是捍卫“武士道的尊严”，而是日本军队根据实战检验做出的结论，这和日军的兵器，作战特点是相吻合的。
中国军队的大刀队。在拼杀方面，中国军队对用什么兵器使用什么战术没有条令的限制，个别部队还有使用红缨枪或者标枪的。
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纯粹是自杀行为。
当时各国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不但不能退出子弹，而且整个过程中要全力射击，尽量压制对方火力。比如军事作品《亮剑》中，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写：
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竟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全部阵亡，无一生还……
战争是残酷的，日军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无论塞班还是冲绳，日军发动步兵冲击的时候，都是一边射击一边前进，并且把轻机枪手放在一线，以增强压制火力（因为一线日军一直没有装备冲锋枪）。
这倒不太用担心误伤自己人。二战中，步兵冲击的散兵线即便以所谓“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其队形也远比冷兵器时代松散，士兵前后重叠的概率不高。真正釆用那种传统意义的密集队形，冲击的效果往往很糟。比如瓜达尔卡纳尔日军对“血岭”的密集队形冲击，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对1002高地的强袭，过于密集的队形，造成己方后方人员的武器无法使用，而对方的武器命中率则大大提高，徒然增加自己的伤亡。
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在白刃战开始以后，保留步枪子弹造成的损失比收获更大。明令白刃战开始后子弹退膛，正是依据这个判断。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日军使用的步兵轻武器性能限制。
日军的制式轻武器，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步枪。它继承了其前辈村田式步枪的特点，那就是弹丸初速高、瞄准基线长、枪身长。这样的特点使三八式步枪射程远，打得准，也适合白刃战，不但日军喜欢用，中国军队缴获后也喜欢用，战前还从日本进口过一批。但是它也有缺点，因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因此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创口光滑，一打两个眼，对周边组织破坏不大，在杀伤力上不如中国的中正式步枪。白刃战中，这个缺点更为突出，因为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互相重叠，使用三八式步枪，贯通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贯通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弹丸会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而仅受贯通伤的对手未必当场失去战斗力，仍然能够反击！在二战中国战场，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优势，日军人员损失与中国军队相比，达到1:4甚至1:6的水平，而且日军处于人员劣势。因此，使用三八式步枪在肉搏战中开枪射击，因为误伤造成己方大量减员，显然是赔本的事情。
日军步兵典型轻武器：三八式步枪.命中精度高，但是杀伤力不足。美军吸取其教训，二战后研制了弹丸能翻滚的“小黑枪打个大窟窿”的M-16小口径突击步枪。
第二，日军对白刃战的战术认识。
白刃战中，日军标准的刺杀准备姿势为一手握前护木，一手握枪托前段弯曲部，枪托稍下垂在支撑腿侧面，半斜向面对对手，刺刀尖略与眉平。这样，枪从斜上方到斜下方，正好护住颈、胸、腹要害，而刺刀一甩就可以突刺。问题是如果摆一下这个姿势，就会发现原来这样一比划，枪口根本就不是朝向对方，而是朝向斜上方的天空。因此，格斗起来，射击的机会很难比突刺的机会更多。而如果作射击准备，手指必须放在扳机上，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问题，一，只要双方武器一相交磕碰，就会走火；二，手指不能全力握枪，影响了持枪姿态，拼杀中使不上全力。另外，三八式步枪太长，转动枪口瞄准对方的力距也长，如果对方不是出现在正前方，转动枪口的时间太长，可能枪口还未到位，自己已经被刺倒，这时候使用枪托进行打击无疑是更为方便的作战方法。可见，日军白刃战中能够有效射击的机会很少，保留枪膛中的子弹，取得战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影响了肉搏动作的质量。
这才是日军在白刃战前枪弹退膛的真正原因。
无独有偶，发现在白刃战中射击得不偿失的并不是日本一家，中国军队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中国军队没有白刃战必须退掉子弹的条令，但是西北军部队广泛在白刃战中使用砍刀，实际上也是主动放弃了射击的战术。因为不可能一手挥大刀，一手拿一支步枪射击。当然这也是因为西北军出身的部队刀法独到，是当时唯一在白刃战中可以占到日军上风的中国部队。其他部队，包括八路军，刺杀技术与训练在二战前期都远不如日军。因此即便容易误伤自己人，也要保留格斗中开枪的战术，以达到“几条命换他一条命也够本”的目的。这里面，中国军队的枪支质量较差，弹丸初速低，近距离击中后往往留在对方体内，杀伤力反而更大也是一个原因。顺便说一下，西北军的刀法脱胎自军阀混战时期的李景林部，独成一家，专破日式白刃战拼刺术。具体的刀法其实只一招，出刀的时候刀身下垂刀口朝自己，一刀撩起来，刀背磕开步枪，同时刀锋向前画弧，正好砍对方脑袋。其威力在于挥刀的同时荡开对方武器，因为和劈砍是一个动作，对手来不及回防就中招了。日本人怕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手持带刺刀三八式步枪的日军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和日军交战中表明，如果双方都使用轻武器，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军队并不亚于日军。比如众所周知的四行仓库之战，日军久攻不克，并不是谢晋元团长有三头六臂，比别人更为善战，而是因为四行仓库三面临租界，日军不能使用重型武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战斗力几乎没有差别，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优势，主要在重武器。
中国军队二战中使用的主力轻兵器——中正式步枪，虽然命中精度不如三八式步枪，但是白刃战中误伤概率没有三八枪高。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发现同样问题。美军的冲锋枪枪身较短，白刃战拼刺刀吃亏，最初近战中往往用长点射弥补其不足。日军实施夜袭等行动时，多为奇袭，使美军来不及用密集弹幕将日军切断于战线之前。一旦进入混战，没有经验的士兵用冲锋枪扫射造成的己方伤亡往往比敌人造成的还大。在贝蒂欧，美军指挥官肖普上校曾经威胁如果有士兵再乱开枪，就把他的枪扔到海里，而且从此再不发一颗子弹。
美军通过总结，认为白刃战中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枪抗日军的刺刀。
美军在实战中证明手枪在白刃战中作用最好。它的长度短，可以轻易转向任何一方射击，射击姿势也可以五花八门，装药少，即便近距离击中第一个对手后也不易贯穿击伤后面的自己人，而威力范围远超过刺刀。至于装弹，如果弹仓子弹都打光，还有刺刀逼过来，那就只能认命了。不过，美军制式手枪填弹七发，等于有连发七刀的能力。而一次白刃战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连发七刀，这个概率太低了。
大概唯一略显不重视白刃战问题的就是德国人了，这和它的战术运用和装备有关。德军进攻特别重视装甲部队的快速突击，防御重视工事和装甲部队的配合，近战的机会不是没有，却多发生在狭窄的工事、建筑里，比如斯大林格勒会战。这时，德军多用爆破、扫射来清除敌人，比用刺刀的机会多得多。这样，就被德国人总结出了“冲锋枪加手榴弹打近战金不换”的真理。其实，德国人不是不能白刃战，他们更擅长在狭小空间用匕首、工兵铲等武器解决问题，《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就有这样一个镜头。
有趣的是美军认为最好的白刃战用手枪，是日军的南部14年式“王八盒子”，这种枪的优点是不用瞄准，手指指向哪里，就会打向哪里，打急了很方便，唯一缺点是故障率高。这种枪美军认为是近战利器，但是日军自己却不太使用，因为日军只有军官装备这种手枪，而日军官白刃战中喜欢双手挥刀作战，没有第三只手使用它。
至于八路军，拼刺刀开枪就纯属一种有预谋的标准战术了。当双方队列接近，准备肉搏，即将接触而还未接触时，八路军会突然来一次齐射然后再投入白刃战。由于这次齐射距离近（约在10米之内），目标密集（对方也在准备肉搏），且日军初期全无防备，非常有杀伤力。而且，还可以起到鼓舞己方斗志，震慑敌军，扰乱敌人队型的作用。
白刃战中，八路军战士还常在双方对定之前，抢先朝对方大腿开一枪。这样做的好处是：由于距离差一点，敌方的刺刀还无法攻击；子弹穿过对方大腿，就钻入地里了，不必担心误伤。最重要的是拼刺刀属于需要全身配合的高难“运动”，如果日本兵大腿中上一枪，步伐不灵，那基本上只能任人宰割了。
而且，八路会利用鬼子退子弹时暴露出的破绽。
什么破绽呢？要知道三八大盖其实是一种最不适合拼刺刀退子弹条令的步枪。中国士兵用的中正式（国民党军）、八一式（共产党军）步枪的弹仓底盖是可以打开的。需要时，打开底盖，就可以一次退光所有子弹。而日本的三八大盖的弹仓底盖是固定的，想退子弹，只能反复推拉枪栓，将子弹一发一发的退出来——这要是直拉式枪机，可能还快点，可三八大盖用的还偏偏是回转式枪机……于是，往往子弹退到一半，八路的刺刀或者鬼头刀就已经招呼上来了。
白刃战，随着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已经逐渐退出今天的战场。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日本自卫队，还有白刃战训练的课程，在日本有时候能看到，问题是这种训练已经活像慢镜头表演。练习的时候放音乐，日本自卫队员举着枪在头上像舞蹈一样比划。大概他们也明白，自己使用这种武器的概率很低很低吧。
血肉惊雷 ——东北军和日军战车的一次殊死战斗
四散的硝烟，被炸断履带的日军战车枪炮齐发；困兽犹斗，只有手榴弹和步枪的中国步兵迎着血红的弹雨前赴后继，以死相拼……
这是一张30年前日本历史图书的插页，题名叫做《袖珍战车的拼死之斗》。日本画家显然想表现日军战车的“神勇无畏”，然而，不自觉中，却留下了那个时代中国军人用血肉筑成长城，宁死不屈的战魂。
也许因为这张作品太逼真了，我不由得仔细观看它。而这一观察，竟让我发现它记录了六十多年前极多恶战的真实的影子。如果我们对画面上的场景进行分析，竟有一种重回抗日战场的感受。
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那辆被击毁的日军战车。日军中是真有这种战车，还是画家的杜撰？
这辆战车造型独特，前车体长，后车体短，顶部有一个丘形炮塔，上覆圆形装甲舱盖，前车盖上左侧有一具探照灯。全车造型矮小，到处有凸出的铆钉，显示依然没有采用焊接车体。从这些特征判断，这种战车，正是日军在侵华前期大量使用的94式轻型坦克。
日军在中国战场大量使用的94式轻坦克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华部队大量使用战车，给装备简陋的中国军队造成极大伤亡。其中，装备最为广泛的，就是89式中型坦克和94式轻型坦克。94式轻型坦克，三菱重工制造，这种战车重3.5吨，装备37毫米战车炮一门，机枪一挺（后期型两挺），装甲厚12毫米，乘员两人（后期型三人），时速40公里。因为这种战车体型矮小，被日军称为“豆战车”，就是袖珍坦克的意思。
日军94式战车侦察部队，可以看到车辆的比例，这种战车确实堪称袖珍。
中国税警总团（孙立人部）使用的1.5吨维克斯水陆两用战车
如果在世界范围来看，对比德国、英国、美国的各种战车，这种袖珍坦克战斗力相当差，尤其是装甲薄弱，几乎在任何反战车炮面前都不堪一击。但是，在中国战场，它却横行一时。因为中国军队装备太差，前线部队普遍装备的最重型武器就是迫击炮，如果有防战车炮，那简直就是宝贝（在淞沪、南京、徐州、武汉、太原诸战役，被中国战防炮击毁的94式坦克相当多，可惜大多数时候中国军队手中没有这种武器）。中国军队最普遍装备的捷克式7.7毫米机枪，只能在它的装甲板上击出5-6毫米深度的凹坑，无法将其击穿。因此，面对几乎只有步兵武器的中国军队，这种94式轻型坦克还是有很大的威力。此外，它的越野能力不错，比89式中型坦克更为活跃。
说来令人慨叹，如果3.5吨的94式只能叫豆战车，那中国军队当时作为秘密武器，寄予厚望的第一种战车，1.5吨的维克斯水陆两用战车，又该叫什么呢？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辆日军坦克的履带被毁。94式的履带纤细，正是它的薄弱之处，中国军队的地雷、迫击炮、集束手榴弹等都能够对它构成威胁。事实上，对画面上这一战的考证证明，这辆日军坦克，正是被中国军队的集束手榴弹所摧毁。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画面上中国军队的情况。
坦克的侧面，可以看到冲开的鹿砦和铁丝网，显然这次战斗发生在日军坦克突击中国军队阵地的过程中。在中国战场，两军对战车的使用都没有达到闪电战、坦克集群决战这样先进的水平，战车的指标也较为落后，双方都将坦克用于掩护步兵的冲击，算是亚洲战场的一种地方特色。
画面上共有14名中国军人，可以看到其中两人已经战死，4人正在遭到日军射击而或死或伤，而其余战士虽然装备简陋，却无一人退却，都是面向日军的炮火，向敌人的坦克猛扑。
真我中华好男儿本色。
抗战后期，随着中国军队反战车武器的增强，94式从装甲和火力上都渐渐招架不住，逐渐离开了作战一线。这是日军送给汪精卫伪军作为教具的94式战车。
第一个感觉，我曾经认为这支剽悍勇猛的军队是八路军，因为他们那种服装，太符合对八路军的一贯印象了。然而，很快我就打消了这种看法。这支部队服装整齐，装备精良，如果是八路军，必然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但他们却没有八路军必备的臂章。而从他们的服装来看，这些战士穿的上衣较长，正是国民党军抗战前期普遍穿着的冬季军装式样。
大多数战士手中的武器，是国民党军典型的汉阳造步枪。倒在地上已经战死的那名战士的步枪，枪托带着汉阳造典型的特征。
身着冬装的国民党军。注意其军衣的长度，可与画面中中国士兵的服装进行对比。
那名从正面扑向敌人坦克，不幸正被敌军击中的战士，手中掉落的枪更特别。这支枪没有刺刀，长度较短，形状很像一支冲锋枪，而又比较怪异。我的分析，这正是一支富有中国军队特色的德国造毛瑟冲锋手枪！德国毛瑟手枪，就是我们常说的驳壳枪，中国曾大批从德国进口这种枪支。这种枪的一部分使用奇特的枪套盒，与枪组合后可以作为枪托，从而把手枪作为冲锋枪使用。这种毛瑟冲锋手枪（又叫手提机枪），只有中国广泛使用。
画面右下方，可以看到一名中国战士正准备向日军坦克投掷手榴弹。注意手榴弹的形状，这是一颗木柄手榴弹，本来是用来对付步兵的，装备不足的中国军队却不得不用它来对付坦克！中国军队当时普遍装备两种手榴弹，一种是巩县兵工厂设计制造的卵形手榴弹，一种就是这种仿德国式样的木柄手榴弹。
德国毛瑟冲锋手枪和德国式样的手榴弹，表现了抗战前期中国军队受到德国军事思想和装备的影响。
使用毛瑟冲锋手枪进行射击训练的中国士兵
而仰面倒下的那名烈士后背背的红绸砍刀，又让我们想到那首著名的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军队因为火力不足，当时普遍装备冷兵器以利近战。但用大刀对抗坦克，反映了当时中日国力的巨大差异。
因为画面太逼真，使我忍不住作进一步的查考，总觉得这太像一次真实战斗的写照。
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日本史料表明，这张画，的确是为了纪念一次真实的战斗而作。这场战斗，发生在1939年南昌战役中，战斗进行的地点为修水河畔凤栖山魏家营。
南昌战役，是日军在武汉战役后为了割断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联络进行的一次作战。这一仗，日军指挥官为冈村宁次，他创造性地将战车编组成集团向中国军队侧背发动奔袭。根据史料，因为中国军队准备不够充分，仓促应战，不敌日军的猛攻而被迫弃守重镇南昌。按说，这一仗中国军队打得不能说漂亮。
然而，在这张画面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即便是不漂亮的战斗，中国军人也曾怎样无畏的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国土，以至于连敌人的图画中，都不得不留下他们英勇的形象。南昌战役中，单日军战车，就损失二十余辆。
这场战斗，日军记载发生在3月21日（这很符合画面的情景，当时春寒料峭，中国军队还没有更换夏季军服）。当时，日军突破修水中国军队防线后，猛攻凤栖山制高点，中国军队则凭借即设工事顽强抵抗。在凤栖山主阵地失守后，日军用炮火猛轰中国军队二线的魏家营阵地，用战车掩护步兵发起冲击。
根据日军记载，投入这场战斗的战车，是森田部队（第三十六旅团独立战车第一大队）的松本轻战车中队。其中一辆94式战车突破中国军队的铁丝网堑壕阵地时，忽然发生大爆炸（日军认为是地雷），左侧履带被炸开，车体腾空两米后落下。这时，周围的中国士兵纷纷呐喊扑向日军坦克和随行的日军步兵。随行的日本步兵猝不及防，由于中国军队的动作迅猛，人数众多，日军眼看要遭到灭顶之灾。
进攻南昌的日军装甲——步兵混成部队
就在此时，被击毁的94式战车上，炮塔和机枪射口忽然喷出火焰，没有死的日本战车兵猛烈射击冲锋的中国军队，日军步兵乘机逃回出发阵地。
中国军队围住这辆日军战车猛烈攻击。
日军战车兵奋力顽抗，远处的日军可以听到他们用手枪从战车侧面的开口射击的声音。最后，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一切归于沉寂。
等日军增援部队赶到，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中国军队阵地。他们发现这辆战车已经被彻底摧毁，中国士兵撬开了坦克的舱盖，向里面投入了手榴弹，日军车长川村、驾驶员中村都被击毙在车中。在日军这辆94式战车的周围，共有12具中国士兵的遗体。
这幅画，就是为了纪念川村和中村的“英勇行为”而被收入书中的。
而中国军队的记载中，虽然简单，却也能够找到这一战的影子。
坚守魏家营阵地的，是中国陆军第四十九军第一〇五师三一五旅第一团。
这是一支东北军出身的部队，一〇五师的前身，就是张学良的卫队旅，是东北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三一五旅旅长赵镇藩，九一八事变时在北大营担任边防第七旅参谋长，而且那天正是值班指挥官，就是他最早向总部报告了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消息！
坚守魏家营的赵镇藩旅长，或许还记得当年九一八的炮声。
面对日军战车的冲击，赵镇藩亲临第一线指挥，率领官兵拼死堵塞突破口。战斗记载，鏖战三个小时，击毙日军数十人，击毁战车一辆。
唯一与日军记载不同的是，破坏日军战车的，并不是地雷，而是中国军队的敢死队员，把集束手榴弹，塞进了日军战车的履带里。
这一战，突袭敌坦克的敢死队员，全部阵亡。
没有想到，从一幅画，引出了一场恶战的记录。这样的恶战，在八年血战中，还有多少……
惊天一击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
一
笔者当年曾经居住在北京市东四四条。那里东四派出所旁边有一个大院子，带耳房大影壁，院门上方带着可与颐和园长廊媲美的彩绘。现在去看，那幅彩绘还在，但是经过多年的风雨，已经褪色剥蚀，不能分辨画面了。胡同里老人告诉我，这院子里面住过“一个国民党大官的太太”，解放的时候跑到台湾去了。
慢慢的，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军统大特务马汉三的一处宅院，此人一度担任军统华北试验区区长，以贪污腐败、狡猾凶狠著称。
不过，马汉三在解放以前就已经因为军统内斗被毛人凤清洗枪毙了，而他的太太（马在1940年娶的续弦）解放后一直留在大陆。因此，所谓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大官的太太”身份就很神秘了。
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个逃到台湾的女子，并不是什么“国民党大官的太太”，实际是一名乡下妇女。她的丈夫叫麻克敌，正是抗战期间制造了震惊北平的“刺杀天皇特使案”的军统行动特务。那次刺杀行动，麻亲手击毙了日本天皇派遣到华北执行宣抚任务的贵族院议员高月保男爵。高月当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中佐副课长，是日军中少见的北亚苏联问题专家。
此次行动之后数月，麻不幸被捕，旋即被日军杀害。抗战结束后，马汉三作为军统在北平的负责人，将麻的遗孀从河北接到北平奉养起来。北平易手前夕，麻的战友周良辅（抗战中担任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麻为行动第一组组长）、侯化均等人担心其遗孀在战乱中出事，遂将其送往台湾生活。邻居的老百姓不了解内幕，一直以为她是这所宅子的主人，于是生出了所谓“国民党大官的太太”之传说。
“刺杀天皇特使案”是军统组织抗战期间在北平组织的一起重要行动。1940年11月29日上午，军统特工人员在掌握了目标的准确行踪后，骑自行车尾随其到锣鼓巷皇城根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开枪射击，两名日本天皇特使一死一伤，消息震惊中外。对于这一事件，由于历史的原因，其真相一直鲜为人知。出于对此案的兴趣，我曾经专门查阅过一些有关的中日史料，获得了一些较为详细的资料。
所谓“刺杀天皇特使案”的大致经过，在《政协文史资料丛刊》等公开文献中已有报道，本文不再赘叙，而着重于刺杀行动的背景以及后来被侦破的过程，被刺杀的日本特使的真实身份和在日军中的地位等等。
执行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军统特工，都包括哪些人员、事先策划是怎样进行的呢？
具体执行袭击任务的，是军统北平站第一行动组的两名行动特务——麻克敌和邱国丰。
麻克敌，原名景贺，河北遵化麻家村人，时年35岁，在军统中有心狠手辣之称，枪法好，胆量大。邱国丰，辽宁营口人，时年25岁，少年就开始从军，曾经学过武术，能够“飞檐走壁”。
麻、邱二人本来都是一一八师张砚田部的尉级军官。这支部队本身原来是汉奸殷汝耕组织的冀东保安队，原本出身东北军系统。全面抗战前，军统就在这支伪军投入不少力量进行策反。虽然几次都不成功并且损兵折将，但对这支部队的内部思想认同和官兵的民族意识都有很大影响，两位主官张砚田和张庆余都和军统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七七事变以后，这支部队在通县发动起义，回归国民政府。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起义并非军统策划，而是官兵自发。因为该部官兵对日军平素的骄横和欺压十分不满，因此行动起来带有较大的血腥性和报复性。住在通县的日军教导官被杀，附近的日本侨民数百人也多被虐杀，并放火焚毁当地停留的日本卡车数十辆，房舍数百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日本人后来拍摄的对通州“侨民被杀”事件的调查照片，却在很多地方被当作日军暴行照片来使用了，可能是从日军档案中收缴又不知道其背景造成的吧。
起诉麻、邱两人的诉状中，就提到他们在通州兵变中曾经有针对日本平民的虐杀、强奸、抢劫等罪名，但看不到任何有关调查的详细材料。在南京罪行累累的日军来宣布这些罪名，不免让人感到齿冷，而这种明显给敌手脸上抹黑，意指其“罪恶累累”的做法，又很难不让人对此表示疑问。
1938年，因为孙连仲部在台儿庄损失惨重，军委会命令将张砚田的一一八师补充给第二集团军。这时，因为这支部队中很多军官为日军训练，熟悉日军情况，并且有多年华北地区活动的经验。为了增强华北地区军统的力量，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麻景贺等数十名下级军官，进入军统临酆训练班学习，毕业后派遣到北平潜伏，即成为军统新华北区的骨干。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麻景贺给自己更名为麻克敌。
说到新华北区，不得不说一下军统“旧”华北区的历史。
军统旧华北区，指的是抗战前军统在华北地区平津保各地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军统得力干将王天木负责。王天木是戴笠手下六大骨干特务之一（另外五人为陈恭澎、赵理君、沈醉、吴赓恕和文强），出身东北讲武堂，智勇双全。在他领导下华北区虽然工作开展较晚，但成绩很出色，陈恭澎最初也是听从他的指挥，并逐渐培养起来（不过陈是戴笠三道高井训练班第一期的高材生，感情上比王更贴近戴）。
王的主要人手，一方面为若干失意旧军政人员、帮派成员，另一方面则是戴笠通过拜弟吴泰勋（吴俊升子）收罗的东北军要人警卫、马夫等等，其中包括了白世维、兰子春、王文等优秀枪手。中日关系逐步紧张后，王领导的华北区先后执行了刺杀张敬尧、刺杀山本荣治等多起成功行动。
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有能力的部下，却生生被戴笠自己给逼反了。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主动投靠日本方面（其他抗战中投日的大特务多是被俘后投降的，王这样主动投靠的十分罕见），军统局在华北的力量，几乎被一锅端。
二
戴笠逼反王天木，实在是这位“特工皇帝”一生少有的败笔。要知道王不但文武双全，而且在军统特务中罕见地善于在敌占区活动（他在华北建立军统体系的时候，国民党在华北也属于半地下状态），所以在军统中排行很高，用过“三木王”的代号，意思是军统外勤特务里面他能排到老三。
戴笠逼反王天木，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权”字。说起来戴笠手下这六位大将中，王天木是唯一的叛逆（陈恭澎也被捕变节，但他对戴笠个人并非不忠，所以后来也为戴笠原谅而重新使用），戴笠对他最为猜忌，长期用而不信。
说来这有些不可思议。戴笠颇有识人之明，否则也不会提拔王天木了，而且其他五员大将戴笠都是死保宠爱，为何独独这样对待王天木呢？王在工作上对军统可谓立下过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王天木，就没有抗战前军统的华北系统。
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其他五个人戴笠都认为不会对自己有威胁。吴赓恕勇猛凶狠，抗战期间亲自到上海组织刺杀汪精卫，被捕后不屈而死。此人资格虽老，有勇无谋；文强身披黄袍（黄埔四期），有军事才能，在军统只能算半个人；陈恭澎是戴笠自己培训出来的嫡系学生，忠心耿耿而且性格恬退；赵理君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是戴在上海训练的杀手集团一员，只不过因为比李阿大等有智谋头脑而被戴笠看重，但在外面声名狼藉；沈醉是他的姐夫军统智囊余乐醒带进来的，一来他资历浅，人比较单纯，二来戴就是通过厚待沈醉，压制余乐醒来获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使此二人皆效忠于自己，所以对沈一直很好。
综上所述，这五个人都不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来对抗戴笠。而王天木就不一样了，他是东北讲武堂出身，与戴笠关系较远，而且因为华北地区军统缺乏人才，戴笠不得不让王长期独当一面。
王天木长期负责一方面的特务组织，渐渐形成自己的派系。戴笠疑心重，担心他坐大，所以对王逐渐从信任变为有所防范。抗战前，戴即派出陈恭澎到华北区“掺沙子”，让陈担任北平站站长，王任天津站站长，互相牵制。不过，陈性格宽宏，与王合作不错，所以二人合作，对军统北方的工作开展起了不错的促进作用。戴笠看到陈渐渐成熟，便将王从熟悉的华北区调出，寻衅将王关押两年，直到抗战爆发，才将其调到上海担任区长。而在上海与王搭档的毛万里又仗着有侍从室的背景专横跋扈，与王不断发生龌龊。在这种矛盾中，戴出于对王的猜忌，总是偏袒于毛。王天木心思缜密，深知戴笠心狠手辣，感到自己已被架空，担心发展下去不免兔死狗烹下场，遂于1939年投日，给军统在敌占区的潜伏力量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
由于王的叛变，军统北平、天津、济南各站都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特别是济南站负责人傅胜兰，原来是戴笠很器重的大特务，也被捕变节，一时军统在华北除了一些零星电台，几乎全部活动都被迫停止。
戴笠是不甘退却的顽固性格，也深知华北对整个地下工作网络的重要。因此，他在“老华北区”被破坏之后，立即组织“新华北区”，继续派遣特务北上。他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派遣文强、陈仙洲等武装特务以情报、破路为目的随孙殿英、庞炳勋等部队行动，进入华北开展活动。陈仙洲在军统是有名的“夏侯悖”，以善于脱险著称，多次上演过先宁死不屈，接着死中求活，最后好运出逃的冒险剧本，传奇如同电影；另一方面则调动麻克敌等训练完毕的28名华北籍特务，利用其当地的关系，补充到华北区重建北平、天津等地下站点。
1939年，军统重建北平站，隶属于华北区，区长薄有凌，区书记曾澈。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是王天木叛变北平站硕果仅存的老特务，下辖两个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另一个是周良辅），两个谍报组（张清江和侯化均），并有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由区书记曾澈领导。经过苦心经营，华北的特工行动又渐渐有了起色。
有些资料说此案主持人是马汉三，这有些似是而非。马汉三当时虽然在华北，但他着重对“蒙疆地区”的谍报工作，不在北平，他指挥这次行动应该是一种讹传。根据现有文献，军统在北平负责组织此行动的是薄有凌和刘文修（区书记曾澈已经牺牲）。但马汉三的确与此案有关，一方面日本天皇派遣两名特使来华宣抚的情报，是军统特务宫介梅通过华北伪治安军中的关系获得，经过马汉三呈交戴笠的。戴笠因此从重庆向军统局华北区下达指令，侦察日本特使的行动，寻机刺杀；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马汉三专门从日军档案中调出了此案的有关审讯材料并保存下来（今存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负责了殉难特务的抚恤善后，算是这个腐败凶狠的大特务做的少有的好事。
具体的行动，是由张清江的情报一组提供情报支援，而麻克敌的第一行动组进行实施。
此时，为何日本天皇会派特使前来华北“宣抚”呢？
根据各种日方史料，其原因在于天皇需要向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表示支持。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华北主要城市达三年之久。但是，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持续几个月的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沉重打击。被打痛了的日本朝野一片惊呼，无法理解已经占领多年的华北，竟然存在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倍受指责，多田峻也上奏折为自己辩解，声称八路军的进攻只是暂时性的事件，并且遭到了遏制，华北局面已经安定，驻屯军无可指摘等，并请天皇派员到华北视察。
由于多田峻以往的战功，最终日本国内对他还是决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就更要表示对他的信任，于是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遣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位特使，前往华北“宣抚”，表示对多田峻的勉励。
其实这个决定是有些毛病的。多田峻是旧式军人，善于正规作战，对付战术灵活的八路军实在力不从心。他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期间，对八路军始终没有什么好办法，八路军的总体实力越打越强。到1941年年中，日本国内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多田的无能，于是将其提拔为大将（算是给个面子）后送回国内，改调被彭德怀元帅称为“最狡猾”的冈村宁次担任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比多田灵活得多，他调动重兵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和随后的一系列作战，给八路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两位特使还带有其他的秘密使命。
关于这两位天皇特使，中文资料中语焉不详，只提到两人均为日本议会贵族院的成员，军衔皆为陆军中佐。实际上高月保被击毙后“特进”为大佐，所以日文资料中对高月保皆称为“高月保大佐”，而乘兼悦郎由于没有被打死，自然没有特进。他此次遇刺没有死，负伤致残，不再适合在一线部队，改调陆军士官学校担任庶务科长。这个闲职影响了他的升迁，所以直到日本战败，乘兼始终是个中佐。
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特别是高月保，有着男爵的贵族头衔，还有一个特殊的外号，叫做“拉脱维亚的樱”。
三
这两个“天皇特使”究竟什么来历？
高月保，岛根县人，大正10年（192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虽然出身贵族但是用功勤勉，当时即因才华横溢而著称。毕业的时候在该期学员中名列优等第一，获得天皇颁赐的银表奖励。这里有点儿疑惑，据说士官学校第一名传统是赐短剑的，这次为何赐的是银表？可能是第三期蒋百里拿了第一，把天皇赐剑带回中国去了，天皇没了剑，只好换着样赐别的东西了吧。
这一期学员在战争中成为高级将领的不多，一来是因为年龄资历，二来他们在校期间培养方向就有所偏重，着重于培养外交军事人才。高月保在毕业后一度派遣到驻朝鲜军中服务，因业绩出色复由陆军省保荐进入陆军大学44期学习，主攻对苏战略，昭和7年（1932年）毕业。这一次他依旧成绩优秀，在49名学员中仅次于花本盛彦获得优等第二名。这一届陆大毕业生在日本战败时除了身为皇族的闲院宫春仁亲王破格提拔为少将以外，军衔最高的就是大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月遇刺后“特进”为大佐，成了第一个达到这个军衔的陆大44期毕业生，相信这个荣誉不大有人愿意与他争的。
与高月同时遇刺的乘兼悦郎是佐贺贵族出身，为其陆士33期同学，毕业后也到达朝鲜军中服役。但是他的门路奇特，一下就混进了上层，经历与高月大不相同。这样的好处是乘兼的提升也比较快，但是没有得到机会上陆大学习，少了一张文凭。
高月保从陆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少佐武官。俄国在一战中崩溃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乘机独立。这几个小国为了避免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加入与法国的结盟，人称“小协约国”，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也因此成为外部世界搜集苏联情报的一个重要据点。美国驻拉脱维亚武官皮雷斯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主攻对苏战略的高月保在此自然也是如鱼得水，多次向日本国内提供关于苏联的重要情报。在这期间，高月给日本国内的友人写信，常自称为“拉脱维亚的樱”。（日本的旧军队中军校毕业生常以樱自诩，表示赞赏樱花“灿烂中凋谢”的品质，不畏战死。）
1938年，按照日本政府要求，在欧洲各国的日本武官在巴黎召开联合会议，共同起草国际军事局势以及对苏对华作战问题的分析看法。到会的有驻苏武官土居明夫（大佐）、驻德武官河边虎四郎（少将）、驻法武官土桥勇逸（少将）等，土居明夫和高月保负责制作对苏问题看法。二人的意见是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主动插手可能性不大，应该采取坚决的攻击，首先打垮中国的抵抗，在这之前不要刺激苏联，尽量避免与苏联开战。土居和高月都对苏联的战争潜力比较了解，深知日本的军力尚不足以挑战苏联。
这份报告虽然未能获得陆军方面完全的信服，但高月的才华受到陆军省的重视，同年将其晋升为中佐，调回国内，在陆军省作战课担任作战班班长，着重于中国战场的作战指导。他力主对中国“全面战胜”，但反对北进政策，支持南进。
在这期间，高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参与了对华的细菌战试验作战（宁波）的指挥，是指导对华细菌战的五人小组之一（小组负责人为作战课课长冈田重一大佐）。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25日，高月已经离开作战课前往中国，日本陆军省签发的大陆令第169号，下令中止宁波、金华等地细菌战试验以检验战果，其发令序列中依然有“作战课高月保中佐”的名字。三天以后，高月保就在北京被军统击毙，可谓报应来得快。
1940年8月28日，日本军部召开陆海军协调会议，策定今后作战方略，预定南进政策，理由是英国在欧洲忙于对德作战，在南洋地区无力兼顾，美国注意力集中欧洲，但同时对日本采取禁运，造成帝国战略物资不足。会议上制定了可以发起南进作战的五种情况（三种好机和两种被迫）。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年后爆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发源。高月是参加这次会议的陆军三代表之一。
派遣高月为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其身份固然重要，但他和乘兼还有另外的使命。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向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乘兼悦郎和高月保是陆士同学，长期专注于朝鲜殖民事务。他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十分古怪，而且在日军中独一无二，其根本原因是陆军第一旅团的旅团长本身就很古怪。这位中将旅团长并无实权，但是身份高贵，他就是战后唯一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族——朝鲜皇太子李垠。
李垠，朝鲜高宗皇帝第七子，纯宗皇太子，日本吞并朝鲜后，勒令朝鲜人改用日姓，使用日本的语言文字（大约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没有八年抗战，结果如何），同时，将朝鲜皇族（唯一可准许使用朝鲜姓的家族）子弟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伊藤博文亲自过问送到日本接受从小学开始的所有教育。这给了乘兼悦郎一个发展的机会——乘兼恰好是李垠的小学同学，而李垠的太太梨本宫方子（一度是昭和天皇妃第一候补）和他都是佐贺出身，还有亲戚关系。李垠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德宫李王垠称号，担任过陆军五十九联队联队长、第一旅团旅团长、第一航空军司令等职务。中国的某些汉奸和接受日本教育的李垠比起来，要算相当的“爱国者”了。
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功夫下的很多。乘兼悦郎就是这样一位侍从参谋，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他有着相当的“功绩”。不过，因为他与李垠的同学关系，而且李垠确实对日本极为忠顺，乘兼的工作并不太难，他也并不总是在李垠身边。李垠访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是乘兼负责接待向导，并且做了一堂示范课。
乘兼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成了军统特工人员的靶子。
四
具体两个天皇特使被袭击的经过已经在公开文献中可以看到，这里可以补充的就是一些其被袭击前后的细节了。
第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为何要骑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
根据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实际上高月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属于一种有意的误导了，实际上这两个日军军官当时根本不是办公，而是每天早上例行公事的遛马散步。
高月与乘兼作为天皇特使，多田峻对两人颇为恭敬，无论食宿安排都是第一流，两人下榻的地点就是孙中山在北京的行辕——和靖公主府。这里和日军在北平的总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只有一墙之隔，根本不需要骑马上班。但高月和乘兼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有每天骑马散步的习惯。这个“爱马社”说来颇有来头，它的主席就是日本著名马术运动员西竹一男爵，俱乐部成员包括西男爵本人都是西化严重的贵族子弟，并且都是日本陆军中的军官，是促进日本马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西竹一是1932年奥运会马术金牌获得者，1945年以战车第二十六联队联队长身份在硫磺岛战死。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西男爵的崇拜者，热衷于马术，期待着在陆军中作西男爵第二（西竹一获得奥林匹克冠军时的身份是陆军中尉）。
所以，这两位特使即便到了北平，依然保持每天遛马的习惯。对此，北平当局之所以没有安全方面的顾虑，有两个原因。第一，1939年和1940年，原来活跃在北平地区的中国地下抵抗组织——抗日杀奸团，先后遭到两次毁灭性的打击，成员非被捕即逃往重庆，主要负责人军统华北区区书记曾澈被杀。这个组织基本已经没有活动能力，让日军误以为北平的地下抵抗运动已经瓦解；第二，日伪当局为两位特使安排的遛马路线沿线军警机关林立，属于日军安全区中的安全区，很难想象会有人在这段路上进行狙击。同时，日军还派遣了警卫人员随行，以为万无一失。
高月和乘兼的散步路线是这样的：从段执政府出发，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向东，到达东四十条路口（今平安大街一带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再向南，沿东四北大街直到今天的东四牌楼（这里路西什锦花园为日本华北地区茂川特工总部，后来此案就是这个机关破获），从此处向西，经过隆福寺和今天美术馆、皇城根（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沙滩到达北海（这里的团城和沙滩红楼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穿过北海向北到达今天平安大街返回住地。
这条路线，今天依然是北京旧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一段，说起来日军的安排是相当有水平。
第二，军统特工为何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的地点。
这就和上面的第一个问题相呼应了。
军统方面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地点，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军统方面早期的几次成功行动，如刺杨杏佛、刺张敬尧等都是城市狙击，具有这方面较丰富的经验。首先，接到任务后，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张清江带组员张承福、金琅等对两个特使的行动习惯进行了调查，认为这两个特使经常公开活动，在公共场合进行刺杀存在可能，不需要深入其内部进行“窝里打”。而最有规律的行动，莫过于每天早上的乘马散步。因此，狙击行动就初步预定在其遛马的路线上（参见台湾1971年出版的《中央》杂志特刊周良辅介绍麻克敌的文章）；其次，张清江和麻克敌等人对两个日本特使行动的路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是日军的防卫还是过分麻痹大意了。
高月和乘兼这条路线的问题是虽然多有军警机关，却没有一个统一机构负有专门对两人的保卫权责，也没有戒严，因此，只要用心观察，便有机可乘。
最后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和麻克敌商议，将狙击地点放在了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邱国丰掩护。因为这里没有日军据点，是由伪警察警戒的，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也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则是麻克敌一时决定的。原因是狙击小组前一天已经尾随过两个特使一次，因为警卫人员离得太紧没有下手机会而作罢。29日，当麻、邱二人再次尾随到皇城根时，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春风得意，乘马加速，与随行警卫拉开了距离（警卫是骑自行车的）。于是，麻立刻决定行动，一起惊天大案爆发了。
第三，案发当时，有几人目击。
当时麻克敌快骑追超两人后，将自行车放倒，向后开枪，当时击中骑在后方的高月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落马（后送医院不治而死）。在前面的乘兼（伪警报告将两名日本特使的名字误为森荫和赤余）停下来试图帮助他，因为周围混乱嘈杂，还没有觉察是被狙击。麻乘机再开两枪，将乘兼也击倒（重伤，后抢救活命）。此时，锣鼓巷口巡警阁子的值班警察伪内五分局第19段派出所岗警佟承启，所内值班警刘发壁闻声欲来救援，邱国丰立即射击掩护麻撤退。佟、刘不敢迎战，退了回去。麻对倒地的两名日军续发两枪，可惜未中。眼看后方乘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来，麻邱遂向西行，进入小巷中逃走（麻开六枪，邱开一枪）。日本宪兵急于救人，未及追击，先用人力车，后用汽车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
除了佟、刘以外，附近还有帮工黄广明等也目击此案，但对麻克敌等二人的描述除了衣着一致外，相似之处不多（可能是吓昏了），甚至有说行武出身的麻克敌“显系一知识分子”，而最近的美国远东宣教会干脆拒绝日军搜查。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遇刺后，虽然麻和邱都在现场“露相”，多田峻惊惧之下也全力督促破案，但日伪的破案却不得要领，原因是目击情报不足，有限的报告中“凶犯”形象也差异很大，虽然关了城门大搜，却一无所获。
不久，就发生了日军闭城抓“大麻子”的事情。有说法麻克敌是麻子，行刺日本特使时被目击所以日军满城“抓大麻子”。据我所知麻克敌并非麻子，“抓大麻子”是因为麻的副手邱国丰说漏了嘴，不经意间误导了日伪侦缉机关。
五
日军封锁北京各城门“抓大麻子”，是参加刺杀行动的军统特工邱国丰一次不经意泄密引起的。
原来，麻克敌其人，虽然勇敢，枪法好，但有个缺点就是立功心切，不够冷静。在刺杀高月乘兼两特使之后，显然日伪当局必然要进行大搜捕，这时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迅速离开险地。此案被破获后，北平站情报第二组组长侯化均就是迅速通过伪军中的关系出城才没有被捕获，成为少数幸免于难者。麻克敌因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坚持留在北平城内（住在北海后海他哥哥的家里）。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他和邱国丰联手，试图行刺大汉奸，日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结果因为汪戒备森严，未能成功。历史上特工人员绝少007式反复出风头的人物，盖因为真实的敌后情报工作环境之残酷，斗争之艰苦与小说电影完全大相径庭，容不得一个特工多次显示身手，那几乎肯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即便是佐尔格这样的传奇人物，只是因为情报递得急了一点，也无法逃脱被捕杀的命运。所谓特工的浪漫，纯粹是好莱坞的梦呓。
麻、邱刺杀汪时璟是采取越墙而入的方式，结果在翻越第二道院墙的时候被汪的警卫人员发现，双方发生枪战。两人见不能得手，遂迅速撤离。邱因有轻功首先跳出院外，当时一时不见麻克敌，情急中呼喊“老麻”，被汪手下听到。从麻遗下的弹壳弹头，日军判断此案与两特使遇刺为同一人所为。根据汪手下提供的线索，认为作案者是个麻子。这样，就引发了满街“抓麻子”的风潮。其实，麻克敌是遵化麻家庵人，当地人多姓麻，却和麻子无关。
如前所述，日伪方面对该案的侦破最初是相当盲目的。那么，此案最终怎样被破获呢？
问题第一出在北平站站长刘文修过于麻痹上，第二是因为有叛徒为虎作伥。
刚刚完成任务时，刘文修还十分谨慎，自己深居简出，也严令部下低调行事，隐蔽待机。然而，不久就出了一件让他放松警惕的事情。恰好此时有个大盗马元凯在兵马司胡同持枪抢劫被抓获。马不甘就此处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为刺杀两特使的杀手。日军方面对北平伪警察局压力督促极大，伪警察局方面正为此一筹莫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于是共同“制造”出一套相当“真实”的口供交给日本当局。据说多田峻对此也已接受首肯，所以北平各报都以“狙击日军将校案告破”的题目刊载了消息。这样，刘文修就放松了警惕，活动开始恢复，却不料有人正在四处搜捕自己。
这个人就是原军统天津站站长裴级三。
裴级三，辽宁营口人，本来是军阀吴俊升的马弁。中原大战期间戴笠到北平活动，深感北方军统力量过于薄弱，遂大力吸收人手，意图扩大在华北的实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是戴笠的酒肉朋友，军统挂名少将，所以戴就让他推荐一些出身北方的人员。吴泰勋介绍了裴级三等人加入军统。裴后升任天津站站长。因王天木叛变，裴也被日军逮捕，很快叛变投敌。叛变后的裴级三因为熟悉军统内部情况，又是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给军统华北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罪行累累。裴叛变后，戴笠派大特务倪中立前往天津重建天津站，结果立足未稳就被裴带人破获，倪中立抵抗中被杀。接着，天津抗日杀奸团试图“制裁”裴级三，因杀手临阵怯场而失败。裴随即发动报复进行大破坏，天津抗团大部分成员不是被捕就是被迫转入北平活动，区书记曾澈本来已经躲过日军搜捕，却被熟悉军统活动规律的裴级三从藏身地抓获，不屈而死（曾当时年纪只有27岁，审讯中问日本审判官：“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吗？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中国？”）。1945年日军投降时，裴畏罪逃往东北，无人知其后来下场。
马元凯承认作案后，虽然多田峻已经认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茂川却不相信，认为马的供词破绽很多，作案手法很像军统活动，遂派在他手下的裴级三出动继续调查。
裴遂指挥特务在北平拉网搜捕军统特工。这时刘文修却不合时宜的公开外出，结果在电车上被裴认出捕获。刘不堪酷刑而叛变，通过他抓获了交通任国伦（湖北人，特警班毕业）。任也随即叛变，参加此次行动的军统特工人员陆续被捕。先后被捕的有华北区区长薄有凌，第一行动组的麻克敌、邱国丰（麻12月底被捕，邱1月6日被捕），第二行动组的组长周良辅，第一情报组的组长张清江，组员张承福、金琅、刘心一等。军统在北平的人员损失大半！
被捕人员被关在“外寄人犯看守所”，即俗称的炮局监狱，遭到日军的残酷拷问，最终薄有凌、麻克敌、邱国丰、张清江被判处死刑，1941年2月15日被枪杀于天桥刑场。狱中，薄有凌等皆不屈服，薄并利用短暂的同审时间，联络被捕人员将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交流，以便“有人活下来向上头汇报”。以上情况，1986年，当年侥幸脱险的侯化均（曾任军统河北督察、保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等职务，少将）回国定居，政协采访侯和幸免于难的张承福，所描述中就有说明。抗战胜利后，日伪审讯被捕人员的档案，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参考。
军统方面则在重庆将麻克敌、薄有凌等以殉国烈士的名义加以供奉。
刺杀天皇特使的惊天一击，虽然改变不了敌我的总体实力对比，但无疑让骄横的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日军的搜捕虽然破获了军统北平站，并不能保障北平的治安，清理了抗日杀奸团，军统冒出来，军统压下去，八路军平西根据地又开始主导了对北平的袭扰……
北平内外，这样周而复始的抵抗，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
陆航之花 ——凋谢在西安城下
这，很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注意到这件史实。然而，时光已经过去了六十年。
西安，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饱受日军的空袭。自第一次1937年11月20日日军空袭西郊机场，到最后一次1944年10月30日，击落来犯日轰炸机一架，击毙日飞行员两名。根据中国方面有据可查的记录，日军先后空袭西安145次，炸死炸伤中国军民两千余人。在漫长的防空作战中，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奋起反击，顽强抵抗。
被称为陆航之花的日本陆军航空兵第二十二战队司令官岩桥让三
1944年9月21日，《秦风日报》报道，“据某某航空站消息，今晨拂晓，敌机数架，由晋窜入我市上空，我机英勇迎战，当即发生空战，被我击落一架，残骸坠落本市西郊云。”
对于八年苦斗的中国，这样一个小小的胜利带来短暂的喜悦，不久这则消息就被淡忘了。
但是，当我翻开日本军事历史专家秋本实的文章《西安空中消逝的疾风战斗机队长》一文（《丸》总第588期），才发现在《秦风日报》这则简短的消息背后，暗藏着令人吃惊的事实。击落日军这架飞机的中国人，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战斗在日本方面引起的反响要大得多。在查找了《陆航二十二战队战史》、《斋藤隆大尉阵中日记》等相关的资料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确认，这名被击落的日机的驾驶员，是人称“陆航之花”、“陆军至宝”的日本陆军航空兵超级王牌飞行员，岩桥让三少佐（死后特进中佐）。
被击落的岩桥让三少佐当时担任陆军航空第二十二战队司令官，是日本最优秀的“疾风”四式战斗机飞行员。被击毙之前，他已经有了击落20架盟国战斗机的作战纪录，而日本二战中幸存的著名飞行员坂井三郎（著有《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在中国《航空知识》杂志连载）也不过有23个击落纪录。按照击落5架飞机即为王牌飞行员的国际惯例，岩桥让三早已超过了双料王牌的要求，是日军飞行员中一个不折不扣的王中王！
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方面没有意识到自己击落的是一个如此人物，所以根本没有对这名飞行员做深入的了解。否则，在中国击毙的日军王牌飞行员名册里，南乡茂章等四大天王、驱逐王三轮宽、轰炸王奥田喜久司等等之后，还应该增加一个陆航之花岩桥让三吧。至今中文资料中，尚无提到此人的报道，这一点来说，岩桥死得有些冤。
岩桥让三，日本和歌山县人，1932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45期，随即入明野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拉拢广西军阀，这个明野飞行学校也曾为李宗仁部训练飞行员。当1938年日军空袭南宁的时候，驾驶日本91式战斗机前来迎战的，正是这些“忘恩负义”的广西佬。1934年，岩桥被编入飞行第八联队，开始了十年的空中生涯。
诺门坎之战爆发后，岩桥以大尉身份担任飞行第十一战队第四中队中队长，带队参战。1939年6月24日，他在哈拉哈河上空首开纪录，击落苏联红军战机两架。此后，第四中队始终是第11战队的基干部队，全体队员的先后击落纪录超过了100架，人称王牌中队。而岩桥在王牌中队中的战绩一直排第一。由于他的表现优异，日军将他从一线调离，回到明野飞行学校担任教官。
日本二战中的优秀战斗机四式“疾风”，飞出了624公里的时速，远远优于曾经威名一时的零式战斗机。
1941年3月，岩桥又被调到航空审查部，担任キ-84式战斗机的试飞审查主任。岩桥用他出色的飞行技术证明，这种飞机的性能超过当时在役的所有日本陆军战斗机，后来被定型生产，命名为四式“疾风”战斗机，广泛运用于太平洋战场，成为二战后期日军主力战斗机之一。岩桥也因此获得“陆军至宝”和“陆航之花”的美名。
1944年3月，日军第一个装备“疾风”战斗机的部队——陆航第二十二战队成军，岩桥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司令官。
第二十二战队原定开赴菲律宾，但由于中国战场的豫湘桂战役需要，该部8月24日转入中国战区，进驻汉口机场。此后，便开始连续的作战。
阔别多年回到中国战场，岩桥很快发现中国的空中力量由于中美联合空军的成立已经远不是当年那样软弱可欺。事实上，豫湘桂战役中，日军并没有拿到战场的制空权。只是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精锐尽入缅甸，实施打通国际通道的战役，且被史迪威扣住不能东调，地面兵力不足，才遭到惨重损失。岩桥所部第二十二战队被迫超负荷连续作战，很快感到难以承受。岩桥向第五航空军司令部提出了意见，“出动次数太多，而支持整备不足，飞行员已经达到疲劳限界”。
9月20日，岩桥战队奉命从汉口飞赴新乡，截击从成都出击轰炸日本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B-29轰炸机，由于情报有误空手而返。然而一到汉口落地，就接到第二条命令，在西安附近发现中美空军P-51战斗机活动，要求该部立即派飞机再次前往新乡，由此攻击西安机场。
从汉口到新乡直线航程550公里，新乡到西安航程500公里，按照命令发动攻击的话，显然要求第二十二战队不顾疲劳，连夜出击，才能在21日拂晓赶到西安。岩桥对此命令的反应是根本无法执行，他认为既然如此何必让他从新乡返回汉口呢？现在要花费两倍的时间和力量了。虽然没有详细的资料留下来，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证明因为瞎指挥，岩桥和航空军司令部之间当时确实发生了争吵。岩桥负气出击，就此一去不回。
由于岩桥认为大多数飞行员在当时的疲劳状态下无法完成这样艰难的任务，他只选择了技术最好的三名飞行员，斋藤隆大尉、久家进准尉、古郡吾郎准尉加上自己，组成四机编队出击。21日拂晓，四架飞机到达新乡机场，随后起飞出击西安。
但是，因为飞机整备不足，古郡的飞机在离陆时失事，机毁人亡。起飞半个小时以后，斋藤大尉的飞机也因为引擎故障被迫返航，能够投入作战的只有岩桥和久家两机了。
战斗的结果，日军与中国方面的记载有所不同。中国方面的纪录为击落一架日机，自己损失P-47雷电共和战斗机一架（美国驻华空军战机）。日军纪录为击落P-51野马战斗机一架，岩桥少佐发动自杀性攻击战死，久家准尉的飞机负伤，因为油箱打穿，返航时迫降，飞机损毁但飞行员幸存（久家逃过这一劫，但第二年还是毙命中国）。
在日本被称为“名飞行员” +“名指挥官”岩桥让三的座机，带着迷彩的“疾风” 185号机，坠落在西安机场跑道以西外侧。他的死，因为整个战斗发生在夜间，而带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
日军描写颇为传奇，谓岩桥击落美机一架后开始扫射机场的停机坪。因为看到另一架战斗机正在滑跑起飞，准备迎战，为了消灭这架飞机岩桥实施了自杀式撞击而阵亡。日军甚至有人因此认为岩桥少佐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示对上司的不满。日军也曾怀疑是久家击落了岩桥，但是后来又根据双方的位置排除了这种怀疑。这种“壮烈”的死，事后判明毫无依据，大概是日军不让自己英雄死的太平常的习惯作祟而已。
美军在当地的飞行员则纪录，岩桥的确凭借其娴熟的技术击落一架起飞截击的美机，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击落记录。随后他开始扫射机场跑道，但是突然动作失控而坠毁。美军判断可能是飞行员操作失误，以岩桥的技术，这种几率几乎等于零。
最可靠的资料，还是来自于中国的新闻报道，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击落的是谁。《秦风日报》9月22日报道：（本报讯）昨晨2时许，敌机两架，分两批由晋窜入本市……被击落敌机内之驾驶员，摔出机外丈许，脑中部中弹，显系当场毙命，两腿及左手被火烧焦……
虽然记者在报道中称该机是被防空战斗机于空中击落，但是由于描写太详细反而显出了破绽，暴露了记者杜撰新闻的写法。因为记者是不可能夜间追着战斗机看到整个空战过程的。真实的部分大概就是对岩桥让三遗体的描写上。从他的遗体情况看，岩桥是被头部一弹毙命，因此，所谓日军的自杀撞击说纯属无中生有。根据美军人员的回忆，岩桥是在击落了来迎击的美军战斗机之后开始扫射跑道的。这时候，岩桥应该是确认了背后没有敌机威胁，否则以他这样的空中老手，是不会开始投入地面攻击的。那么，岩桥最有可能的命运是正在扫射的时候，被机场的中国防空部队的一个神枪手或者走好运的家伙一枪命中，当即死亡，座机因而失去控制坠落。这就比较符合美军人员观察的结果了。
真相如何，时光久远已难考证。但无论如何，岩桥让三，日本的陆军至宝、陆航之花，是凋谢在了西安城下。这一事实，即便时隔了六十年，只是磨洗得更加清晰而已。
击落太阳 ——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
说抗战时期八路军一直“游而不击”，大致和说国民党军全在“曲线救国”一样，属于毛泽东主席对基辛格铨叙的国共关系——“蒋匪”、“共匪”，我们只是骂来骂去。抗战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抗战，牺牲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战士们，无论他们穿的是哪种军服，在今天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是我们同样的英雄。对日本兵来说，国军的汉阳造和共军的马尾巴手榴弹一样咬肉。当然，装备的不同，使不同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不同。提到八路军，大家想到的往往是地道战、地雷战，要说土八路能把日本飞机鼓捣下来，这可就有点儿玄了。
但在日本方面的资料中，的确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
2003年，看到一本日本出版的战争回忆文集，叫做《“为人民而死”教育下的八路军》，作者是一个日本战地记者伊藤贵一（后不久入伍成为日军一员）。他回忆在中国战场的经历时，讲到了这样一件事。
1943年，伊藤在河北随日军第三旅团进行“讨伐作战”的时候，与八路军打了不少交道。按照伊藤的说法，日军持续扫荡，长期的战斗给八路军和日军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八路军的部队因为减员，兵员中补充了很多少年兵，这些少年战士作战勇敢，尤其在山地作战中经常把日军在山间拖来拖去。有的时候，双方的距离近到只隔一道山涧，伊藤可以听到这些八路军少年兵的笑声。日军感叹这些少年也许以为战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游戏吧。
关于八路军击落日军飞机的事情，伊藤只是侧面提到。他讲到在跟随日军进行山区扫荡作战中的一天，他所部的日军整日没有战斗和行军，一直在宿营。这样罕见的阵中闲暇让不服军旅的伊藤感到很惬意。他询问军官不行动的原因。军官苦笑着告诉他，本来预定和本军配合行动的侦察机不能来了，前面的地形复杂，只好不行动。
“哦，是因为天气原因吗？”伊藤问。
“不是，”中队长说，“预订配合我们的侦察机昨天被八路击落了。”
熟悉八路军武装水平的伊藤大吃一惊。啊，这样简陋的装备也能击落皇军的飞机吗？
看了这段东西，我当时的反应同样有点吃惊。不过，看过也就看过了，也没太往心里去，因为这毕竟是传说而已。何况伊藤当时并不是真正的军人，弄错的可能性，或者写作中夸张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没有想到的是，前两天看到一本《陆军航空兵科志》居然也提到了昭和18年，八路军在河北击落一架日本立川98式直协侦察机。吃惊之下脑子中一换算，昭和18年，不正是1943年吗？河北，伊藤当时不是正在河北吗？莫非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情？那么土八路打下日军飞机也许并非夸张！
立川98式直协侦察机，是日本陆军使用的一种下单翼可收放起落架的优秀战机，曾广泛使用于太平洋战场，因为飞行性能优异，也曾有大量改装为高级教练机使用。日军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曾经大量接收这种飞机，是红色空军东北航校最早使用的机种。
这件事强烈地吸引了我的兴趣，忍不住下了一些功夫来调查，这一下的收获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一本日本军事杂志《丸》1994年11期中，我发现了一篇相关文章——《大本营中学学友的生与死》（作者筱崎哲哉，原日军陆军少尉）。该文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八路军击落这架日军飞机的经过，因为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就是作者的中学同学。文中甚至还提供了被击落飞机的现场照片！
立川侦察机
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明，被八路军击落的这架日军侦察机属于岐阜飞行第二战队第六直协飞行中队，飞行员加藤胜、军衔陆军曹长，观察员伊舍堂、军衔陆军中尉。被击落的时间是1943年9月，地点在冀西，当时日本陆军正在此处“讨伐”当地顽强抵抗的八路军部队。
加藤胜，日本航空局乘务员养成所第四期毕业，后入陆军航空兵科学习，1941年4月编入作战部队，随即参加“关特演”，即“关东军特种大演习”。演习结束后，他驾驶的立川98式侦察机被编入第六直协飞行中队。7月，该部队的四架侦察机到达中国东北伪满牡丹江梅大飞机场，自此投入中国战场，加藤所驾驶的飞机也在其中。
此后，加藤所在部队转场关内，投入对八路军的“扫讨作战”。当时八路军经常在山区活动，面对复杂的地形，日军地面部队侦察不便，经常出动飞机投入战斗，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一战，就有日本飞机参战。
1943年9月，已经提升为曹长的加藤胜像往常一样投入侦察作战。立川98式侦察机为双座，前后都装备有机枪。在华北，因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防空火力，日军飞机十分骄横，他们的任务不单是侦察，而且提供对地面部队的空中火力支援。这一天，加藤胜为驾驶员，后座的伊舍堂中尉作为侦察员随同出击。当飞机到达冀西某处山地，正准备和地面友军联络时，加藤发现地面上硝烟四起，日军地面部队已经和一支八路军部队发生了交火，看起来双方的战斗激烈，日军并未占得上风。
由于八路军装备简陋，加藤未加思索，想当然地就俯冲扑向了中国军队阵地，扫射地面的八路军，以支援友军的战斗。伊舍堂中尉也用后座的旋转机枪猛烈射击正在向日军地面部队冲击的八路军。
当加藤通过战场，重新拉平的时候，他发现八路军士兵不但没有因为空袭溃散，相反，可以看到很多战士就地持枪对空射击。当然，八路军的步枪火力太弱，对他的“爱机”来说几乎没有作用，加藤决定回头再进行一次扫射。
这其实反映了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作战的不同特点，国民党正规军的条例规定，没有四挺重机枪，一个排步兵的齐射火力，不得对空实施防空作战，以免无谓损失。八路没有这个条例，即便只有一个人一颗枪，也敢对空射击，当然效果就难说了。
就在加藤一面猛烈射击，一面从八路军阵地上空通过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阵密集的捷克式机枪射击声——不好，中了八路的埋伏了！也就在这时，他感到机身侧面一连串的冲击，中弹了！狡猾的八路军机枪射手在他第一次扫射的时候没有开火，这时突然射击，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加藤连忙用力拉起机头，试图爬高。就在此时，立川机的发动机一震，原来刺耳的噪音骤然停止——发动机中弹停转了！
加藤向前看去，只见螺旋桨打成了“一”字形，毫无活气。失去了动力的立川机成了没有脑袋的蜻蜓，从300米的高度摇摇晃晃向地面栽去。他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操纵几乎失去控制的飞机，试图找到一块平地迫降。
就在这时，他听到伊舍堂中尉绝望的吼叫：“军曹，我们一起自尽吧！”
吃惊的加藤百忙中回头看去。只见地面上，八路军的士兵蜂拥追来，和飞机赛跑。看这个架势，只怕他就是落地也难免被活捉。按照日军的作战传统，这时候应该是宁可自尽，也不能被俘的。
可惜，在最后的关头，立川侦察机摇摇晃晃的飞过了一条小河。河水挡住了八路军的追兵，加藤曹长的飞机一头冲向了地面。
飞机勉强在地面滑了一小段，左翼着地断成两截，接着拿了大顶，机头扎进地面，机身一直撕裂到翼根的前端，好在还没有燃烧爆炸。
加藤和伊舍堂被扣在翻了个的飞机里面，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渡水而来，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眼看死定了，周围忽然枪声大作，原来地面和八路军交战的那个日军中队，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和该机坠落地点相距仅百米。他们立刻放弃了攻击对面的八路军，转而来抢救两名飞行员。八路军渡河部队遭到猛烈火力的打击，掉头撤回对岸，远远地撤离了。
在地面日军的协助下，加藤和伊舍堂终于爬出了机舱，两个人没有负重伤，但飞机的损坏极为严重。虽然日军地面部队帮助他们把拿了大顶的飞机翻了过来，但是飞机已经不可能起飞。加藤一面拆卸下飞机上的机枪，一面和上级联系，希望能够派车辆来拖运飞机。
正在这时，地面部队得到紧急通知，说在河对岸出现了大股的八路军部队，似乎正准备等待天黑渡河夜袭，显然也是要来抢夺飞机。
听到这个消息，日军中队长表示自己的部下和八路已经连续交战，弹药垂尽，实在无力和如此众多的八路进行夜战，当今之计，只有破坏飞机迅速撤退。
这样，加藤曹长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将飞机油箱凿破，在十米距离上用14式手枪引爆，将飞机彻底烧毁。此后，两名飞行员和日军经历了一段近乎“非人”的狂奔，才和接应的日军会合。
迫降后，因为伊舍堂随身带着照相机，当时的场面得以保留下来。在这一期杂志上，登载了三张照片。
伊舍堂在战争后期加入“诚”第17神风特攻队，在庆良间群岛撞击美军舰艇时“散花”。加藤因为生病，无力投入自杀作战，幸存到战后。
1.日军地面部队帮助翻转拿大顶的侦察机，机首处背对我们，穿飞行装的是伊舍堂中尉，照片由加藤拍摄。
2.迫不得已将飞机烧毁，以免被八路军俘获。
3.日军曹长驾驶员加藤从飞机上摘取机枪
既然如此清楚的事实，有记录，有照片，有回忆细节，如何称作谜呢？奇怪的是，根据这些描写，我却一时在八路军的战史中找不到相应的记录！
我能找到的八路军击落日军飞机的记录，只有两条，一条是1937年在山东雷神庙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一条是1943年11月在山东荣成击落日机一架。两个战绩都是山东部队取得的，河北地区虽有破坏日机的记录，却并非击落。倒是日军记录中，有围攻深泽战斗中被八路军击落运输机一架的记载。1943年日军确有对冀西、易县等地的扫荡，还摧毁了当地军民建立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八路军在冀西当时活动的地方武装似乎是冀西十三分区的部队，而八路军主力包括聂荣臻、肖克、张学思等部都在那一带出没。但是，在他们的战斗记录里面，并没有查到击落日军飞机的记载。
根据日军记录，土八路击落洋飞机，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可是这样“辉煌”的战绩，八路军没理由不做宣传。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这个疑问，我向国内熟悉当时历史的若干朋友发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不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篇文章，打开一看，是这样的内容：
《北岳区1943年秋冬季反“扫荡”》
1943年9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第26、第62、第63、第110师和独立混成第2、第3旅各一部及伪治安军6个团、30多个县的保安军等……进行“扫荡”，企图消灭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摧毁北岳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萧克、代政治委员程子华，指挥……所属部队共4万余人，民兵18万余人……广泛开展游击战，反击日伪军的“扫荡”。
9月16日开始，日伪军1.7万余人……出动……10月29日～11月初，日伪军集中2000余人再犯神仙山时，我第3军分区第42团两个连和1个侦察排同民兵结合进行阻击，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击落飞机1架……
“击落飞机一架”！真的有这样的记载！
我把中日报道进行比较，越比较越感到这很可能是同一个战例。唯一有问题的是时间记载不同。中方记录是10月间击落的日军战机，而加藤被击落的记录是他的中学同学根据其口述所写，提到时间是1943年9月。这个和日军对北岳区的讨伐从9月开始吻合，而没有写明加藤真正被击落是在10月间，很可能因为作者并非加藤本人，所以有理解的错误！
假如真是这样，这次战斗，四十二团投入的兵力是两个连、一个侦察排，加上地方武装对抗的日军一个中队外加飞机，兵力对比3: 1或者4: 1。以当时的装备和战斗力而言，我的看法日军稍微占优。从战况看来，八路军的战斗意志相当坚定。假如单单看中文资料这样一个简单战报，我会怀疑北岳区夸大战果，看来八路的战果还是挺经得起考验的嘛，要照萨达姆还不得报打下来一队飞机啊？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一战果，或者找到更详细的资料。
此后，资料陆续而来，根据台湾朋友的介绍，此战国民党战史中也有记录，称为“神仙山之战”。记载日军1943年秋两犯神仙山，第一次被“共军”击退失败，第二次占领神仙山。根据时间计算，击落加藤飞机的战斗应该是发生在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期间。
据此，我对于“神仙山之战”的战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查找。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保定大事纪略》一书中，我找到了《神仙山保卫战纪实》这篇文章。这次击落日机的战斗的真容逐渐展现了出来。
综合该文和其他有关记载，此战发生在1943年10月28日。
神仙山，清代康熙以前一直被作为北岳，名恒山。故此有“古北岳恒山”（与今天山西的北岳恒山相区别）的名称。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根据地，《敌后武工队》对它也有过描写。1943年，这里是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也是晋察冀后方机关所在地之一。9月20日至10月12日，日军第一次分四路进攻神仙山，被肖克所部八路军四十二团（团长成少甫、政委熊光焰、参谋长马卫华）在金龙洞、九里十八弯等处阻击，无法深入和立足，被迫退却。
10月下旬，日军以四千兵力分九路再攻神仙山，是为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根据战斗记载，击落日本战机的战斗就发生在10月28日。当时，四十二团团指、二连、三连、四连一部、侦察连一个排在神仙山主峰奶奶顶顽强阻击日军的攻击。战斗中，日机一架协助日军进攻，用机枪扫射八路军阵地，被二连一排用机枪、步枪联合火力进行防空射击，当即击落日机。有一种说法是八路军背负电台的小战士没有经验，在空袭时奔跑，导致成为目标，电台被击毁（小战士自己却没有受伤），激怒了视电台为生命的八路军官兵，故此日机第二次进入扫射时遭到猛烈的反击。
这应该就是加藤的飞机了。
11月3日，奶奶顶失守。但日军运输线已被马卫华率四十二团主力切断，11月5日日军被迫撤退，是为神仙山保卫战。
可惜，击落日机的具体人员和当时情形，相对于日军的记载显得颇为单薄。疑惑中我看到了该连随后的战斗——该连继续坚守奶奶顶，“依托有利地形抗击五六百名日军的进攻，接连打退日军几次冲击”。终因寡不敌众，奶奶顶最后失守，该连战士有重伤后和日军用手榴弹同归于尽的记载。我推测因为该部此后战斗中损失较大，很可能击落日机的当事人已经牺牲。因此，对这一精彩的战例才缺少了详细的记载吧。
也许，这就是谜底？
也许解开这个谜并不重要，只要后代记得，有一支简陋到只有黑豆作食物的军队，曾经为了他们的国家拼死的战斗过，让侵略者的飞机，焚毁在神仙山下。
昔日重来 ——存于日本的老照片重现中国抗战
在日本，收集到一些关于侵华战争的图片，发现大部分都很陌生，似乎在国内外公开文献中没有见到。因此，觉得有必要放在这里和热心于这段历史的朋友分享。从这些照片上，我们或许可以看到那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一个侧面，一个矢尽弓折，而宁死不屈的民族。
长城抗战中激战损毁的山海关城楼。这一战，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开东北军撤入关内后抵抗的先河。此战，安志馨营长殉国。日本人可以摧毁山海关的城楼，但是摧毁古城的炮弹引发的是更强烈的抵抗的怒火。
一、马占山和东北军的抵抗
1. 多门师团攻击黑龙江马占山部的战斗，日军首次使用战车，给马占山部带来极大威胁。但东北的气候也给日军带来很大麻烦。这张照片显示的是江桥战斗中日军战车在作战中陷进冰窟窿，日军正在组织拖曳。我的分析，这应该是日军一辆92式重装甲车。
2. 印象中，日军九一八后攻占东北未有激战。从照片上看到，至少在吉林，东北军还是仓促但是勇敢地进行了抵抗。
南岭，日军记载驻军为东北军吉林省防炮兵第一营、第二营，日军第三旅团猛攻南岭，试图迫使中国军队投降。但是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左侧图中，可以看出南岭激战后被摧毁的中国军队火炮，型号不详。
而下面的照片，记录了日军突破和遭到抵抗的经过。
日军正在拖曳陷进冰窟窿的战车。
“第一个抗日将军”马占山。这是上海当时发行的金字塔牌“马占山香烟”的广告
二、抗战中的装甲列车专辑
装甲列车，盛于苏波战争，在苏俄十分流行，也曾经在中国的内战中大显身手。叶挺独立团，其前身就是大元帅府装甲车队。此后，装甲列车部队由梁方企、斯烈（据说是四一二政变中私放周恩来的黄埔学生）先后担任指挥官。抗战开始后中国装甲列车部队多次参战，颇有战绩，但是损失也不小。中国军队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时候使用过装甲列车，显示了它对敌陆军的强大杀伤力，也表现了对于遭受空袭的软弱。
平绥线上因铁路失守不及撤退而放弃的装甲列车。
陇海线郑州附近遭日军空袭损毁的装甲列车。据考证，这可能是商震将军的座车，在黄河铁桥遭到日军的空袭和炮击，受伤放弃。
日军装甲列车也在多条战线投入使用，包括东北和华北，在华北损失也不小。东北抗日义勇军曾在白旗堡击毁日军装甲列车。
中央军十七军的部队在长城抗战。
补充一张中国军队在长城抵抗日军的照片。
这是中央军十七军的部队。这些南方军人到达长城即投入殊死奋战，打出了徐廷瑶、关麟征、杜聿明、刘勘、黄杰等一批名将，因为服装简陋人称草鞋兵。但是日军发表这张照片，则说中央军训练有素，且装备优良。图片中说明中国军队使用的是马克西姆水冷式重机枪。有报道这支部队使用过装甲列车作为指挥战车，但是没有发现相关的资料照片，比较遗憾。
三、伪军的真容
老说伪军伪军的，伪军到底什么模样，我们见识见识。
说到底，干这种事情，是没好下场的，中国的伪军一样，欧洲的吉斯林、贝当也一样。
这明显是一支白人军队，旗帜却是日文，没有说明，只有一句评语，说是协助日军作战的“义军”。这是哪门子的伪军呢？张鼓峰被俘的苏军？这是由白俄组成的浅野部队，协助关东军对苏联进行颠覆作战。1941年参加“关特演”，准备一旦日苏战争爆发，破坏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这支部队后来与日军发生矛盾火并而消失。
这就是《敌后武工队》中著名的便衣汉奸特务——夜袭队，正式番号皇协新中华救国民军保定便衣支队，是日军招募当地土匪、恶棍、地痞组成的部队，武器精良，人人长短各一大件，而且熟悉当地情况，是武工队的劲敌。武工队后来用挑起日伪矛盾的手段，使他们和日军火并，自相残杀。日军记载为“忱痛の事”，自此夜袭队元气大伤。
这张照片，是石家庄的“俄人自警团”，一个依附于日军的武装特务组织，曾经冒充苏联红军战俘向晋察冀进行过渗透，被当时负责这方面的八路军政法部门破获，活捉潘斯诺夫等武装特务，最后将潘斯诺夫和另一名俄国特务判处了死刑
。
这一张看起来颇有几个相貌堂堂的，会让人误以为是武工队或者铁道游击队，但看看上面的旗帜就可以明白他们实际是不折不扣的汉奸。
伪军冲锋。从这些镜头看，汪伪军在和中国军队的作战中相当积极，起到了日军帮凶的丑恶角色。
汪精卫伪政府的正规军。这是驻扎沐阳的伪军从驻地出发进攻新四军，注意汪伪军也使用青天白日旗，只是旁边多一个黄三角的飘带。
江西战场上，鬼子给伪军点烟。
四、中国军队的万国牌兵器
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武器可谓五花八门，从前清的火炮到丹麦的机枪，应有尽有。在日所存的资料中，这种“万国牌”的特点也暴露无遗。
在正定被日军俘获的宋哲元部机关炮，是37mm Vickers-Maxim MK1，一战时的英国的产品，最初用来防空，后来海军和空军也有使用。直到二战时，不少英国船只上还用它来做防空武器——反正有库存，就当发挥余热了。这炮使用的是37X69R弹，初速只有365米/秒，炮重62公斤，射速300发/分。这个水平在二战中用来防空是肯定没什么大的作为的，平射打坦克什么的也是不行的，但是打打工事和人员没问题。推测这个炮架可能为后作的，因为西北军火炮极少。宋部在卢沟桥打得勇敢顽强，随后的战斗就保存实力，又犯军阀部队的老毛病。宋的部将何基沣因为不满宋的怯战甚至开枪自杀。
在正定被日军俘获的宋哲元部机关炮
日军在山东沭水扫荡，攻占当地“便衣队”（即老百姓组织的自卫军）据守的村寨，缴获大炮而欢呼。
在广州被日军空袭击毁的德制高射炮。
这批高射炮的另一张照片，可惜的是因为日机飞来太突然，这些火炮在列车上就被击毁，未能发挥作用。
当我仔细看右上图中日军缴获的那门大炮，心中真是百感交集。这分明是一门前清时代的古代火炮，我们的先人就用这种武器抵抗现代化的日军。而日军也未免太过得意忘形了。此役日军称消灭“便衣队”五百余，自己付出长勇中尉以下一百余人伤亡的代价。
背景中日军正在涂抹抗日标语，隐约可以看到“国难”两个字。
更多的武器是外国来的。抗战中中国军队因为自己的军工生产还处在萌芽，无法提供足够的武器，使用了大量外国装备，单步枪就包括十几个国家的四十多个品种，被称为“万国牌”装备。
就拿战场上被遗弃的轻机枪为例，看看万国牌的含义。
中国军队使用的机枪系列图中一下就是七支，从左到右，从长到短编下来。
1号 瑞士启拉里机枪。
2号 苏联捷格加廖夫机枪——装备7.62MM，47发弹盘，大名鼎鼎的转盘机枪。该枪没有小握把，要用手掌握住枪托前端，耸着肩膀打。
中国军队使用的机枪系列。
这是瑞士的启拉利轻机枪——装备7.92MM，25发弹夹，是上海作战中“别动队”使用的。
这个是丹麦的麦德森机枪，徐州会战时川军使用的。
3号 法国哈奇开斯1922式-8MM，15发弹夹，扣几下扳机就得换弹夹，徐州会战中滇军使用的。
4号 捷克轻机枪，打得日军闻风丧胆的ZB26。
5号 比利时30式勃朗宁轻机枪——装备7.92MM，20发弹夹，号称一代名枪，是税警总团使用的。
6号 英国布伦式轻机枪，枪口消焰器缺损。
7号 中国自己造的ZB26仿制型轻机枪。
从这些五花八门的轻武器，可以想象当时中国的后勤是多么的压力巨大。
五、在日军阵地前战毁的中国战车
由于数量稀少，战斗力不足，中国装甲部队在抗战中，特别是抗战前期作战的资料颇为罕见。在我于日本收集的二战资料中，兰封战役期间中弹焚毁的中国装甲部队菲亚特战车是一张比较醒目的照片。
这种意大利制CV-33菲亚特战车是一种小型战车，乘员两人，重不过3吨，仅装备着9毫米或者7.62毫米机枪。这种战车和日军称为“豆战车”的94式轻型坦克属于一个级别，火力和装甲方面还要弱一点。抗战之前，中国军队曾经从意大利购买了若干这类战车使用。限于国力，虽然急于发展自己的装甲部队，中国购买的却只能是最为便宜的装备。意大利自己也大量使用这种战车，占了二战中意军战车的75%，但是战绩不佳。
这张照片吸引人的，是那种火中凤凰般的悲壮。我手中所拿到的材料中，颇有几张抗战中损失的中国战车的照片。它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几乎都带有被击中、击穿、损毁的中弹点，有的可称遍体鳞伤。我想，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敌强我弱之下，中国装甲兵为了保卫自己的战车曾怎样勇敢的奋战过。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军队的战车太宝贵了，装甲兵作为军中的宠儿，恐怕也是颇有荣誉感的一个兵种。
那么，这辆战车是何时何地购买的呢？我的判断，它可能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1933年国民政府为了建立装甲力量，成立军政部战车营，购买过一批意大利轻型战车，有可能是CV-33；另一种可能是孔祥熙在欧洲考察期间，交通辎重兵学校教育长徐庭瑶中将委托他从意大利购买一批CV-33（据说是20辆，也有说法达到100辆，我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八一三开战时中国总共战车也不过百辆），1936年到货。只不过孔有一定的私心，希望如同宋子文一样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所以这批战车始终存在南昌行营，而没有拨付下去。这两支战车装备，后来都编入二〇〇师。可以肯定的是，在兰封被击毁的CV-33战车，是陆军二〇〇师所属的部队，具体的番号可能是师直属侦察营。
兰封会战后，日军在检看中国军队放弃的CV-33战车残骸（独家收集照片）
陆军第二〇〇师的前身是杜聿明指挥的交通辎重兵学校装甲兵团。
军政部配属的意大利战车编入杜聿明装甲兵团第一大队（营）使用。杜的部队中，第一大队的三个中队淞沪南京两战拼得非常狠，第一中队的主力战车6吨维克斯坦克随八十八师猛攻杨树浦，第一中队中队长阵亡，损失很重，此后又投入汇山码头突破之战。第二中队中队长代理指挥（第二中队自己装备轻型水陆战车，不具备突击能力）又阵亡。整个战役损失维克斯6吨战车3辆，被击伤8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这3辆被击毁的维克斯的照片都已经找到了），但是这个中队的参战也给日军带来相当大的损失。第三中队装备德国战车和意大利CV-33轻型战车，在南京汤山、雨花台、光华门等地迭次激战。日军纪录，1937年12月8日，第三中队的德国I型战车曾经冲入日军一个指挥部，打死在当地采访的日本著名记者浜野嘉夫。（战斗过程详见本书《铁甲悲歌——追寻中国早期装甲部队在抗战中的影子》文），但由于唐生智组织的撤退仓促无方，德国战车终于全部损失。
按照记载，军政部战车营原属的意大利战车编成了战车第二营担任训练工作，也有说法这些战车的确曾被用于教学。但是第一营第三连的所属车辆，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因为装甲兵团的编制中没有战车第二营的记录。这些战车没有在上海参战的纪录，估计是战斗力太弱，不适宜。但是有记录表明，部分意大利战车（第三中队所属）被留在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估计全部损失。
撤退下来的中国装甲部队并不屈服，进行重组，主力依然是撤退下来的维克斯6吨坦克，而孔祥熙扣留的18辆CV-33战车也被拨给杜聿明部救急（另外两辆有可能被拆了备件）。但是，这时苏联援助的T-26坦克运到，所以二〇〇师的主力1149团、1150团等都换装了T-26作为主力战车，CV-33和维克斯战车一部分保留在各团，一部分改编入师直属侦察队。
根据兰封战役的进程，中国装甲车部队先后三次投入战斗。第一次是1938年5月21日，二〇〇师副师长邱清泉亲自指挥T-26战车攻击日军骑兵侦察队，取胜后因遭遇日军战防炮部队阻击后撤，中国战车没有损失的纪录；第二次是5月23日，中国战车部队掩护步兵向日军阵地发动猛烈攻击，试图歼灭土肥原师团。因日军设防严密，冲击路线被日军炮火覆盖，损失维克斯战车3辆，CV-33战车6辆；第三次是大小王庄战斗，中国军队1149团的T-26战车参加攻坚，损失3辆。此外，徐州战区还有德式BA-6装甲侦察车参战，但是没有车辆损失。
根据战斗记载，我的看法，这辆兰封战役中损失的CV-33可能是1938年5月23日战斗中被击毁的。日军分析记录此战车先被榴弹直接命中，接着再次被击毁右侧履带行进部分，第三次命中才终止了它的抵抗，并引起车辆燃烧。根据这样的描述，显然是日军普通步兵火炮，而不是战车炮或者战防炮的打击结果。也更符合5月23日战斗的纪录。
在敌军防卫严密，炮火密集的地段，使用这样轻型的战车试图突破，应该说是一种战术使用错误。只不过以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这已经是很奢侈的了。此战，中国步兵在装甲兵的掩护下终于攻占了大王庄日军阵地，被称为抗战开始后第一次围攻攻坚成功的战斗。
这些在日本保留的与中国抗战有关的历史照片，虽然支离破碎，却也能从某个角度揭示抗日战争的一点痕迹。
最后一战 ——从恶战到投降
在图书馆看到《日中战争——一个士兵的证言》这本书，接着又读了这个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恩仇的大陆——华中战线转战谱》，其中，关于日军与新四军作战的一段史实，觉得颇值得研究。
作者川崎春彦，时任日本陆军军曹，卫生兵兵长。昭和18年（1943年）应征入伍，先后参加衡阳、桂林诸战役。1945年，他所在的医务班配属日军作战部队，和新四军所部在江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
其中，1945年6月，他和另外5名卫生兵参加了日军（师团参谋森中佐指挥）在郊下塘对新四军的讨伐作战。结果，300名日军、500名伪军组成的讨伐队，出发仅半日就遭到大队新四军的重重包围。激战中，伪军首先溃散投降，日军在掷弹筒和机枪掩护下三次突围，损失惨重。最后在叛徒的指引下，才冲出包围圈。
而他们突围出来以后，在山下的村庄中发现来接应的侦察部队也被消灭，其中两名俘虏被杀（作者形容新四军“不是军队，是残忍的盗匪”，但又不得不承认对新四军的战法心有余悸）。
因为愤恨侦察部队的俘虏被新四军所杀，日军遂在军医寺山的指挥下将那名叛变并为日军指路的士兵活体解剖。
此后，双方又有两次交锋。作者形容新四军使用的“多是明治、大正时期的落后武器”。
数日后，其所部日军（一个不完整的联队，由师团参谋长带领）南下到达宜章郊外，8月13日，遭到新四军大军的夜袭，自称千余日军被三万名新四军包围。14日夜，日军认识到不突围就将被歼灭，遂寻找新四军包围圈空隙，“从三万人的大包围网中完全脱出”。
日军这支部队16日才通过无线电和友军联系，得到了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这节文字让人很感兴趣，因为新四军抗战的文献在日文中较为珍贵，而此文更是提到了新四军“大部队”对日军千人以上部队进行围攻的战例，更是难得的史料。从这次战斗看，日军伤亡不小（以郊下塘之战而言，应当是毙伤日军150人以上，歼灭、迫降伪军500人，堪称大仗，宜章之战伤亡不详），而且屡屡被新四军包围，显然新四军有相当出色的作战计划和指挥官。
然而，这两次战斗，中方资料很难找到相应记叙。特别是在宜章地区，仅仅有少量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一些熟悉军史的朋友认为，此战从时间和地点来看，很可能是日军和王震、王首道所率领的“南进支队”发生了战斗。地点可能在南坪的灵官庙，在《三五九旅南征记》中对此战曾有记载。如果是这样，鬼子跑得还挺快。灵官镇距宜章约120公里，跑了10个小时，“到达宜章50公里外”。时间上算也差不多，每个小时跑十多里。
然而，“南进支队”总兵力不过数千人，和日军的作战也没有书中形容得这样大规模。因此，可能是日军在战斗中误判了中国军队的兵力。或者，可能交战的对手根本就不是新四军，而是在广东湖南交界地区休整的国民党第四军残部，也可能是当地的地方武装。对于此战的详细情况，还有待知情的朋友，提供更多相应的材料，无疑将是对这“对日的最后一战”极好的纪念。
且将川崎春彦的原作节选下来，也可让我们感受到日本投降之交，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的最后战斗。以下为译稿，为了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我尽量不改变作者本人的语气口吻，但并不表示赞同或证实其所述内容，特此说明。
一、新四军的威胁
昭和20年（1945年）6月，从桂林战役中休整过来的部队（据萨推测，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奉命南下，转移后驻地为郊下塘。据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的情报称，这附近活动的新四军达到两万，而我们的情报认为其不过千人。于是，我军编组了讨伐部队，出发扫荡。
讨伐队从四个中队抽调，总数约三百名。我作为医务班的负责人，选择了五名卫生兵随军出发。
出发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军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师联系，联合行动。虽然说是一个师，实际不过是数百人的小部队而已。这个师派出部队约五百名在我军前方担任开路任务。对于这支部队的忠诚我们非常信任，但如果发生战斗，对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兴趣则保持怀疑态度。
经过半天在山间小路的跋涉，突然，前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显然是前行的政府军和敌人发生了战斗。同时讨伐队本队也遭到射击。附近有几片浓密的树林，我们立即向这些松林中隐蔽。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政府军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事实上事后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被射击的时候就丢下手中的枪溃退了，而且不是向我们的方向后退，而是向斜侧逃跑。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我们逼迫重新回到战场吧。从战斗开始，这支政府军的电台就不再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作战。
我们的人开始试探着离开树林侦察情况，但刚一走出树林就遭到枪击。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后退的路也不安全，后退的时候，也遭到猛烈射击。我们完全成了袋中的老鼠。
显然，敌军是部署了一个伏击圈。对手有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判断起来最少有数千人。寡不敌众，我们面临着“全灭”的危险。
讨伐司令官是队部参谋森中佐。他把四个中队长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会上气氛沉闷，有人提出给附近的侦察部队发报，请求增援接应。森中佐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时，向四外派出的侦查人员中有一人报告，“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已经不见了，右侧的敌军向我军后方移动，有要发动肉搏战的可能。”
“是吗，明白了，干得好。那么，现在么，现在只能撤退了吧。”森中佐和中队长们互相看看，就此下了决断。从地形看向后撤退太过危险，于是我军在掷弹筒和轻机枪的掩护下向左侧前方猛突，试图突到前方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前方隔开一带约百米宽的田垄，又是一片树林。
尽管队形密集，但敌军的射击并不准确，所以我军以机枪中队为先锋发起冲击时，损失并不大，有一半的人顺利冲过这段开阔地进入了树林。但是，后一半人突击的时候，敌方的射击已经精确起来，给我们带来不小的伤亡，士兵只能不断且伏且战，匍匐前进。
本指望先进入树林的一半部队回头射击掩护，但他们也遭到攻击，自顾不暇。而敌军的迫击炮亦开始轰击，第二梯队的官兵纷纷倒地。
我们五个卫生兵，有四个人随第一梯队进入了树林，我在全军倒数五六个人的地方，等到开始跑的时候情况已经很危险。部队开始突围的时候，是四五个人一组相互掩护前进，现在只能每个人不断翻滚跳跃，躲避敌弹而奔命。
致命的问题是这片开阔的田垄，光秃秃的在周围火力下毫无掩护，中间的田埂小路只有40厘米宽，简直是死亡路程。幸好田中无水，我们纷纷伏到田中，因为田畦高度约五十厘米，如果伏在那里，可保无恙。作为讨伐队的卫生兵，我们不带枪，但是大大的药囊十分累赘要命。
好在我的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头上飞的子弹我根本不去管。但如果子弹打在脚边，就随时有中弹的危险，需要尽快地改变前进方向，进行闪避。饶是如此，我的腿也被子弹擦伤，真是险象环生！
卧倒，十秒钟后跃起奔跑，但跑几步就再次卧倒，不规律地起来再跑。“呆在这儿是等死，跑，打不着的，打不着的，我刀枪不入！”
一边给自己心理暗示一边向前跃进，终于发现子弹的弹道开始远离，我纵身而起，快步跑进树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奔跑中可以看到田垄中倒着七八名战友。但是，实在无法停下来抢救他们，我们最后五个人中倒了三个。这第一次冲锋，我们阵亡20人，负伤20人，总算都到达了前方的树林。
可是，部队还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森中佐指挥部队再次向前突进，敌军火力强劲，一边射击一边喊话。前进二三百米后，已经阵亡15人，负伤10人，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这一次我在弹雨中看到一名负伤的士兵无法动弹，于是冲过去，将他背起来跑回后方。“你这是做无理的事情啊！”经验最多的一个卫生兵对我说，“这太危险了。”
“没事，我的运气好。”我说，“那么，再有负伤的您负责前队，我负责后队，好吗？”
“后队伤员可比前队多……”那个老兵有些犹豫。
“我不怕的，就这样做吧，拜托了。”
我转向后方的田垄，在刚才跑过的地方又找到一个伤兵，把他背在肩上退回来。
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我们几个人马上进行抢救，而且用树枝搭成担架来运送伤兵，现在一副树枝担架就是一个战友的生命呢。从我开始做卫生兵，体会的就是这种战场经验。
但是，也有很多死伤者，确实无法顾及，只得任由他们被抛弃在田野里。
开路的临时机枪中队和前方的敌军连续进行了两次白刃战，本队虽然也向前移动，最终无法打开缺口，只得退回树林。
这时，我发现周围除了伤兵已经没有其他人员——我落在队伍最后了。
在第二次白刃战之后，忽然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上等兵拖着一个负伤的俘虏走来。
二、解剖俘虏
这时我们已经再冲到第二次进行肉搏战的地方，因为有战友死伤而心中愤怒的士兵们纷纷用枪托砸这个受伤的俘虏，其中一个还举起枪来对着他的胸部要开枪。这时我对他们说：“杀个受了伤的敌人也没有意思。敌人还在打枪呢，不要打他了，不是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那些兵看到我的兵长襟章，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新兵还是老兵，但都顺从地走开了。
“我的脚，我的脚……”那个负伤的敌兵看着我的脸，用手指着自己的腿，哀求着什么。
他穿着军服，右脚血糊糊的一片，看来已经不能动弹了。
我把红十字的药囊拿过来。看着很可怜呢，虽然是敌人。按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把他就这样扔在这里也不像话。于是我把他的裤腿划开，检查。是小腿部被枪弹贯穿了，没有伤到胫骨。如果是经过训练有武士精神的日本兵，一定可以忍受这样的伤痛，而这个俘虏兵显然完全被吓呆了。
这是个人道问题呢。我给他处理了伤口，取出药来，把外用的利巴妥和绷带给他，让他自己扎上。他们的包扎方法和我们很像，但是药怎样用就要我教给他了。
“谢谢，多多谢谢！”
轰的一声，一棵小松树被炮弹炸断飞起，我连忙卧倒。这时，从后面的树丛中敌人的机枪开始朝我射击。我合上药囊，拖着那个俘虏匍匐前进，却不敢站起来。
这时，那个俘虏指着树阴处对我说着什么，意思不明白，好像是要我过去。
滚过去一看，居然那里藏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来他是看我没有枪，告诉我那里有武器，作为我给他治疗的报答。
枪里还有大约二十发子弹。
“太好了，我就把这些子弹打回去吧。”想到这里我举起机枪，朝后方的敌人射击，枪却没有响。仔细一看，原来是慌乱中忘记打开保险了。这种枪我在桂林市街战斗中使用过，所以知道怎样用，
离我们七八十米远的地方，有大约十名敌人射击着追来了。我即用轻机枪还击。
因为树木松枝繁茂，很难看到敌人的确切位置。但是这样射击的威慑效果不错。敌军停止了追击。
这时，前面的战友返回头来，朝敌人射击，他们是来接应我的。我把打光了子弹的轻机枪丢掉。
那个俘虏忽然对着前方叫起来：“不成，不成（Bucen, Bucen)。”
我们最初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很快就明白他在说我们的冲击方向不对。这时，迎面敌军的机枪就劈头盖脸打了过来。原来那里是敌军的机枪阵地。俘虏指给我们另一个方向。
将信将疑的战友们拉着俘虏向那个方向奔跑，竟然没有遭到像样的阻击。第三次的突击终于成功了！没想到我救了这个俘虏，却帮助了大家。
我们从敌人的大军包围网中完全地逃脱出来，且战且走，牺牲众多，已经有半数的人伤亡，才慢慢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一战，对新四军的战法有了了解，对以后的战斗和讨伐，也是很好的经验。新四军的武器多是大正、明治时期的，看起来很落后。他们边打边捡拾弹夹的举动让我们感到惊讶。据俘虏后来说，他们的军队里上级是不打下级的，和日本军不一样。
就在突围以后没多久，我们看到了可怕的悲惨事情。
从山坡冲下去，到达山脚的村庄入口时，我们看到大树上挂着什么东西，看来好像是两具尸体。细看，发现路边倒着多具日本兵的尸体。走近看，树上挂的尸体，也穿着日军的军装。
原来是来接应我们的侦察部队，遭到了新四军的伏击！其中那两个吊在树上的侦察兵，显然是被俘虏后虐杀的。看到这种残酷的杀戮，我们都被激怒了。
回到宿营地，部队损失很大，人人都要报复。第二天，市川军医站了出来，说：“既然这样，让医务班来做人体解剖吧，对卫生兵们的学习作贡献吧。”
这样说了，就定了下来。
首先，按照外科的市川军医的命令，从静脉给俘虏注射了20毫升酒精，俘虏随即失去知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将其胸部和腹部切开，心脏还在跳动。
这时，寺山军医来将其内脏一一摘除。心脏和肺脏首先被取出。从冠状动脉、大动脉、静脉、心肌、支气管、食道等等开始，然后横隔膜、胃、大肠、小肠、直肠、脾脏、肝脏、肾脏、胰脏、膀胱、前立腺（似应为前列腺）、阴囊、十二指肠、虫状突起（盲肠），以及骨骼、关节、肌肉等。两位军医详细地进行了综合讲解。
卫生兵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为人体内脏的精密而感到震惊，为这种很难有第二次机会的珍贵实地医学教育而感动，对人体的神秘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战争中经常提供一些平时无法少见的经验，比如这样的事情，至今我只是深藏在胸中。但是，这样的记忆，又让我总是忍不住有一抒胸臆讲一讲的冲动。
此后，我们又和新四军有过多次战斗，卫生兵轮流出动参战。我本人参加了两次讨伐，都没有大的战斗。战斗都在山间进行，周围花树很多，风景秀丽。战斗不激烈，伤员的数量，比肠胃病患者和热病患者要少得多。
8月，驻地向宜章方向移动。
三、从突围到投降
行军几天后到达在宜章附近的临时驻地，是山中的小镇，离华中、华南（原文为“中支”、“南支”）的交界线几十公里。驻扎两个星期以后，8月13日凌晨，我们遭到了猛烈的夜袭。
我那一天正在患热病，高烧达到41度。这一次双方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终于将敌军击退。
包围我们的新四军约三万之众，而我军仅有一千多人。虽然日军战斗力很强，其命运也如同风中之烛。这一幕和我在桂林大圩镇遇到的困境一样，都是性命之忧。
如果敌军大部队发动攻击，我军可能全部“玉碎”此地，因此部队长传达命令，要大家做好乘夜突围的准备。
半夜12点，屋顶的哨兵大声报警，发出“敌袭”警报的瞬间被击落下来。与此同时，猛烈的枪声骤然响起。因为营房是土坯墙的简陋房舍，用于防弹的沙袋也不充足，作为工事可谓勉为其难。子弹咻咻地钻进屋中，在房间里乱弹。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日本兵只能伏在地上还击。
作为卫生兵，因为是非战斗人员，缺乏武器，除非特殊情况，我们不直接参加战斗。而且战斗中伤员迭出，需要救护，也无法进行射击。
我那一天从晚上就陷入高烧，半梦半醒，在生死之间徘徊，根本不能进行战斗，幸好得到好友高山的照顾才幸免于难。
战斗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恍惚中周围恢复了平静。有人给我的额头更换了新的冷毛巾，并且抱怨说体温太高，超出了玻璃体温计的测量范围。昏昏沉沉中我不觉睡去，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7点钟左右了，周围一片寂静。
不好，回忆起睡前的情况，忽然心中紧张起来，难道部队已经乘夜转移了？见我不能动弹所以把我留在了这里……对带不走的伤病员只好抛弃，这也是符合作战之道的，可是我怎么办呢？“糟糕啊，现在怎么办？难道我就这样要死了吗？”想到死，不觉思绪纷乱。这时，听到房门处有声音——敌人！我感到紧张。
疑心生暗鬼。门开了，出现的是高山……
“不要担心，还没有紧急集合呢。”高山说，看来很明白我在想什么。
这一天白天，敌人没有进攻，难道要把我们困死吗？不，我们的侦察兵报告他们在调整部署，大战前的安静。
但是我的身体却似乎有所好转，烧略微退些，至少是可以行动了。
从对周围的情报中看到，敌军在部署包围圈，而且包围严密，没有缝隙。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白天虽然紧张，还好一切平安。晚上7点，我们得到了紧急出发的密令。
侦察的结果，西方敌军的力量较弱，所以我们向西边的一角突围。到达敌军阵地前方的时候，运气太好了。前面的人员报告，中国兵正在吃饭。他们用刺刀杀死了两名哨兵，现在正是突围的机会。
“绝对不许出声，向西边的山中急进！”
部队长的命令被无声地传递下来，突围开始了。
为了不出声音，我们把鞋子脱掉，赤足前进。我的运气也很好，连续两天的高烧今天没有造访。
部队行军的顺序是副官、参谋长带一个中队在前为尖兵，指挥班、医务班在其他部队的掩护下随后前进。狭窄的山道上队伍排成一线，赤足在隘路和悬崖上前进，穿过密林奔向西方。这个时候如果敌人来袭击太危险了。我们走了30分钟才穿上鞋。
没有被敌人发现！
为了从敌人包围圈中彻底脱离，我军以顽强的精神，不眠不休彻夜连续奔走10个小时。早晨5点的时候，在山中密密的森林中才稍稍休息。
与敌毫无接触，9点钟，到达距离宜章50公里的地方。这里没有敌人，是安全的地方，从三万敌军的大包围网中突围成功！
新四军那边，发现被认为即将被全部歼灭的日军一夜间金蝉脱壳，恐怕是惊讶之余，又要用脚跺着地懊悔了吧？
我的身体居然经受了如此长距离的行军，热病不治而愈，真是神明保佑。这也是依靠年轻身体好，现在想来依然胆战心惊。
重新找到宿营的村落，已经是昭和20年8月16日，残暑酷热，而我们和敌我都失去联系，还根本没有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毕竟这一带新四军实力很大，是不明的危险地带。商量后，部队长决定向衡阳方向撤退。
向北撤退，因为弹药消耗很多，我们不得不尽量避免战斗。和桂林战役一样，我们没有热的饭食可吃，靠干粮果腹。这样，直到9月初，我们才取得了和友军的联络。
那一天，在小高山的山顶上，通信兵的无线通讯终于收到友军信号，联络以后，得到如下电文：
“8月15日，战争已经结束。胜败不明，敌人可能也没有得到通知。如果敌人来袭，不得还击，尽量避免交战，迅速向衡阳方向集结。”
这是概要，简直像做梦一样战争就结束了。但是，胜败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于是议论道：“一定是日本打赢了，所以战争结束。这样的话，很快就会凯旋吧。从山中出去，美国、英国、中国的领土都是我们的了也没准啊。”
这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只听到胜利的消息，并不了解真正的战局。只有到了衡阳，我们才知道，敌人占领了冲绳。由于使用了一颗就能毁灭一个城市的炸弹，本土也无法固守。日本这一次，是真的战败了。
[节译完]
另外，在后面的章节，还提到9月13日新四军再次袭击这支日军，造成较大伤亡。日军被迫在齐腰深的水流中转移。曾经救护过作者的高山也负伤，这次是作者救了他。
在文尾，作者也发出了对战争的忏悔，说：“变化频生的两年半生涯无法忘记，嗟叹。对战争的憎恶，往复的恩仇，让我对这片大陆充满复杂的情感。因为没有意义的战争，双方都死了很多人，给和平的老百姓带来苦难，我深感忏悔。”
真的怎样想，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气高骨硬 ——蒋百里将军侧记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
说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蒋百里，是一个忽隐忽现的名字。这个孤独的将军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嫡系，资格比蒋介石老，才华横溢却又坚毅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左梅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所著的《西方文艺复兴史》无一不带有传奇的色彩。
蒋百里将军（1882 — 1938）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他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这样的一位传奇将军，其生平实值得一观。
蒋百里一生是一个职业军人，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的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义服务。他做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在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凤遨游于千仞兮，非梧不栖。一片名利场中，孤独的蒋百里是寂寞的，却是高洁的。
蒋百里也是一员儒将，他代表了中国最后一代“士”的风骨。物以类聚，蒋先生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骨格，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造就便可比肩一流高手。蒋先生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谁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可道其深似海。每每想起宋代大儒陆象山粗通围棋，居临安时，常如肆观高手对弈，回家后每每对秤空思，一日间忽然悟出，“此河图数也”，随后与临安第一高手对弈，连胜两盘。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蒋百里先生大致如是。
与印度诗哲泰戈尔及其女儿、徐志摩、胡适等合影（1924年）
作于1935年和1936年的手迹
蒋百里先生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先生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这个题目。相比之下，韩复榘在济南戏弄日本领事花谷，就只能叫做小聪明了。小聪明痛快是痛快，但只是一时痛快，看看围城里面的方鸿渐，大体如此。看到中日足球比赛之后球迷的闹事，不禁慨叹蒋先生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今天依然需要我们来学习呢。
蒋先生不是没有小聪明，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先生（问计于楚囚，大概只有武将蒋百里、才子薄一波有过这种荣誉）。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
如鹰之傲视宇内，一双慧眼背后是如椽的铁翼。
自西安归来时（1936年底）
蒋百里先生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军校办不好作为校长便饮弹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曰：“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作为一名将军，尤其是一个终生思考对日作战的爱国将领，这样的真切情谊令人动容，怜子如何不丈夫？也就是因为将军是这样的真情之人，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北伐之后，蒋介石因百里先生不肯劝弟子唐生智解甲将其囚禁（百里先生认为唐素重情谊，自己去劝说唐必听从，但政治是政治，情谊是情谊，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决定，不当以师长身份压迫他），徐志摩带着行李来陪先生坐牢！而先生抗战开始后到广西，门生故旧们欢呼劝酒。有人以先生有枪伤不宜多饮相劝，将军拍案而起，道：“军人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遂纵情豪饮，一座皆惊。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若说将军最为传奇的一幕，则发生在百里将军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剑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剑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屋书房出的《陆军士官学校关系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在德国柏林（1911年）
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
与夫人左梅及儿蒋昭、蒋雍、蒋华合影（1925年）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顺便说一句，中国人里那个唯一没有中奖的呢？据说此人有过目不忘之才，可是生活优越，因此不好读书，学习成绩一般，但谈起兵来可以彻夜不眠。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麾下的粤军名将——许崇智。
真是一时多少风云豪杰。
闪击先驱 ——抗战中傅作义指挥的“闪电战”
抗战时期，由于兵员素质和战术思想的局限，国民党军主要采取的作战方式是阵地战，敢于和机动、火力都占优势的日军进行运动战的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在北方战场上，有一位国军的将军30年代初期就开始玩“闪电战”的把戏，比希特勒还早。此人，就是人称“七路半”部队的指挥官傅作义将军。
“七路半”，是国民党军中对华北傅作义部队的一种独特称呼，意思是虽然傅老总不是八路，也就差那么一点儿了。抗战中，傅作义将军所部，是华北的一支重要抗战部队。
傅作义，字宜生，时任绥远省主席，三十五军中将军长。
“七路半”这个称呼，原因众说不一。有讲这个说法最初来自日伪，因为傅军作战比较积极，一些战术作风类似土八路。这一点给日军的情报系统造成了相当的混乱。萨曾在日本看过一份华北地区共产党军序列资料，日军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傅作义部下的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二师统统划给了共产党，若老蒋看见不知该作何想法。傅作义在抗战期间比较亲共，可能也是一理。1938年他曾经大量接受共产党员入其部队工作，借鉴其政治工作和作战方法。当时傅部只有两个师，两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阎又文、康保安竟然都是共产党。虽然后来傅作义和共产党打了两年多内战，且一度被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但香火情未断，绥远和平起义，这两位都是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呢。此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傅军从上到下作风简朴，傅作义本人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从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像共产党土八路了。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是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
这样一来，傅作义所部被叫做“七路半”倒也情有可原。
有趣的是，阎锡山也十分简朴——至少对外如此，但从来没人说老阎是共产党。这因为老阎的简朴透着邪门，不但不像国民党，也不像共产党。阎的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曾回忆，有一次高级将领开会，不知不觉过了时间。于是阎下令厨房备饭，大家吃了再走。入席后将领们却唯唯诺诺，无人下箸。原因？十几个人，除了馒头，桌上只有八寸大一盘炒鸡蛋……见大家拘谨之状，阎锡山一拍桌子，“你们倒是吃啊！”长官热情相邀，大家互看一眼，顿时踊跃起来，只见将星闪烁，筷子齐飞……最后大家吃好，敬礼告别的时候盘里居然还能剩下三分之一。
阎老西的炒鸡蛋真经吃啊。
阎长官心里有话——反正你们回去也不会饿着。
傅作义虽然也是山西人，还没有“简朴”到这个份儿上。傅作义的部队，说来来源相当复杂。傅本身是阎锡山的老部下，抗战爆发后才自己独立出来。他的部下有黄埔军校的、有徐永昌国民第三军的、有民团保安队出身的、有冯玉祥的西北军、有蒙古骑兵旅，还有阎锡山手下十三太保的余脉，可说鱼龙混杂。然而，经过傅作义的手，这些部队却都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在当时的华北堪称劲旅。他部下的将领对他，也有着特殊的忠诚。
傅作义部下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曾经说过傅作义的特点，这个人“不说硬话，不作软事”。真实的傅作义，有着很高的军事天赋，又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有记者回忆，抗战中采访傅作义，谈到他为了赴援太原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绥远，而使绥远落入日军手中，傅竟至哽咽难语。他待人宽厚坦诚，大公无私，又能够破格提拔，战阵中从不肯轻弃部下，因此取得了极高的威望。而部下在他手中，也觉得可以让自己的才能得到极好的发挥，因此对他死心塌地。可以说，傅作义集团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集团，傅作义的个人魅力正是它的核心。
在傅作义集团中，傅作义被称作“老总”、“傅先生”。直到1980年，关于绥远起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派人采访傅作义的老部下、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兵团司令董其武上将时，董其武依然不变地称呼傅作义为“傅先生”。谈到绥远的事情，他说：“我多年来一直随傅作义先生做事，在他多年思想教育的启发和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我个人可以说一直是跟着傅先生走的。”
爱戴之情，虽历三十年而不变。
傅作义，在国民党军中称为“守城名将”，这是因为他一守天镇、二守涿州、三守遵化出了名。无论西北军、东北军还是日军都拿不下他的阵地来。实际上在此之后，傅作义守城的成绩并不理想，他在抗战中更擅长的作战是运动战。甚至，还一度打出过类似“闪电战”的战例来。
要说当时的国民党军能打出“闪电战”来，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闪电战包括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大纵深的穿插、装甲部队的突袭，以及空地一体作战。正是依靠这三条，纳粹德国把波兰、法国打得落花流水，连苏联都险些着了道。30年代前期，国民党军肯定没有足够飞机和地面部队配合。其他两样，大纵深穿插的胆量有没有不说，装甲部队上哪儿弄去？
偏偏傅总这两样都有，傅作义虽然属于晋军系统，穷，但并不妨碍他组建一支自己的摩托化装甲部队。1932年，傅作义在长城抗战中认识到日军装甲部队的威力，随即决心建立自己的类似部队。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亲信将领，当时的警卫营营长王雷震。王不愧信任，他按照自己的思路把部队中的汽车集中起来，组成汽车队，而且将其中一部分加了装甲，变成了装甲汽车。我手中有一张日军在绥远检查击毁的傅作义军装甲车照片。从照片上看，这种装甲车，就是在普通卡车上面加一个金属罩，上面安装机枪。虽然这看上去很威风，战斗中只能挡枪弹弹片，对炮弹就没有多少抵抗力了。别看这一手不起眼，其中的含义却很深远，那就是集中使用机动车辆，建立快速突袭部队。这正是闪电战的精髓。
在绥东战役中傅作义部的装甲汽车中弹损毁后被日军俘获，可见其实际非常简陋。
而老蒋淞沪会战时还在把坦克分开给步兵，一辆一辆往上冲，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这教训法国人到1939年还没有吸取，分散使用的法军装甲部队虽然战车比德国人还要好，结果却全军覆没，气得有个叫戴高乐的小准将直蹦高。
傅作义对王雷震这一招显然也是很支持的。这支虽然原始，但堪称中国摩托化装甲部队鼻祖的精兵，成了傅作义的一张王牌。
1936年，傅作义发动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大庙战役，将日军和伪蒙势力从绥远赶了出去，史称绥远抗战。
在绥远抗战中，傅作义几次巧妙地运用了自己的“摩托化部队”。在红格尔图，日伪军进犯而来，傅军沉着待命，“三十五军各部隐蔽集结，突然向攻击红格尔图的敌军发起反攻”，之所以能够“突然”在一马平川的地方发起反击，就是汽车队发挥了出色的机动性。而攻打百灵庙、大庙，更是以汽车队为先锋，迅速长途奔袭，才能够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奇袭两地。在收复大庙的战斗中，更以装甲汽车强攻日军顾问据守处，将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全歼。
这种集中快速装甲部队，远程奔袭的作风，的确有了些闪电战的雏形。
当然损失也是不小的，所以这支机动兵力，傅作义没舍得投入太原守城。当时王雷震已经调任四二二团团长，抗战开始后，袭击五原、包头都有这支部队的杰作。
当然，傅作义简陋的摩托化部队能够屡屡制胜，也和傅作义作战的对象有关。傅作义面前的敌军主要为伪蒙和日军的联军，以伪蒙为主，所以战斗力稍弱。如果是日军精锐如关东军，傅作义的装甲部队恐怕也难以招架。
整个抗战期间，傅作义是伪蒙军的梦噩，他的部队无论素质还是机动速度，都让伪蒙军望尘兴叹。而且傅对伪蒙军死死咬住，决不放过，直到绥远起义之后，傅作义的部队还打了最后一战，就是彻底打垮伪蒙残部。大概老傅琢磨自己恐怕没机会打仗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应该有个收场。
实际上傅作义除了摩托化部队，运用其他部队进行运动战也颇有成效。七七事变以后，他曾经派骑兵突袭商都，为全国首次克复县城。1937年底，他曾经指挥三十五军反攻太原，下四十余寨。在绥西他也大量使用骑兵进行运动战，效果卓著。
傅作义如此善于机动作战，和他的辖区很有关系。抗战期间，他的主要作战地区在绥远，地广人稀，又面对伪蒙叛军的骑兵进袭。因此，傅作义也大力发展骑兵，以机动对机动。绥远盛产优秀的骑手，傅部骑兵在抗战和内战都很有表现。我的看法，傅作义使用摩托化部队的思路也是来自于骑兵的运用。
铁骨丹心 ——沙场内外的董其武将军
傅作义麾下大将董其武，在民国军事将领中可称出类拔萃，无论抗战还是解放战争中，其经历多有传奇，即便是点滴小事，也颇值得回味。
一、坚守太原董武穆
1937年11月6日，当一路像赶鸭子一样追击卫立煌而来的坂垣征四郎开始攻击太原的时候，一定觉得太原北城的守将是个软柿子。
理由？侦察报告，太原北城的守军士气高昂，城上战旗翻卷，城墙上处处可见身穿灰黄色军装的中国士兵在沙袋工事后面严阵以待，看起来很有决死一战的气魄。
尽管看来很有气势，但对这样的防守阵容“中国通”坂垣实在太熟悉了，这是中国军阀混战中守城的标准打法。要是想象不出来，可以回忆一下电影《从奴隶到将军》里面，罗炳辉将军把城上排着队向下打枪的北洋军一个个干掉的镜头。在现代化的日军面前，这种守法实在落后时代太多，徒增伤亡而已。古老的城墙，在现代化重炮的面前，早已失去了防守的价值。这一点，八路军在和日军作战时认识得比较早，每打下县城，必发动群众“拆城”。原因是这城墙面对有重炮的日军毫无防守意义，但若让日军占据了，下次再来没炮的八路还真不好把它攻下来。
国军的战术相对来说就呆板一些，“死守”到“守死”的例子不胜枚举，勇则勇矣，多少有些不知变通。摆出这副“义和团”的架势来，一点儿也不奇怪。
不过，这种“死守”有时候也很要命。比如这次坂垣就被在忻口死守的国军狠狠摆了一道，不但无法突破忻口前线晋绥军、中央军的阵地，而且后勤补给也被切断。如果不是寺内寿一从河北方面调二十师团突破娘子关围魏救赵，他的部队很可能被包饺子。
说坂垣差点儿被包了饺子，并非信口开河。从中国方面的记录看，二战区确有吃掉坂垣的决心。所以，阎锡山才在娘子关方面吃紧的时候依然不肯从忻口方面抽调部队增援，并且直到寿阳失守，才恋恋不舍地下令卫立煌撤退。部队一退不可收拾，和撤退时机的掌握有很大关系。从日本方面的记录看，坂垣征四郎这次作战中，因为盲目尊奉东条的命令，以第五师团强攻忻口，受到的非难极大。他所部中，日军全军当时唯一的一个战车旅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主力）在忻口、宁武等地损失很大。热河作战中日军坦克部队的军神人物百武俊吉部队长被击毙，致使日军对装甲部队的运用思想都产生了怀疑，认为坦克部队的集群使用不够成熟。忻口战役后，日军解散了独立第一混成旅团，此后日军装甲部队一直没有联队以上的编制。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半以后，才如梦方醒，认识到对装甲部队使用方式的落后，重建坦克旅团、坦克师团，只是已经为时太晚了。
坂垣因为此战，被质疑战场指挥能力不足。事实上这个说法未必没有道理，此后他在台儿庄又闹了一次孤军深入，被李宗仁打得抱鞍而走，连手杖大衣都成了张自忠的战利品。坂垣在日本军内胜在关系广、后台硬，论打仗和粟林忠道这样的将军还不是一个档次。
被日军轰塌的太原城墙
所以，这一次坂垣一路追击，大有轻取太原，为自己洗刷名声的意思。这时候发现守太原北城的居然是一伙“义和团”，看来连老天都在给坂垣帮忙。
当天，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太原北城墙，结果……重炮轰了半晌，把城墙炸得七零八落。等步兵一冲锋，守军却出乎意料地从城墙前面的开阔地下面钻了出来，火力凶猛，兵力强劲，坂垣的攻击如同撞在铁墙上一样，损兵折将败下阵来。欲待再攻，炮兵却报告炮弹打光了。哪儿来的这么多中国兵？难道我的炮弹打不死人吗？坂垣被打退后一天没再攻北城，估计郁闷得很。
假如他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个“义和团”将军是何许人也，坂垣就不该郁闷，而应该庆幸了——庆幸这个叫董其武的将军手下只有一个旅。
傅作义的爱将董其武，军中呼为“董武穆”。
“做岳武穆”，曾经是抗战时期无数中国军人的梦想。不过，他们中牺牲的大多数，只能做了无名的岳武穆。只有林徽因女士设计的纪念碑无言屹立，勉强给了我们这些后辈一个为他们献上鲜花的地方。
董其武将军一生沉毅有威，卫国北土，御寇晋绥，历长城、大庙、百灵、忻口、太原、包头、五原诸战役，堪称那个时代旧军人中的楷模。但是这样的将领，在当时军中亦非少数，为何只有董其武得封“武穆”呢？
原来，董其武的这个外号，来源很早，起源于太原学兵团时代。1919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办自己的黄埔军校——“斌业学兵团”，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但是，阎锡山其人，素有心地狭隘、目光略短的毛病，所以他的干部学员多半是“会讲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山西土财主子弟。但其中，却有一人凌然独立，与众不同，这就是董其武。董家世贫寒，但受其开办私塾的舅父影响，少年即有从军救国之志，听说学兵团招考，即步行数百里前来报考。在成群的纨绔子弟中，董一身布衣，却凛然有威，如同鹤立鸡群，引来上下无数目光，但董安之若素。及至发榜，第一名就是——董其武。
一时众人纷纷以评书《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目之，“董武穆”的名声不胫而走。
“董武穆”的名声可不是纸上谈兵。就在忻口会战中，董其武曾亲率218旅渡过云中河，以一个八路式的穿插钻到了坂垣的背后，倒挂金钩奇袭日军在河北旧村的前线指挥所，一举将其攻占，令坂垣中央突破的尖刀没了握把，是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少有的主动攻击战例。董其武将军也在此战中臂部负伤。忻口一战，中国军队阵亡一个军长（郝梦龄）、一个师长（刘家祺）、一个旅长（郑廷珍），负伤一个师长（李仙洲）、两个旅长（于镇河、董其武），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董武穆”怎么会学义和团来刀枪不入呢？如果坂垣知道对方是董其武，肯定明白这一仗决非想象中那么好打。
的确，董其武这一仗确实用了圈套。城墙上的旗子是真的，士兵，则只是城垛子上扣军帽而已。他在城上基本没放兵力，而把主阵地放在了城墙外面的开阔地，让坂垣的重炮统统变成了礼花炮。
董武穆用这一计，固然是因为中国军界自古崇尚智谋型将领，也是出于无奈，他的兵太少了。
日军占领太原
其实，傅作义确实可称名将，他在奉命防守太原的时候，摆了个奇怪的阵势。东城和南城外的日军，到得早，兵力多。傅作义却只放了杨维垣旅的新兵壮丁，把两员大将董其武的二一八旅和孙岚峰的二一二旅分别放在了北城和西城，各负责一面城墙的防守。这两个旅也是傅作义三十五军的看家本钱了。如果日军对东南两面发动攻击，太原必破无疑。这个怪阵就表现了傅作义对日军的心思摸得极准，坂垣在忻口吃了亏肯定要找面子，所以从北面来的坂垣一定会猛攻西城、北城。而坂垣在日军中人缘很好，其他日军将领一定不会和他争功，仗打起来东面南面压力会小得多。从此战的进程看，傅作义堪称料敌如神。
其实中国当时不缺优秀的将领，比如白崇禧，武汉会战中部署了一个又一个口袋阵，日军就一个一个地钻，结果每次都以国军口袋被钻破告终。
尽管西城、北城是主力，傅作义的兵力也捉襟见肘，其中董其武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他的一个主力团李思温团还要负责防守太原兵工厂，要一天以后才能回到太原，剩下的兵力实在不敷使用。
怎样度过这一天的血战呢？董其武不动声色，就使出了这招“真假义和团”，坂垣果然上当。
董其武在太原摆疑兵阵的传奇流传不广，因为这一仗打得最终还是比较窝囊，不但丢了太原，而且三十五军损失惨重，几乎把番号打光。董其武的大将风度，在这一战中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真正体现“董武穆”形象的，萨觉得应该说是乌加河血战。
二、血染乌加河
乌加河阻击战，堪称1940年五原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其时傅部经过精心准备，以重兵成功突入五原城，但守城日伪军拼死巷战，疯狂反击，一度几乎把攻入城中的傅军打出城去。傅部攻城前敌总指挥袁庆荣将军都负了伤，双方一时胶着。此时，发现五原被围，日军驻蒙军司令竹下义晴中将，迅速从包头等地抽调大批兵力，以战车开道火速来援。董其武率一〇一师死守乌加河（日军记为“五加河”），战斗从3月20日夜间董部奇袭河上的日军守桥哨所开始，一直打到22日五原日军全军覆没。敌增援部队始终无法突破河防，日军一直到26日才“爬”到五原，然风声鹤唳之下终不敢久留，为城内日军收尸之后随即撤退。绥西会战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观看日军的援兵，其数量和质量都堪称惊人。此战，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先后调集骑兵第十三、第十四联队，独立步兵第十三联队救援五原，并以航空第六十战队出击猛轰中国军队阵地。这两个骑兵联队，实际都是摩托化部队，分别在1939年10月和1940年1月完成了机械化改装，因此战斗力很强。事后才知道此战日军如此积极，不但因为五原为绥西重镇，还有一个原因是第八战区此战还围住了一百多名日本矿业专家，就是日本的“帝国蒙疆矿业调查团”。
这个考察团，专为调查绥远的矿业资源，以确定其未来对“圣战”的支持能力而来。日本资源贫乏，对绥西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极是窥伺。这批专家集中了日本帝国的科技精英，水平很是不错。他们搜集的矿藏资料，一部分被中国军队缴获，成为揭露日本侵略军经济掠夺的证据；另一部分则已经被运回日本，得到极大重视。70年代初，日本方面曾经要求高价购买白云鄂博铁矿的矿渣。事情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下达指示给中国科学院和矿冶研究院，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不幸的是，限于当时我国科技水平的限制，对日方这一举动的动机，科学界一时也无法解释。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拒绝了这笔“白捡的便宜”，反而指示成立专门机构，对包钢矿藏作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终于明白周恩来这一举动的意义了——白云鄂博是我国最大的稀土贵金属矿，而世界的稀土市场，今天，中国占了85%。
日军战车部队出动增援五原守军，但被董其武挡在乌加河，未能增援成功。
这里面，日方所为的背后，就有30年前那次考察资料的影子。对于这个考察团，有些台湾资料有所质疑。从日方材料如《第二次五原渡河作战》等看，确实将其团长称为“水川团长”，为了营救“水川团长”还曾经出动飞机强行着陆。当时由于日军已经被分割，只来得及救走了另一名日本右翼著名人物，“血盟团事件”的主谋之一森宪二（当时任“蒙古司政要员养成所”参事）。
由于董其武的横刀立马，力阻日军援军于乌加河，这批“学者”不是死于战斗，就是被抓了俘虏，给日本天皇省了回程票钱。
董其武在这次阻击战中的出奇之处，是他不要援兵。以淞沪战役的经验来看，当时中国一个精锐师可以勉强抵敌日军一个联队。此战中，他以一个师硬抗三个联队以上的日军，艰苦可想而知。围攻五原之中，傅作义不断询问他是否顶得住，是否需要援军，董其武始终不松口。
等到傅作义打下五原，才发现董其武自己都到了战壕里……
在国军系统中，大多数将领都是唯恐援军不够快，不够多，“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是典型的台词。董其武为何反其道而为之呢？多年以后董其武在自己的回忆中才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坚定全军对攻占五原的信心。“傅作义先生身边当时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这一点，我当时是一〇一师师长，我很清楚……”就在三个月前，傅作义曾经发动了一次和五原战役很相似的包头战役，以嫡系三十五军猛攻日本驻蒙军司令部包头。可惜，虽然占领了半个市区，但因阻击部队没有挡住日军的援军，功败垂成，留下了心理阴影。可以说，这次打五原，参战的将领们从傅作义以下都有一只眼睛盯着董其武呢。
这次再打不下来，对傅作义所部的影响将是灾难的。此战之前，日军在绥西的连续攻势已经将傅作义辛苦经营数年的绥西根据地逼到了绝路。失去了产粮根据地，傅作义已经把军官家属转移到兰州，如果不能夺回五原，能否继续坚持绥远的抗战；就是一个问号。
正是董其武的不松口，为傅作义吃了定心丸。人称傅作义手下第一大将，董其武的帅才名不虚传。
题外话，说董其武是傅作义军中帅才并非恭维。傅部讨论战略问题，能和傅作义平等而论的，大约只有董其武了。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中董其武的确是傅部一员上将，但作战之余，董其武在战略上与傅作义的看法却有些分歧。1946年11月，董其武接任绥远省主席，和傅作义谈心。傅作义提到蒋介石有意让自己入主北平，董其武对此的看法是“蒋先生让我们去北平，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傅对此有些不以为然，1947年秋，傅作义担任国民党军华北总司令，移驻北平，傅的同僚袍泽纷纷发贺电恭喜，唯一没有发贺电的就是董其武。耐人寻味的是，傅作义在华北打得热火朝天，却整整两年把这员头号大将放在绥远，可以说是对“家”的重视，似乎，也有点儿刘备东征不带赵云的感觉……但是，董其武对傅作义的忠诚却始终如一。北平和平协定的第二天，董其武就从绥远飞北平去见傅作义，一来表示支持，二来表示绥远听傅作义的命令，让傅深受感动。
不过，解放后有人问董其武1947年的想法是不是已经认为共产党会胜利。董其武却诚恳地说，我是认为把察绥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出水落石出……
回到乌加河之战，这种恶战死守，董其武在傅作义军中打过很多次了，而他不要援兵的壮举，在国民党军中的确罕见。
根据我的了解，在整个抗战期间，如此咬牙不要援军的例子，在国军中，只有三例。除了董其武守乌加河，还有两例，一个是大战雪花山的西北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另一个是淞沪抗战中的胡宗南。
说起董其武，正好可以连着一提赵寿山，董其武在国军中是中将，绥远起义后，在解放军中的军衔是上将。而赵寿山呢？是杨虎城的爱将，西北军仅次于孙蔚如的战将，抗战开始时担任十七师师长，出潼关抗日。《白鹿原》中的茹师长，原型就是赵寿山，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做到过集团军总司令。他大战雪花山是在1937年的娘子关之战。当时，娘子关所在的东线是黄绍竑指挥的，但这位桂军名将在这里却是光杆司令，没人买账。他手下最大的战斗单位第三军干脆关闭电台，不和他联系，所以整个东线局面一片被动。唯一肯听指挥、肯打的，就是赵寿山的十七师。这一战，赵寿山死守雪花山十昼夜，咬着牙根不谈援军——他知道自己要也没有。最后是黄绍竑自己觉得太对不起赵寿山了，到处催援军，可是谁都不肯上前。这时，杨虎城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电话串线，发现黄总告急，主动要求上前线，才帮助赵寿山撤下来。
此一战，十日间十七师打得不剩一个团，赵寿山须发皆白，从此成了白发将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赵寿山的官职在国民党军中就够高的了，转到解放军中更厉害，竟然是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这可是有实权的副司令，赵寿山在宝鸡战役后总结的时候，当头训西北野战军各级将领毫不留情。也就是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已经转了地方工作，否则一个大将是没跑的，要知道授衔的大将如陈赓当时都比他级别低呢。
还有一个死战的例子居然是胡宗南，那就有些不可思议了。人家都说此人只能做个大连长的，还有这种时候？不错，这实在是胡宗南军人生涯中难得的一幕。那是淞沪战役中，因为陈诚的调度有问题，国军阵地多在日军舰炮火力之内，伤亡惨重，动辄一小时损失上千人。各路部队纷纷整补替换；把总长何应钦忙得七荤八素，只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了。打了很久，忽然发现死守杨行阵地的胡宗南第一军竟然从来没有叫过援军。何应钦知道第一军有战斗力，但这种“令人放心”反而让人不放心了，于是打电话去问。胡宗南这才开口——“援军再不来我自己也要上去了……”
抗战中胡宗南只打了淞沪、柳林、潼关三战，还差点因为在柳林贻误战机被李宗仁毙了，说来有些丢人。但淞沪的死战，实在是胡宗南闪光的一瞬。
说董其武的传奇，恐怕再有这样长的篇幅也是不够的，印象很深的是在70年代政协作《文史资料总辑》的时候，谈起抗战中的何应钦，董其武依然恭敬地用了一个当时震惊四座的称呼“何应钦总长”。这个称呼让负责人很头疼，于是上报是否应修改，上面倒是很有气度，说董老怎样说，就怎样写。所以，如果现在您去查《文史资料总辑》68或者69期，还可以看到书中董其武的叙述依然是“何应钦总长。”
这倒不是说董其武对何应钦有什么特殊感情，事实上何应钦对董其武很是不公。这只是显示了中国的旧军人，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份坚持。
董武穆，人如其名。
三、捡来的便宜兄弟“董大班长”
1940年，傅作义发动五原战役，一举收复绥西直到五原、陕坝等地，是抗战期间北线国军少有的胜利。一时举国振奋，傅作义派此战功臣，已经升任暂四军军长的董其武到重庆报捷。
抗日功臣到首都，自然少不了觥筹交错，鲜花掌声。虽然打了胜仗，这一战傅作义部队的装备损失也不小，尤其是负责打援的董其武一〇一师最需要补充。所以董其武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请求总部对作战中的损失给予补充，更新装备。这件事，却是拖来拖去，始终没有结果。参谋总长何应钦开始很热情，表示一定全部给补齐，但随着时间推移，宣传逐渐降温，却渐渐面有难色，推三阻四起来。
最后，在董其武即将返回的时候，何应钦才把他叫去，温言道，此战你军辛苦，但国家如今也很困难，你的损失，只能给你部分地补充……什么是部分的补充呢？董其武去看过后才明白，是机枪27挺，步枪250支，还不够装备一个营的。
打了这样一场大战，难道补充的就是这一点点吗？
回到旅馆，董其武觉得虽然国家困难，真的难到这种地步吗？但是又无从打听，不禁十分纳闷。
恰好这时，忽然看到同住一个招待所的另一个国民党嫡系将领，十六军军长董钊。董其武心生一计，于是满面春风和董钊攀起交情来。
要说董钊这人，虽然是黄埔一期，打仗是不大行的，后来被彭德怀牵着鼻子满陕北转圈儿。人家讽刺他说“胡宗南如果算个大连长，董钊只能算个大班长了”。但是，这人也有优点，就是不以自己属于嫡系而傲慢，品质还是满实诚的——换句话说，不实诚能在1947年让彭德怀在陕北牵得跟牛似的武装大游行吗？
一看五原大战的英雄董其武折节下交，虽然同是军长，董钊大有受宠若惊之感，马上出钱请客，与董其武把酒言欢。两个人相见恨晚，说来说去，一笔写不出两个董字，居然祖上还有些亲戚。算起来董其武比董钊大三岁，董钊以兄称之，两个人更加亲近起来。
干吗这么和“董大班长”热乎呢？原来，董钊到重庆，也是来请求补充武器的。不过，他可不是作战损失，是单纯要求更新装备而已。喝着喝着董其武就把董钊十六军换装武器的凭单拿到手了。
人家董钊一个军的装备，可是全更新了（苏式装备），一点儿折扣都没打。
看来，困难也要看对谁说。
这就是嫡系啊。
看破了真情的董其武当天回了绥远，从此对蒋介石心存芥蒂。1946年底劝傅作义不要到北平去，心思未必不是这个时候种下的。
只是那个露了底细的董大班长，后来还多次给董其武大哥写信叙旧，很是亲近，到死，好像也没明白自己卖了何总长和蒋委员长……董其武呢？却不过情面，也就少不得年节给这个“兄弟”送点土产礼物什么的，关系一直不错。
看来，这位“董大班长”打仗是不灵，交朋友，还真有两下子呢。
血拼乌加河 ——一个抗日老兵的回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的祖父因为“历史问题”在北京西郊的老爷山农场果木队劳动。这算是服刑？法院没判你有罪，可你又没有行动的自由。这种糊涂账在特定时代比比皆是。
他所在的地方叫做龙泉寺，今天是北京市有名的矿泉水产地。老爷子晚年曾经自嘲，说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体力劳动和好空气，恐怕还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虽然有好空气，毕竟是管制劳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果木队的头儿姓赵，教大伙儿捞河草喂兔子，开始大家都不信服，兔子吃河草吗？姓赵的说：“打小日本儿的时候，没粮食，我们就这么干过。”
当时大家就偷偷传，说姓赵的是老八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给管制的。
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八路，而是国民党傅作义部三十五军的汽车营副营长，新保安被俘，释放后参加绥远起义，以后因为“特嫌”又被抓了起来。姓赵的在农场沉默寡言，批斗就认罪低头，因为“老实”才作了犯人头。
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过关，红卫兵到农场来揪斗他，拿劈柴、砖头打，一次下来，就打了个半死。第二天再来，打完了放在炕上趴着，顺嘴角嘀嗒血。
红卫兵走了，我爷爷给姓赵的喂水喝，姓赵的说我可能过不去这个坎了。我爷爷劝他挺着，找来找去，把自己的一瓶云南白药给了他，把那颗红丹给他吃了。云南白药的红丹真是神奇，他果然活了下来。
我爷爷1968年回了家。到了80年代，姓赵的忽然来家找我爷爷，说自己上访，平反了。爷们儿，多亏你那次救了我，不然哪有今天？我爷爷听说他平反了，很高兴，晚上就请他喝酒。
就在廊子底下摆个小桌，酒到半酣，姓赵的再三相谢，我爷爷过意不去，说那不是我救你，是云南白药。
姓赵的半晌无言，最后叹口气说，唉，是那云南白药啊。我本来自己也不想活了，捏着你那瓶白药我心里闷啊，越想越难受。姓赵的说，我想起来当兵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急救包里就是云南白药，是打完百灵庙曲家药厂捐给我们的，每个兵一瓶，救命的。我捏着那个药瓶我就想，小日本儿那么凶都没要了我的命，我能就这么死了吗？
你真打过日本鬼子啊？
当然了。说着姓赵的撩起衣服来给我爷爷看，左边胸腹之间，一块花花的皮肤，像个巴掌一样，劳动的时候大家就见过，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伤的。
你怎么伤的？
姓赵的也不把衣服掖上，反手解开了领口，伸手拿过酒瓶子来，闷头喝一大口，眼泪哗哗地流下来，用袖子擦，袖子一放下来，哗哗又流下来，再擦，就没了眼泪，再喝一大口，眼睛就发亮。反复几次，越喝，眼睛越亮，终于一仰脖统统灌了下去，闭闭眼，说：
“在绥远（内蒙）打的，那一仗我们打死他一个中将，死鬼子丢在野地里喂狼，春天过完了还没吃完……”
以下，就是姓赵的对那一仗的叙述，那时候，他是傅作义一〇一师的辎重连长。
那一次傅老总要打五原啊，打五原急火星孙岚峰是总指挥，袁家三兄弟里的袁庆荣是前敌总指挥，安春山安小个子打先锋。怕鬼子增援，让我们一〇一师打阻击。能不能打下五原来，关键看阻击。
鬼子打仗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守城，一个师一个团你就守这座城，守不住你就撤，换个地方再守。鬼子兵少，他一个地方放的人少，可是有公路连着，你一打，他就来了。一来就是好几千，有坦克有飞机，所以看着他人少，打起来可不少。
我们军长董武穆，他特别会守，傅老总就让他打阻击。
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打阻击他先不让我们挖工事，带了一个师急行军直奔乌加河。那边孙岚峰一动手，这边就把日本人架在乌加河上三座桥全给打掉了。已经开了春鬼子渡河增援不能从河面上过来，打掉了桥，我们就好守多了。
你说鬼子怎么就那么容易让我们把桥炸掉？因为傅老总的部队有传统的，一有行动所有军官都关禁闭，不让和外边通消息，所以汉奸没法向日本人报告。半夜我们就埋伏好了，电话线拖出去。后半夜傅老总一声令下，就打了。夜袭是三十五军的老把式，战防炮立起来打，机关枪一扫，守桥的鬼子根本来不及抵抗。工兵把准备好的炸药往桥上一放，轰一响，大桥崩起来一百多尺高，包头来的鬼子援军还没出城呢。
天一亮鬼子援军就来了。隔着河一看，天，坦克铁甲车一大溜，不先把桥炸了这个仗没法打！
就是这样也不好打啊。五原打得一锅粥，鬼子急啦，炮弹打的那叫密，打完了就划着筏子往河这边冲。我们打他的筏子，岸上的鬼子就用机枪压我们。一交手就伤了一个团长，死了一个营长。三十五军的干部都穿和士兵一样的军服，不然死的还得多。
我们辎重连跟师部走，一个山坡下面挖了几个洞子就是指挥部。炮弹吃了不少。军长的指挥部里面电话不断地响，傅总问能不能顶住，军长说没问题。
其实已经很有问题了，又伤了一个团长，就是后来守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军长郭大麻子。郭大麻子抗战是好样的，带了伤也不下来，把军服脱了一个膀子，抡着大刀督战，退后者杀。其实没有退的，都是绥远本地的兵，家都让日本人占了。绥远的兵在老家打仗凶，有名的。一个师一共三个团，一天就伤了两个团长。不是弟兄们不能打，人不熊，枪熊，你一枪过去打不到他，他就给你一炮。本来两边河堤一边高的，打完仗一看这边矮了三尺多。那一仗功是三十二师的，一〇一师打惨了。天亮了，这边河岸后边倒的一片土黄色，都是咱们的兵（傅作义的部队穿土黄色面军装）。傅总明白，给董军长请奖章。
那也没让他打过河来。
鬼子越打越多，第二天上午安北重炮联队也来了。炮弹炸的不分点，日本工兵在炮弹底下架浮桥。军长出来，说你盯着电话，我也上去了。他带着警卫连就上去了。
这个时候傅总的电话来了。我去接电话，傅总一听就问你们军长（应该是师长）呢？
我说军长上去了。傅总说王团长在不在，我说王团长伤了。郭团长呢？郭团长也伤了。
傅总没再问，把电话放了。
这时候军长派人下来，说如果傅总问他，就说他看弹药去了。
可是傅总再没有电话来。
后来我才知道五原打得很紧，日本兵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拼着打。袁庆荣师长，跟傅总守涿州的，也挂花了。傅总身边的部队已经全调上去，他三番五次电话打过来，就是看一〇一师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五原就不能打了。董军长心里明白，咬着牙也不说自己顶不住，蹲在战壕里顶着打。
军长都顶着打，当兵的还有什么说的，不就是一个死吗。
先是工兵连上去了，到下午我们辎重连也上去了。日本人的三座浮桥让军长指挥战防炮打掉了两座，有一座还是修过来，正顶在右边三〇三团。三〇三团的阵地不好，是个拐弯，两面挨打，日本人把照明弹往河岸上打，沙子地上都是火，人根本呆不住。第一天团长伤了，军长让宋团副代理团长，又负伤了，让武营长代理。师部的辎重兵、勤务兵都上去了，顶这个口子。这一仗，一〇一师三个团伤了四个团长，就是多了一个宋团副。
那也不行，天黑的时候日本人就冲上来了，旁边的阵地让鬼子拿炮挡上，没法过来增援。就在这时候，后面忽然来了大队的骑兵，我想这回完喽，让小鬼子抄后路了。
没想到鬼子也冲骑兵打炮，这才明白是傅总派援军来了！
阵地上一片欢呼。
来的骑兵也真厉害，炮弹里面冲过来，把马卧倒了就顶着打。好多马没等跑到就给炸倒了，后面的接着上。这一阵子好打啊，把浮桥都给打着了，后面的上不来，总算是把鬼子气势压下去。
压下去也不服啊，活着的鬼子趴在河堤下面，往上扔手榴弹，我们就往下扔。我身边也趴了一个骑兵，我扔一个，他也跟着扔一个，可勇敢。断断续续打了一夜。等天亮时候军长召集敢死队上了刺刀干河堤下面的鬼子。他站起来，我一看一一唉，原来是个蒙古大脚娘儿们啊！
早听说傅总身边有个蒙古骑兵旅，是三个反正的蒙古女王爷带来的，里面有不少女兵，傅总把她们都派上来了，那是真没人了。
咱不能还不如个娘儿们吧，我也端上刺刀就上去了……
赵老人指指胸肋的伤疤——就是这个，鬼子手榴弹崩的，差一点儿啊。杀红眼了，当时都不觉得疼。鬼子最后也有要缴枪的，让跟着过河的伪军给打死了，伪军怕我们杀他。
就那一天，五原打下来了，打死了一千多鬼子，三千多伪蒙军，鬼子俘虏抓了好几十。
姓赵的老者说完了两眼晶晶亮。
老人所说的董军长，就是傅作义部的名将董其武。当时他担任一〇一师师长，此战后才担任暂四军军长。
打死的日本中将，即日本绥西警备队司令官水川一夫。台湾有资料说水川没有死在绥远，但资料不够权威，因为水川在日本是比较多的姓氏。《绥远抗战》的李潇潇导演在日本查到这位死在绥远的水川的有关资料，发现他本来不是军人，而是日本权威矿业专家，当时率领满蒙矿业调查团到绥西考察。在势力范围上，日本将绥远政务划给了伪蒙德王，为了获得他的支持，特别给水川一行临时授予了军衔。还有一个被打死的专家有少将军衔，一个是大佐，也是同理，都是为了便于他们的活动。所以水川死后日本陆军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中将。从我调查到的情况看，水川一夫是昭和13年（1938年）日本贵族院的成员，绥远抗战中说他是日本皇族，应该没有错误。
老人大名赵全聚，山西宁武人，平反后得到“按革命退伍军人处理”的待遇，住在北京市女儿家，1992年病逝，葬于北京温泉公墓。他的命运最终迎来了转折，总算让人欣慰。
老人说的鬼子尸体丢在野地里喂狼，应该是指五原的日军和伪军。战斗到最后阶段，日军和伪蒙军，王英伪军纷纷突围逃走，或被傅军击毙，或因道路都被傅军控制，无粮无衣冻饿而毙。1958年大炼钢铁上山找矿，还有当地村民在砂石山洞中发现多具日军尸骸。尸体已经成为白骨，而兵器的零件依然可以动转自如，令人不可思议。
傅部之虎 ——“急火星”孙岚峰
历史上的孙岚峰，在傅作义所部，素以“勇冠三军”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岚峰，董其武”。这两员大将在傅部从长城抗战到最后和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傅部老人讲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岚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岚峰，急火星”，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
傅作义对这两员爱将的使用也很有心得，常常在作战中以董担任正面防御而孙担任强攻反击，长城抗战中如此，绥远抗战中如此，太原守城战中亦如此，往往可收奇效。
有趣的是，对比国民党两大军事集团——傅作义集团和杜聿明集团，高级将领中居然很能找到对应的人物。比如傅有极信任的共产党人乌兰夫，杜有敬重有加的乡党杜斌丞，傅有个善战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杜也有个只能算半个部下的邱清泉，傅有董其武吃苦耐劳善于正面防御，杜有郑洞国忠厚正直能防守，傅有孙岚峰善于斩关夺隘，杜有戴安澜极富攻击精神。
这样的结果，却有些对董其武不公平。因为防御战是“苦活”，虽然艰苦却难见功勋，而攻击往往令舆论振奋，目为英雄。不过，国军中又有几个能攻、敢攻的将军呢？1936年，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派人到绥远拍摄百灵庙抗战的纪录片，就专门采访了突袭红格尔图和百灵庙的英雄孙岚峰旅长。纪录片放映以后，这位瘸着一条腿的少将旅长，就成了民众的偶像。孙成了傅部第一个上了电影的将军。
关于孙岚峰的善战，可以再找到不少资料，比如他在奉命坚守红格尔图的时候“炮打羊群”——孙岚峰不是善于进攻吗？让他防守他也不好好在阵地里呆着，零下20度带侦察兵出去瞧日伪军的动静。结果果然让他看到了新鲜的——阵地前两公里居然来了一群羊。孙脑子一转，不对，零下20度出来放羊？羊又不是二百五，肯出来吗？肯定是日伪军反穿羊皮大衣爬来偷袭！孙立刻返回阵地，下令炮兵对羊群瞄好了狠打。同时，还命令一队精兵也反穿皮袄爬过去就地反击。
他琢磨对方指挥官看见同样的一群羊可能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是立刻明白这是孙瘸子侮辱他，早看明白了他的计谋；第二个是可能要愣一愣，琢磨会不会是自己的部队跑错了方向。事实上被孙瘸子琢磨的这位对方指挥官就是伪蒙军名将、副司令官雷中田。雷被一阵炮火打懵了头，看到迎面也爬来一群羊，就在孙瘸子的选择题第二项上画了钩。这一钩把他自己送上了鬼门关。双方碰面的时候，老行伍的雷司令犹豫了一下，开火的命令晚了一分钟，被三十五军先打响了。偷袭的三十五军弟兄都是神枪手，一个齐射就……红格尔图保卫战报告中最大的战果，就是击毙伪蒙军副司令雷中田。
关于孙岚峰，还可以说点儿不太有人知道的轶事。
在傅作义面前，孙岚峰是个炮筒子，而他的当面放炮，往往因为其军事才能大有价值。太原守城战中，孙就和傅有过一次当面对垒，差点儿把傅老总当汉奸抓了。
1937年，日军攻陷娘子关，进逼太原，第二战区兵力捉襟见肘。11月4日夜，撤回省城的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孤军坚守危城。
让傅作义守太原，说起来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傅在战前本来是绥远省主席，部队都来自绥远，在山西属于客军，对太原的城防根本不熟悉，如果换本地部队防御应该更好些。但要说阎老西有意陷傅作义于死地清除异己也不尽然。傅作义有善于守城的名声固然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原因还不在于此。更重要的原因是，10月27日东线日军迂回进攻，娘子关失守时，晋绥军和中央军主力都在北方的忻口前线和日军对峙，11月2日，阎锡山下令从忻口撤退，前线部队在作战中相当英勇，但撤退却因为军心动摇混乱不堪，第二天大白天依然在行军，遭到日军空袭，大部溃散，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几乎是赤手空拳回的太原。
想想辽沈战役，卫也是把部队丢下狼狈撤退，几乎连副官都来不及上飞机，看来这位五虎上将不善于组织退却是有传统的。
这里面只有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因为训练有素干部团结，基本完整地撤了下来，还带回了其他部队丢弃的兰式高射炮数门。除了傅这支部队，也没人可以守城了。
大概傅也明白阎的苦衷，所以后来并不太记恨，他守卫太原的主力就是孙岚峰的二一一旅和董其武的二一八旅，加上其他部队勉强有一万兵力。实际上，傅只有一天的时间进行城防部署，因为5日日军的骑兵侦察部队就已经开始对太原进行试探性攻击了。
好在三十五军素质不错，依然军心不乱，能够组织防御。傅匆忙间连续下达命令，以孙岚峰、董其武分守东北两面城墙，配属的杨维垣旅只有两千余新兵，防守南城。太原守城炮兵火炮总计约百门，傅将炮兵阵地部署在树木森森的中央公园和其他几处园林，以期隐蔽。此外，城外的太原兵工厂破坏需要时间，傅下令李思温（也是傅部名将，1948年已经升任师长，在张家口战役中被俘）团坚守太原兵工厂。
6日晨，北路日军坂垣师团开始对太原的总攻。战斗一开始，坂垣就下令日军重炮猛轰中央公园！
原来，坂垣凭着多年的军事经验，和傅对于炮兵阵地的部署得出了几乎相同的见解。而且，傅部炮兵进入阵地的消息，已经通过城里的汉奸报告了出来。
日军炮火的凶猛，是当时中国军队无法正面对抗的。这一阵猛烈炮击，按日军估计中国炮兵就算不被全歼，至少也失去了战斗力。
可是日军随后跃出阵地的步兵，却遭到了中国军队炮火的密集杀伤，炮弹直接砸入日军冲击队形，使日本兵伤亡惨重。
坂垣大惊，急令停止攻击。从炸点判断，中国军队的火炮几乎是毫发无伤！
日军第一次攻城，以失败告终。
这是怎么回事？谜底就是孙岚峰。
原来，5日晚，傅作义一天忙碌完毕，刚刚喘口气，从阵地上下来的孙岚峰就破门而入，一进门就嚷着要傅作义抓汉奸。
谁是汉奸？
我看见炮兵进了中央公园，谁把咱的炮兵阵地放到中央公园的谁就是汉奸！
傅作义火了，告诉孙岚峰是我下令的，怎么样？
这下子，急火星马上就蔫了，他谁都敢顶，就是特服傅作义。一听是傅老总下令的，还有什么好说？这肯定是傅总另有用意呗。
傅作义火过了忽然明白过来，这孙岚峰不是糊涂人，他认为这样部署炮兵阵地有问题，那就肯定有问题，赶紧让他说明白。
孙就说了——正常情况下把炮兵部署到树林里是再正确不过的了，但太原守城恐怕这就不对了。太原城里就这么几片树林，稍微动动脑子就会明白只能把炮部署在那儿，日本人不是傻子……
傅作义立刻明白过来——他哪里是另有用意，是忙晕了啊。赶紧下令炮兵变更阵地，命令传到下面，已经是后半夜了，大炮连夜拉到了几个中学的操场上，这地方暴露无遗，但日本人想不到傅作义会“蠢”到把炮放在这里。而汉奸暗探一觉醒来大炮忽然没了影，再想向皇军报告可就来不及了。
于是，挨了痛打的日军只好咒骂傅作义狡猾狡猾的。
有些草莽气的孙岚峰，是正宗的黄埔军校生，字畹九，我曾经奇怪凶悍的孙瘸子怎么会有如此婉约的一个字，后来读到《楚辞》，“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才恍然大悟。这字，取得很不错了。
虎到绝路 ——吕公良将军之死
吕公良将军，是在许昌战役中殉国的中国最高将领。然而，他的牺牲经过，却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按照日本的一些资料，如防卫厅公刊战史《河南作战》里面记载日军十二军司令官内山应太郎的说法，虽然证实了吕公良将军在此战中战死，但是没有找到他的遗骸。内山认为对吕将军这样血战不屈的英雄应该予以安葬，对这样的结果心中感到惭愧（日语用词为“耻”）。
中国方面对于吕将军的牺牲记载则不够统一，显示了史料保存和使用上的缺陷。由于抗战后局势的变幻，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抗日史料根本没有给与相当的重视，很多抗战殉国的将领，其记载都语焉不详，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有记载吕将军派人将在许昌督战的刘昌义军长（就是《战上海》中国民党副司令刘义的原型）送走，自己死守巷战阵亡。
新编二十九师中在此战幸存下来的张访朋先生，在回忆中只提到吕将军5月1日凌晨下令焚毁军旗突围，此后将军牺牲经过则不得而知。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纪录，讲吕将军率部突围，在苏沟附近被日军包围。将军驰马冲突，左右督战，被日军发现炮击，将军中炮牺牲。
近日，在日本翻阅原始史料，在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少尉军官冈野笃夫所著《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旺史社，2000年2月第一次印刷）和日军“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战史（防卫厅公开战史），日本史学家伊藤正德所著《帝国陆军之最后》一书中，都发现了有关吕公良将军殉国的详细过程。读过之后，笔者忍不住拍案而起，搜集了若干背景材料来综合写成此文，以此祭奠吕将军的英灵。
许昌会战，是1944年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1号作战（中国称为豫湘桂战役）的一部分。
豫湘桂战役，由于对日军情报工作的不足，部分精锐无法撤回国内作战，以及国民党军上层普遍存在的“等胜利”思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特别是河南的汤恩伯部，在和日军作战中表现相当不佳。然而，疾风知劲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许昌守城之战，就是河南战役中一抹悲壮的亮色。在这次激战中，中国陆军新编第二十九师以全师覆没的代价，死守许昌，顽强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激战从4月28日开始，直打到5月1日，许昌失守，战斗中师长吕公良中将等多名将领壮烈殉国。
实际上，许昌战役开始前，其命运应该就已经注定。
守许昌城的部队，只有吕公良所部新编二十九师所属三个步兵团（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三个团）和一个补充团。实际上，八十六团在许昌战斗前于4月18日奉命在郑州投入黄河河防之战，被日军三十七师团击溃，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因此，吕师长部下其实只有八十五、八十七两团还算完整。补充团由于是壮丁组成，尚未训练完毕，基本没有战斗力。而即便算上补充团，新编二十九师守城部队也不过三千余人，只相当于一个旅的兵力。
攻打许昌的日军部队有多少呢？按照《河南会战》的纪录，参战部队为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包括第三十七师团、第六十二师团、第七混成旅团，辅以坦克第三师团一部、第二十七师团一部，合计八万余人。日军出动这样多的部队攻击许昌，原因是日军认为许昌是三国时代以来著名的“军都”，中国军队会重兵驻守。
那么，中国军队呢？
我的看法当时的指挥官汤恩伯并没有死守许昌的决心。整个河南战役汤恩伯第一和蒋鼎文积极内斗，互不支援，第二保存实力不愿硬拼，真正许昌危急的时候，没有得到一兵一卒的支援。有的说法是汤在许昌附近没有部队可用。其实仔细看看当时的作战形势图，就会发现二十九军、八十七军都在许昌旁边，只是汤恩伯舍不得投入进去。
真正要求死守许昌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在战术问题上经常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杜聿明解决龙云的时候，蒋按照历史经验，要求他必须占领碧鸡、金马两个要点。杜看了只有苦笑，这两个点一个就在杜的营中，一个离龙云所在的昆明几十里，清除龙云的战斗根本涉及不到那里。所以，死守许昌的要求，老蒋提的也许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的看法是，汤恩伯命令新编二十九师死守许昌的时候，也明知这里守不住，只不过是用新编二十九师几千战士的生命，去敷衍蒋介石的命令罢了，而根本没有认真准备对许昌的后援。
8万对3000，装备上更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新编二十九师打得堪称英勇顽强。日军三十七师团师团副官福岛六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日军开始对许昌发动攻势，开始进攻的目标是北门，但遭遇到非常顽强的抵抗。福岛前往前线，一路只见两侧到处是被日军重炮摧毁的中国军队工事，战死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有的半沉在路沟的水中，显然是负伤后无力爬上来而死在沟中的。路面上，日军部队拥挤不堪，汽车、马车挤成一团，原来是前方发现中国军队在路面布雷。混乱中，有骡马跑下路面，踏响地雷。这时，远处的中国军队炮兵开始对日军开炮。虽然炮的数量显然很少，但是打得很准，福岛眼看着他前方20米处一辆辎重车被击中。拉车的骡马被炸成两段，押送的士兵则仰天摔到了道路对面，当即阵亡。日军纷纷撤下公路。
此后，日军意识到中国军队在许昌北面布防严密。于是利用人数优势，迂回攻击东、南、西各门。30日，攻城开始。许昌守军兵力太少，不敷分配，激烈的战斗持续到5月1日凌晨，南、西门都被突破。巷战中新编二十九师官兵大半伤亡，吕公良师长被迫下令弃城突围。
应该说，许昌守军的顽强表现，和吕公良将军的镇定指挥和坚定信念有很大关系。张访朋先生曾展示了一封吕公良师长4月20日写给妻子的亲笔信，字极漂亮。信上说：“你这次到许昌短短的两天，走后真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战事稳定下去，敌人打走后，再接你到前方来，痛快地住几天，” “今天敌人围攻郑州，恐怕敌人攻了郑州之后，一定要南下新郑、许昌的。但是我已充分准备，打仗是军人的本分，希望他来一拼。恐怕此信到手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由于新编二十九师的残部突围迅猛坚决，日军的包围圈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吕师长率部突出许昌。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有一支凶猛的敌人，在前方等待着他。
这支凶猛的敌人，就是日本陆军第二十七师团的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
第二十七师团，当时属于日军第十二军指挥。但是，它和十二军其他部队不同，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关东军！它原来驻扎在辽宁锦西，因日军进行一号作战兵力不足，3月将其调入关内，4月2日编入第十二军，许昌战役后又脱离十二军编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第十二军军长的内山应太郎没有收到第二十七师团关于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报告。
由于第二十七师团不是自己熟悉的部队，内山担心它担任攻城任务容易和其他部队产生配合问题。所以，只保留了一部分第二十七师团部队作为攻城预备队，而命令冈野（时代理中队长）所属的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直驱许昌东北方，强占许庄一郭庄之间，掘壕固守，一方面阻断中国军队援军，一方面断许昌守军退路。28日许昌会战打响，驻屯军步兵第三联队立即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直插许庄，30日占领计划中的许庄一郭庄一线，埋伏下来。
事实上，吕公良将军指挥的突围部队，正是选择向许昌东北方向突围。这是因为日军对许昌的攻击是迂回进攻，东、南、西三面都有重兵，只有北面还有突围的可能。张访朋先生当时担任连长，他的部队就是从北面突围成功的。
突围而出的中国军队由于激烈的战斗而队形大乱，正撞在日军的伏击圈中，混战随即开始。由于猝不及防，中国军队损失很大，纷纷被分割包围吃掉。
第三联队联队部的直属部队也发现一队中国军官兵向自己的阵地撤退而来。联队长小野修大佐当即下令直辖部队投入攻击，冈野的部队，也在直辖部队之中。黑夜中，中国军队无望而顽强地抵抗着。
日军发动冲锋，冈野和一个小队的士兵一直冲到了中国军队的纵深。
这时，联队本部的牧野勇一军曹率先发现前方不远的灌木丛中，有中国兵在活动。仔细看来，发现是三个骑在马上的军官和几个步兵，好像正在商谈什么事情。
这几个人，正是吕公良师长和他残存的几个幕僚。
因为感觉到这几个中国人似乎是高级指挥官，冈野不想打草惊蛇，对手下一个叫做淳边定六郎的下士轻声道：“噢咿，把捷克机枪拿来，打！”
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捷克式轻机枪
捷克机枪，就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捷克造轻机枪ZB26式。因为这种枪性能远远胜过日军11年式轻机枪（即俗称的歪把子机枪），日军缴获这种枪后，常留下使用。冈野说的捷克机枪，就是较早作战中缴获中国军队的，而淳边是队里最优秀的机枪射手。
淳边从士兵手里接过捷克式机枪，对着这群中国官兵就是一个扫射。
由于距离太近，中国官兵几乎都被撂倒。几个未死步兵用步枪抵抗，都被日军击杀。三匹马倒下了两匹，另一匹上的一个军官试图拨马撤退，淳边对准他猛烈开火，那个军官终于从马上落了下来。那匹马后来发现脖子处负了伤，被日军缴获。
这时，那几个中国士兵的抵抗已经中止。淳边带头，几个鬼子冲向那个落马的军官，用中国话高喊：“投降，投降！”
那个负伤的军官忽然坐起身来，喊道：“不投降！”用手枪连开两枪，都打中冲在最前面的淳边，胸部一发，腹部一发，淳边立即毙命（后冈野负责火化淳边，说明他死于“胸腹贯通伤”。这次战斗冈野手下阵亡一人，就是淳边，还有数人负伤）。与此同时，后面的日军开枪，正中这个军官的头部，这个军官当即倒地。
过了半晌，日军才敢凑上来看，这一小队中国兵全部阵亡，无一幸存。在那个倒地的军官身边，发现了吕公良将军的印章、公文等，经过核对，认为这个身中四发轻机枪弹又被步枪击中致命的军官，正是新编第二十九师中将师长吕公良。
以中将师长之身，打到最后一人，重伤之余，还能翻身而起，击毙杀害自己的凶手，高呼“不投降”而以身殉国，吕将军，虎魂也！
虎到绝路。
得知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消息，日军联队长小野修并没有感到很高兴，因为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对于当时日本的战况是比较了解的。估计是想到今后自己的命运而有同情之感，小野修下令，在许昌南门外小村附近，为吕公良将军安葬，并让联队的联络官深谷高三郎大尉题写了墓碑。碑文曰：“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
”这座墓碑建立后不久，新编二十九师残存被俘的中国官兵从它旁边路过。其中一个团长看清了以后，冲上来抱住墓碑号啕大哭。这个团长，我估计是八十六团团长姚俊义，因为新编第二十九师所属团长级别的军官，八十五团团长杨尚武、八十七团团长李培芹、补充团团长刘耀军都在战斗中阵亡。团级指挥官只有他一个人下落不明。随着他的哭，其他被俘官兵也大放悲声，日军亦无法禁止。
这应该就是吕将军殉国的全部过程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可以在《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中看到。由于相关资料在国外，这一过程也许一直无人知道，60年后写出来，希望能够告慰吕将军的英灵。
本文写作完毕后，经有关单位联系，发现有这样的史实——战斗结束后，在文中吕将军阵亡地点，有村民证明发现吕将军当时受伤倒伏草中，曾用鸡皮和土烟为吕将军敷伤止痛，之后不治身亡，村民将其土葬于野地。之后，吕夫人携子及卫士探访殉难地点，以厚棺取出重新安葬。汤恩伯、王仲廉曾在火车站迎接，抚棺大哭。吕将军之子吕志素先生是医学教授，说父亲可能是枪伤导致腹膜炎，所以可以拖十多个钟头。
由于记载的矛盾，我通过朋友联系了吕公良将军在深圳的亲属，很快得到了吕志素先生的答复，其内容如下：
资料转交吕先生后，他和新编二十九师仍健在的一位参谋进行了研究，他们觉得这份资料可信度极高。
这份资料可能解决一个历史谜团。他们认为，在日军再次击倒吕将军后，到村民救治过程中，存在一段时间。这其间将军并没有死，而是处于昏迷状态，倒在尸丛中，难以辨认。由于到处都有战斗，这股日军也没有仔细清点战场，就参加其它战斗。而这其间，村民将吕将军带到村中救治。等日军高层得知吕将军死讯，重派人到战斗地点搜寻，已找不到吕将军尸体，于是就在吕将军中弹倒地地方建了墓，立了一块墓碑（或者其中有其它中国军人尸体？），所以导致其它被俘中国军人路过痛哭。而实际上，吕将军因为伤重，在村民救治无效情况下，死在不远的农村里，并被村民埋葬在土坟里。在日军刻碑的同时，村民也用砖头在实际安葬地给吕将军刻了一个墓碑。
这个说法解决了日军纪录中一个矛盾，既有下级军官说“建了墓，立了碑”，而日酋内山又说：“未能好好安葬，深感内疚。”
有关日军北面受地雷攻击受挫一事，他们认为可能指的是23日、24日和尚桥附近的前哨战斗，而不是30日凌晨的北门攻击战。30日攻击战是北、西、南门统一协调攻击战。27、28日日军正从两翼疾进，包围许昌。
吕先生希望将这份资料递交许昌文史协会，看是否能填补一段历史空白。
附：吕公良将军小传
吕公良，出生于工商业家庭，幼年在本地就学。
1920年考取衢州省立第八师范学校，1923年该校并入衢州省立第八中学，他继续求学于八中。
1925年毕业，他性格开朗，酷爱古典文学，善作诗文。
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
1928年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开始戎马生涯。
吕将军历经战役：
1937年的晋中太谷战役；
1938年的鲁南大会战、台儿庄战役；
1939年的鄂北会战；
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等重大战斗。
吕将军功勋履历：
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八十九师参谋长、第八十五军参谋长、第十三军参谋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高参、华中抗日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安徽界首警备司令、河南因江警备司令、第十五军新编二十九师师长等职，中将军衔。
1944年，日寇集结51万兵力，发起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线，直指华南，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以期迫降。
3月，他奉命率二十九师镇守许昌。
月底，日寇七万余人向许昌扑来。
4月2日，日军突然袭击中牟，驻防的二十七师奋起抵抗后失守。他当即率师与刘昌义军长驰赴中牟，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夺回中牟。
4月17日，日军再度进犯中牟，汤恩伯所属各军，按兵不援。军长刘昌义无奈，下令撤退，中牟得而复失。
日军占领这个前哨据点，后续部队纷纷渡过黄河，进而左右出击，一面围攻郑州、洛阳，一面强攻郭庄，直逼许昌。
4月24日，汤恩伯命令：死守许昌，牵制日寇，配合突围友军实施作战计划。当天，他召集誓师大会，作了兵力部署。其时，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临郑州督战，敌三十七师团、六十二师团、骑兵四旅团、坦克三师团分三路南下包围许昌，混成旅团穿插于西南。许昌城处在重重围困、孤立无援之境地。
4月28日夜，敌军发起攻击，以坦克为先导，上空有十来架飞机向我阵地轮番轰炸，他亲临第一线指挥，进行殊死抵抗。到29日，城南防线被突破，30日，全师三千多名将士陆续牺牲。为避免更惨重的伤亡，吕将军决定撤离许昌城。
5月1日凌晨，开始突围，他率部且战且走，抵达城郊的于庄、苏沟村之间，突然遭到敌伏兵阻击。他身骑高马，奔前顾后指挥，目标显眼，敌集中向他射击，他身中数弹而为国捐躯。
1986年，经浙江人民政府批准，授予吕公良将军革命烈士称号。
海水火焰 ——黑白汤恩伯
汤恩伯，这个名字看过《战上海》的朋友多半都很熟悉——汤司令啊。然而，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历史上的汤恩伯，特别是抗战中的汤恩伯，其形象到底如何，不免众说纷纭。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位汤司令吧。
先说用兵，有人认为汤在国民党军中是非常优秀的将领，窃以为这个评价有些过誉。
这并不是说汤全无军事才能，他受过相当完备的军事教育，而且在作战中颇有章法，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可是如果认为他在国民党军中属于超一流的战将也很勉强，评价一下，中上而已，逊于李宗仁、薛岳、白崇禧，又高于余汉谋、徐源泉、黄琪翔，大约上限可及卫立煌，下限接近刘峙的水平。他的作战水准平平，若说特点就是有一点“慈不掌兵”的狠辣。这在军中并非是缺点，平时的爱兵如子无疑非常重要，一旦上阵如果缺乏“慈不掌兵”的威严，也难以取得作战的胜利。
汤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作为高级将领缺乏现代化战略思维，打防守永远是线性布防，缺乏纵深，对现代化战争不能很好的适应。南口是这样，河南是这样，厦门还是这样。其次是手里部队一多就乱套，不能有效地让处境不同的部队各司其职。指挥呆板，没有弹性，攻的时候一窝蜂，撤的时候没掩护——如果他指挥一个团这样全攻全守很好，可要是让他指挥一个兵团或者几个兵团也这么干，那一旦败起来就是不可收拾。胡宗南被称为大连长，约略和汤相似。和汤军团在河南的溃败比较起来，像廖耀湘在平满纳也是撤退，作出一个滚筒式的八卦阵来，虚虚实实，打得日军叫苦连天，那就精彩得多。
汤能够脱颖而出，应该说并不全在其军事才干，他的浙江人身份使他较早进入蒋介石的亲信圈子。他又善于写手本，得到蒋介石的欣赏，认为他是军政全才，以后把四省边区都交给汤未尝不是考虑到他这个才能。实际上汤的手本基本是心血来潮，纸上谈兵，他的政务能力还不及军事，在河南弄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地步。这一点上，同样军事才能平平的陈诚就比他好得多，在恩施建立六战区，残破的鄂西被他经营得铜墙铁壁。东北吃了败仗到台湾，他搞土改的水平不亚于共产党。台湾人叫他陈诚伯伯，这和“水旱蝗汤”能比吗？汤还有一条特色是永远军容整齐，一脸剽悍。蒋介石偏爱外形出色的将领，所以对他自然青眼有加，反过来，陈明仁那样不修边幅的，再能打老蒋也看不上——说起来老蒋又不是拍电影的，长得好坏有关系吗？说笑话，梁兴初梁大牙在共产党打出万岁军来，要到老蒋那边干，恐怕得先整容把牙拔喽。
那么，汤恩伯在抗战中的表现如何呢？
汤恩伯的表现是一个典型的“人会变”的例子。
一般看法汤恩伯的抗战生涯是先扬后抑，前期打得英勇，后期一败涂地。其实真正的情况还要复杂。
汤恩伯最初参加抗日的时候，是不太让人瞧得起的。汤参加的第一次抗日作战是绥远抗战，那还是在七七事变以前，傅作义奇袭百灵庙，开我国摩托化作战之先河，震动全国。汤即派十三军一个主力团开赴百灵庙参战。
汤恩伯本身的积极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因为部队到得晚，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到达后反而受到大获全胜的晋绥军将领讥笑。汤恩伯当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部队是精兵，且确实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团出发时每人发料子马裤一条。绥远前线晋绥军作风传统俭朴，突然来了这样一支形状怪异的军队，遂将其戏称为“牛裤团”。
虽然“牛裤团”有点儿搞笑，但可以看出汤恩伯当时还是抗日心切的。
接着就是南口会战，这一仗汤打得的确是硬仗。当时南口方面的布防全被汉奸出卖给日军，汤部几乎没有军事秘密可言。在这种凶险的情况下，汤恩伯发挥了“汤屠夫”的优点，恶守南口，日军进展困难，主力被他挡在了关外。其时，北方抗日局势很好，大有分割日军的可能，傅作义部骑兵甚至已经东进，克复商都（全面抗战后收复的第一个县城）。这时，汤恩伯在南口的死守是很关键的。可惜的是，守卫察哈尔的刘汝明大意失荆州，没有认真布防，被日军突袭攻占张家口，突入关内，汤恩伯几乎失去退路，才从南口撤出。
抗战胜利后，有人写《抗日战争演义》，里面就有一章叫做“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误失张垣”。刘汝明不干了，要杀了那个写书的，那作者也真机灵，马上改了个名，叫“汤恩伯大战南口，刘汝明痛失张垣”，才算没事。
汤恩伯在抗战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台儿庄会战。孙连仲正面死守之下，汤部二十军团从矶谷师团背后杀出。关麟征、陈大庆一班精锐，如狼似虎切断日军退路，只杀得日军掉头一直跑到绎县。被切断的日军据村顽抗，被汤部放火大烧东洋烤老鼠，痛快淋漓。（也有说汤并未放火，而是日军弹尽援绝之下效仿战国苏我氏焚宅集体自杀）第一次徐州会战中国大胜，武汉的民众纷纷欢呼李宗仁司令长官要把鬼子赶下海了，全国士气大振。
著名记者罗伯特·卡帕当时恰好在徐州前线，通过他的作品，“台儿庄”的威名天下传扬，照片上日军遗弃的累累坦克更记录了中国人英勇的战绩。
在台儿庄，汤恩伯也开始第一次受到了舆论的质疑，认为他存在见死不救，任滕县守军王铭章部殉难，以及对日军背后出击不够积极的问题。
也曾有军事历史学者谈到他曾经“用尺子一寸一寸的量过”当时的军用地图，观察汤部的行踪，结论是汤恩伯当时并无消极举动，而是尽了全力。
我个人的看法，这个阶段汤军的情况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就是汤恩伯出击矶谷师团背后，解台儿庄之围是否故意拖延。
这里面汤恩伯受到责难的原因是矶谷在汤恩伯的正面一度只放一个大队，而李宗仁屡次催促，汤恩伯始终未按照李宗仁的要求尽快出击。
个人认为，汤恩伯即便拖延，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首先看看日军放一个大队阻挡十万汤军的做法。有人认为汤恩伯畏敌如虎，不敢进击，这或许是对日军作战特点不了解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日军以一个大队为战役中典型的完整作战单位，放一个大队在汤的正面，并不是期望它能挡住汤军，但足以拖住汤军，要迅速吃掉日军一个完整的大队并不容易。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日军掩护全军退却，也只用矢野桂二一个大队，结果成功撤退。汤军就算战斗力强，还没有瓜岛上范德格里夫特的兵力、火力、机动能力。日军用一个大队牵制汤军，这个自信并不过分。一旦在日军还没有全力投入正面作战时汤军和日军这一个大队咬上，日军依靠其机动能力是很容易在平原上调动足够兵力和汤军交手的。
汤军出击的时机，可谓拿捏得相当好。晚一点，、台儿庄失守，汤就变成了锦州战役中的廖耀湘，早一点，日军还有余力掉头，只能打成顶牛，却不能战胜。汤军团出击，正是在日军一拳打出，手臂完全伸直的瞬间投入战斗，所谓致命一击，对台儿庄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我的观点只代表个人，但胜利者是不受责难的，对汤按照自己的节奏投入台儿庄增援作战，我想不应该太过苛责。
第二个问题就是救援滕县。
汤恩伯有没有力量救援滕县？我的看法他是有的。他离滕县并不远，守军甚至一度可以听到汤军的枪声，但他却越打越远，被戏称为“游动哨”。参看张自忠之救庞炳勋，汤恩伯显然是未尽全力。
这里面就要涉及到汤恩伯如果全力救援结果如何。
鉴于日军锐气正盛，汤部和矶谷师团正面交手未必能够取胜，但救援王铭章脱险应该可以办到。只是这样一来，第一，汤部要打一场硬仗，损失不会小；第二，汤部可能被粘在滕县，从机动兵团变成守御兵团。
从军事地图上看，汤恩伯的选择也有有利于整个战局的道理。三战区李宗仁所部可算大杂烩，兵力虽然不少，能作为机动主力的部队并不多。孙桐萱的鲁军在韩复榘死后奉命反击鲁南，大汶口战役显示攻坚能力不足，且韩刚死，这支部队的忠诚度还是个问题；邓锡侯、孙震的川军虽然勇敢，但装备太差；孙连仲善于防御，是北线支柱不可轻动；张自忠善于进击，但是在南线对付坂垣；樊菘莆善战但和李长官不和；滇军还在路上；沈鸿烈、刘镇东杂牌部队兵力不足，只能担任游击。
只有汤恩伯部，兵力雄厚，装备精良，最适合担任战役预备队，对日军进行进攻作战。如果汤部在滕县被粘住，李宗仁能够实施机动作战的部队还真不好找。
所以，汤恩伯保存实力，对于日后的台儿庄大捷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而，理由是理由，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南口那个不计利害，拼死打硬仗的汤恩伯在渐渐消失。汤恩伯开始更愿意打“巧仗”，而其骄横跋扈的一面也开始暴露。滕县、台儿庄两战，汤恩伯的决定有他的道理，但都需要坐视友军的大量伤亡无动于衷。我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汤恩伯心灵中冷酷一面的体现，坐视友军灭亡等待自己成功的机会，或许有时合于兵法，但不能不说其消极影响也是很严重的。汤恩伯一生崇拜曹操，曹操对于屠城和权术的看法未必不是他所暗许的。那么，牺牲王铭章还是牺牲自己，就很难说汤恩伯是从全局的角度还是从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了。或许他很满意自己这种慈不掌兵的风格，但是从此以后汤部因为这种风格在战场上总是和友军格格不入，其中的利害，就不好说清了。
吞并王劲哉部，是汤在徐州会战之后作的另一个微妙的变化。
王劲哉是杨虎城部将，一二八师师长，归属汤恩伯军团指挥。汤恩伯乘机吞并王部主力，王率少量部下离开汤部，到湖北组建半独立王国去了。吞并王劲哉，开汤恩伯扩大实力的先河，表现了抗战中期开始后，汤恩伯对实力的渴望。为汤恩伯成为中原王写下一条暗线。
随枣战役，汤恩伯所部表现依然值得称道，李宗仁摆下口袋阵，汤恩伯和台儿庄一样担任包抄任务，在截击日军后退的战斗中斩获不少。李宗仁却回忆汤恩伯不听指挥，出击过晚，致使日军主力顺利东遁，认为如果汤恩伯及时出击“日军机械化部队在襄花公路上或许永无东归之日！”
李对汤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因为日军口袋外当时留有强大机动兵力。如果两面夹击扎紧口袋的汤恩伯，汤会腹背受敌，恐怕鹿死谁手很难说。当然汤恩伯也不是没有胜望。
可以看到，汤恩伯这时已经相当回避风险太大的战斗，且依靠自己的中央嫡系关系无视李宗仁的指挥，他要等到日军主力大部东撤，才出来捡便宜。日军被封闭的兵力少，他也就没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战果虽然不大，风险要小得多。
当然，打的还是胜仗，只不过汤恩伯的仗是越打越“巧”了。如果说抗战军兴的时候汤不乏以身报国的勇气，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这种刚勇之气，也在渐渐衰微。这不是汤恩伯一个人的问题，要说，也可以算当时一个社会问题了。
汤恩伯身上的黑和白，就这样慢慢地发生着量变。
我以为可称为是汤恩伯真正的转折点的，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战役——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指的是1940年的第一次襄阳战役，也就是枣宜会战中围绕华中重镇襄阳的一系列战斗，日军主力为第三、第三十九师团，中方第五战区正面主力为黄琪翔指挥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及第十一集团军一部。此战中国军队先败后胜，襄阳失而复得。由于枣宜会战中张自忠上将突出敌后血战殉国，一时震惊中外，襄阳的战斗因此变得并不那样抢眼。
但是这一战中，汤恩伯军团（以第三十一集团军为主力）的动向我以为颇反映了这位将军此时的心态。
会战打响之后，兵精粮足的汤军团作为第五战区首屈一指的精锐部队，如同以前几次会战一样，奉命担任战区战略预备队机动兵团，也就是说将作为反攻时的拳头使用。不过，此时的汤恩伯对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说，大概有一点芒刺在背的感觉了。1939年随枣会战，汤对李的命令公开对抗，李耿耿于怀，有要法办汤恩伯的说法，但最终又拿带天子剑的汤司令毫无办法。
这件事汤李谁更有道理，至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从军令角度李完全占理，汤骄悍、违令，但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毕竟还能打仗，这给他增加了不少同情分。然而，枣宜会战中在对汤恩伯毫无处置的情况下依然将其隶属于李的部下，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试想，既然一年前李不能处置汤的违令，一年后李又怎么能指挥得动汤？！至少应该将汤恩伯调离第五战区以缓解矛盾吧。从军事角度，中国方面开战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犯了兵家大忌。
抗战中期以后，汤恩伯多有这样独立于顶头上司的“厚遇”，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薛岳，他也有这样的待遇，也不乏和何应钦、白崇禧吵成一锅粥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独立性用在灵活指挥作战上面，这种独立性一定程度上使白、薛从上下指挥关系变为前后方的配合关系。白对全局的掌控加上薛对当地战区的了解相互弥补不足，所以斩获颇丰。汤恩伯就有些不同，他得到这种厚遇后与顶头上司更多的是对抗而不是配合，近到襄阳战役的李宗仁，远到中原战役的蒋鼎文，没有一个能够指挥得动他，或者能够和他配合好。这就不能说都是他的长官有问题，汤自己也要找找毛病了。
李宗仁其实还有一个可能的做法，就是直接调动汤属下的部队，拆散汤军团，然而军委会偏偏给他一条命令是汤军团必须整体使用。从军事角度考虑，这个决定很有道理，那就是机动兵团的拳头一定要硬，分散使用汤军团，会削弱反击的力度。如果没有这条限制，我想李给汤拆台也一定不会客气。这会削弱汤的战斗力，可是与指挥上的半身不遂相比，军事角度上还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的是，李没有这个权力，所以李的兵力不够充足，枣宜会战打得比较乱。
襄阳战役的前后经过大致如下：
5月初，日军进攻枣阳，激战中右翼兵团张自忠部损失很大。张自忠渡河督战，壮烈殉国。日军攻占枣阳后继续西进，和中央兵团黄琪翔部展开激战。黄是北伐系的老将，指挥习惯比较老化，应变不够迅速，同时，此战他的主力第二十二集团军是川军，而不是黄的粤军部队，彼此不够熟悉，因此在日军攻击面前节节败退。李宗仁的桂系部队也投入战斗，并且打得艰苦顽强，为了掩护主力撤退，一七三师师长钟毅战死沙场。5月31日，日军击溃新四旅河防部队突破襄河防线，黄琪翔部军心已乱，从襄阳溃退（黄在指挥部的黑板上大书“还我河山”，痛哭而走）。6月1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重镇襄阳。
襄阳失守全局震动，李宗仁严令黄全力收复襄阳。黄随即下令一二三师师长王志远指挥反击。军心尽失的状态下，用区区一个师反击襄阳，还是退下来的部队，不免有些敷衍的味道。
王志远，川军宿将，原三四三旅旅长，因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在滕县战死递升（从滕县死守中突围而出的张宣武团长递升三四三旅旅长，也是后来滕县战役的重要史料提供人）。王接到这个命令，恐怕也觉得难以执行。但他从山东打到湖北，虽然在吃败仗，勇气还是有的。于是，王志远指挥还算完整的师直属团，亲自带队反击襄阳。从当时的战场局势看，王志远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打这一战。
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王部突入襄阳的时候，却发现日军已经撤退。6月3日，同时出现了两份战报——王志远的一二二师“收复襄阳”，还有一份是汤恩伯的“本部克复襄阳”！
襄阳的确夺回来了，但到底是谁攻克了襄阳呢？
事后查明，王志远部攻击襄阳，进城以后发现日军已经撤退，随即出城追击，直追到笕山，与日军断后设伏部队发生激战。王师长是四川人，熟读三国，知道这个地方是孙坚被伏兵打死的地方，觉得很不吉利，于是停止追击，回城发报报捷了。这个时候，汤恩伯部离襄阳还有几十里呢！
事情既然如此清楚，汤恩伯的捷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看看汤军团这一阶段的行踪了。战役一开始，汤部就作为机动兵团主力，钻进了大洪山，虽然也有战斗，却没有张自忠、钟毅那样的血战。汤恩伯部被日军甩到了东面后方。日军派出第四十师团监视汤部，全军继续西进。汤恩伯想轻易截断日军并无机会，而血战一场和四十师团硬碰，固然可以吸引日军回头，汤却也不去做。他整个战役中始终和日军若即若离，实力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个表现和随枣战役如出一辙，相信李长官也拿他没办法。
攻占襄阳以后，日军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觉补给线太长，第五战区部队退却迅速，捕捉其主力的战略目的无法达到，而维持占领的兵力有不足，于是决定后撤。3日，日军撤出襄阳东归。
这时，第五战区各部都退到了西边谷城一带，军心散乱，离襄阳最近的反而是东边的汤恩伯。于是，汤侦察到襄阳已经是一座空城，看出便宜，立即发出“我部克复襄阳”的捷报，准备四十师团撤退后立即出据襄阳，立一个轻松的大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个不要命的王志远，坏了他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王志远作为一个杂牌师长，本来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他的前任师长王铭章就是因为汤恩伯见死不救战死的。王咽不下这口气，一状把汤告到军委会。笔墨官司打了许久，最终不了了之。
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不能不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汤恩伯只是骄悍，我以为还没有看透汤的心态发展。从台儿庄到襄阳，汤的确有坐视不救的硬心肠，但这个硬心肠都是对杂牌军的，而傲，也一直是傲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统帅。应该说，汤聪明得很，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能够为上峰（蒋）所接受的。只是此后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任上，汤恩伯和十三太保、国民党嫡系大将蒋鼎文之间的争斗，又反映了汤的另一种心态。
那就是对政治的痴迷，以及因此导致的对于实力的重视。
国民党的军事大员，抗战中能够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里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性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容易。抗战中，程潜、顾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蒋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应钦、张治中虽然有影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和地盘；李宗仁、冯玉祥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笠。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蒋介石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细细分析，他们有着五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民党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诚被称为国民党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宗南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宗南，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伯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笠是国民党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诚的基本部队土木系十八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笠基本势力是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宗南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伯基本部队十三军（三十一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蒋介石嫡系，深受蒋的信任。这一点，使蒋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诚一度红极一时，蒋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陈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诚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蒋的继承人；胡宗南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笠把势力渗透军政两界；汤恩伯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使蒋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第五，都出身卑微，于蒋介石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蒋介石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心理。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像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恩伯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民党中比较早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伯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恩伯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笠，就对手下说过：“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蒋介石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蒋的手段看，汤若无中原惨败，也难有善终。汤恩伯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蒋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40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增强。中原会战汤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的一大资本）。汤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40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伯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明显。
日军1944年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马法五的“白头军”装备远不如汤部，却能够取得比汤部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扩军无度，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军的对立，也严重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史称汤部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语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恩伯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
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不值得为他开脱。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日军回忆，汤部在河南的工事相当不错，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在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中（反坦克部队只舍得打一发实弹做训练），如果看看下面汤军被日军缴获的装备，大约也难以原谅汤的溃败吧。
日军回忆，中原会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汤司令难辞其咎。
国产大批掷弹筒。都带有真皮的罩套，做工精致，但是在没有开封的情况下就被日军缴获。
被俘的重机枪，这是中国军队一线的重要武器，枣宜会战中曾有为了抢回一挺重机枪牺牲17人的纪事。
迫击炮
落入日军之手的山炮
在中国战场屡建功勋的德国37毫米反坦克炮
不过，汤恩伯这次战败，对他自己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此战失利，汤失去了地盘和扩军的成果，从中原王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将领，指挥第三方面军，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军事将领的感觉。不过，在检讨中原会战的会议结束之后，汤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浙江人还整浙江人啊！”他说的是陈诚在会议上对他的指责过于严厉。
看到这句话，不由令人感叹，汤恩伯作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惨败之后，不对丧失国土感到惭愧，也不对战败溃军感到耻辱，却把事情归结到陈诚整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掌兵，国民党后面不败给毛泽东，那真是老天不开眼了。
一二八空战轶事兼谈鲁迅先生的一点偏颇之处
2002年2月27日，一个开办幼儿园的97岁日本老人在船桥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每年2月22日，他都要在佛前烧香，为一个人祈福，一直进行了70年。
这个老人，就是日本第一个空战中击落对手飞机的飞行员——生田乃木次。他为之祈福的，就是在1932年2月22日，被他击落的一名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飞行员。负罪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这位飞行员的事迹，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曾提到。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优秀旗手，他的文笔感动了无数热血青年，萨也曾认真拜读先生的各篇著作，颇为钦仰。然而在看待中国空军这个纯军事问题上，感觉鲁迅先生有比较大的偏颇看法，因此写一点在这里，和大家探讨。
鲁迅先生因为1936年病逝，还来不及表达对抗战开始后中国空军的看法，其主要看法只能针对一二八抗战中的中国空军。先生的《伪自由书》，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地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先生的文笔辛辣，对中国空军参与内战的反感也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抗战的史实却有误导的嫌疑。这里面提到的苏州空战是一二八抗战中的一个插曲——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吗？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鲁迅先生所说“洋烈士”即生田乃木次祭奠的美国志愿飞行官罗伯特·肖特。他驾驶波音战斗机，于2月22日和日军13式轰炸机小谷机队在苏州上空发生激战，壮烈牺牲。实际这是一场遭遇战。
中国空军志愿飞行员罗伯特·肖特
十九路军开始淞沪抗战后，因日军占据空中优势损失惨重，暗藏在火车站内的两列装甲列车均因汉奸指示目标而被敌机炸毁。为了争夺制空权，南京军政部航空署即抽调第二、第四、第六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赴上海参战。中国空军进驻上海真如机场与日军对峙，战况十分激烈，并多次击落击伤敌机，并非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消极（上海日机超过三百架，占绝对优势）。进驻真如第一天，广东航校出身的飞行员朱达先即在作战中重伤，在一条腿被打断的情况下将自己驾驶的林柯克战斗机强行降落。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求战心切，抢上朱达先返场的飞机，起飞升空追击日机。由于这架飞机操纵钢丝被敌弹擦伤，未及检修，飞机起飞后即坠毁在机场上，黄毓铨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
罗伯特·肖特的座机波音218战斗机
激战中我国空军击落敌水上侦察机一架，并缴获飞行员携带的护身佛等物，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转场南京，而后去杭州。这就是苏州空战的背景。
当时空军转场途中并无在苏州空战的计划，罗伯特·肖特当时和中国空军主力部队不在一起编队。原因是他的座机比较奇特，是当时先进的波音218战斗机，速度快马力大（超过中国战斗机大约一倍的马力），和中国空军其它飞机无法编队，因此他单机行动，没有和其它飞机“迷失”的问题。这也是肖特的习惯，此前他也曾这样在空中“游击”，击伤日军所茂八郎大尉的座机。
当肖特飞到苏州上空的时候，发现日军正要空袭挤满中国难民的列车和苏州火车站——正是这一点让良心没有泯灭的生田乃木次满怀歉疚。肖特义愤填膺杀出参
战，从下方以螺旋方式攻击日军指挥官小谷进大长机，第三次进入时将小谷击毙，自己随即遭到日机围攻，不幸被生田乃木次的13式战机击中战死坠落。中国政府授予他上校军衔（肖特原为波音公司业务代表，兼中国空军航校教官）。
此前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此战，因敌机来袭突然，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掩护同僚登机，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迫降，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肖特之墓，正是其战斗机坠毁的地面
鲁迅先生提到从广州来援的地方空军，并讽刺其飞得太慢，曰：“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广东空军参战确有其事。当时空军总司令部从广东空军中挑选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分驾6架美制旧式“可塞”(CORSAIR)飞机和一架“莱因”(RYAN)运输机，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丁纪徐是广东空军悍将，1937年抗战时的空军五大队大队长，也是中国最早进行空中跳伞表演的传奇人物。鲁迅先生的消息肯定是错误的，这支部队不但参战了，而且打得英勇顽强。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此人性如烈火，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其斗志可见一斑。
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强烈，鲁迅先生却没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的鲁迅先生不得已避难在上海租界，我想也许是无法看到有关报道吧。
幼年的中国空军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英勇，产生了两大影响。第一个是被国民认知为抵抗外侮的重要力量，在争取国防经费的时候挤掉了淞沪事变中态度暧昧的海军。这次经费之争，时人称为“空海大战”，并在报纸上讽刺地问海军：你们是“海军乎？江军乎？”此后中国空军得到较大发展，才有八年抗战中“飞将军”的传奇。第二个是对日军战术的影响。日军因为战斗中的损失，特别是战斗机和中国空军对战中难以占到优势，提出“战斗机无用论”，以至于八一三以后一段时间和高志航等交战的日本轰炸机都依靠自身的火器自卫而没有战斗机护航，直到吃亏以后日军才恢复了对战斗机的重视。这个战略性错误造成惨重损失，几乎使日本空军轰炸机部队在抗战初期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先生对空军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我想这主要是鲁迅先生没有军事方面的常识造成的，毕竟他不是熟悉军事的人物，有人据此认为“鲁迅是老愤青”，就有些过分了。事实上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奋勇争先，屡次和优势日军拼死奋战，打到南京失陷的时候只剩下董明德一架飞机能战，表现了崇高的卫国抗战精神。空军的力量几乎尽数拼光在抵抗外侮的战场上，四大天王全部血洒长空，庶几可以辩白鲁迅先生“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担忧。
仰望长天，不胜叹息。
林徽因的流星雨，一九三七
林徽因，才女，美女，我们忘不了她和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种种故事，更忘不了她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年林徽因
个人认为1937年对林徽因是一个分水岭，这前后的林徽因是不同的形象。
这一年之前，林徽因是那种聪颖的中国士族女子又加上了西洋的教育和思想，是一个难得的才女。她美丽、睿智、任性、乖张、不依不饶、小聪明，有人认为可喜，有人认为可恨，无论如何都和这个才女的形象颇为相符。这样的才女精彩得很，不过才华横溢的小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少见。
有人欣赏这样的小女子，有人不欣赏，萨也一样。
然而萨很欣赏林徽因。
1937以后的林徽因，我以为才是真正的林徽因。
才女无数，林徽因只有一个。
有的时候人的精彩需要激发，仿佛天空中的流星雨，需要在空气中燃烧才耀眼明亮。
如果没有不列颠之战，丘吉尔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不成功的记者加上无能的海军大臣罢了。不列颠之战让这个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光芒四射。
林徽因的流星雨，在1937年来临。
1937年，抗战爆发，梁、林一家辗转撤退西南。那一年林徽因在路上患肺病，种下她早逝的根疾。
正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苦难中，林徽因心底里那种刚烈，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敏感，却像流星的燃烧一样，闪烁出灿烂的光芒。
梁从诫先生记录了他们逃难中的经历。
在一个小镇上，重病的林徽因生命垂危，焦急的梁思成遇到了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7期的学员们——飞行员黄栋权少尉的琴声将梁先生引到了他们的楼上。
飞行员们的热情挽救了林徽因的生命，而这些远离家乡的飞行员的毕业仪式上，梁和林，是他们的“名誉家长”。如果这个时候林徽因家的客厅里还有客人，最为亮丽的，就是这些年轻而热闹的飞行员们。
战斗间隙，飞行员们经常光临梁林所在的李庄，投一个通信袋，带去一点礼品或者信件。
然而，客厅里的飞行员们像天际的风，他们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中日的空军飞机，无论数量和性能都相差太大，而中国的空军义无反顾的保卫着这片土地的天空。在残酷的空战中，噩耗陆续传来，1944年6月16日，林耀少校在衡阳空战中阵亡。至此，这二十余名年轻而快乐的飞行员朋友，全部牺牲在中国的蓝天里。
1941年3月14日，林徽因的三弟，空军航校第十期毕业生林恒在成都空战中战死。
年轻的生命，像流星雨一样在中国的天空里陨落。
梁从诫先生回忆，飞行员们的接连牺牲，使林徽因悲痛万分，她在病榻上写成《哭三弟恒》一诗，而她所悼念的，绝非只是林恒一个人。
这首诗起初看来也平常，林徽因有诗人之名，而这首诗的词句寒素之极。但是当我细细读下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和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个终日与画笔和诗词打交道的女子，怎样努力地去理解和记忆那些晦涩的飞机型号和军事术语，向她心爱的弟弟艰难地讲来，因为那是她的弟弟的世界和关切的事情。她的词句在一个粗通军事的人看来是那样的幼稚可笑，那本不是她可以驾驭的范围。但是她那样努力地去对弟弟说，她那毫无掩饰的情感，让这些幼稚可笑的词句忽然点染上了圣洁的光芒。
我把这首诗录在下面：
哭三弟恒（林徽因）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我的记忆中，这之前，林徽因从来没有写过这样拙劣的诗句，这之前，林徽因也从来没有写过这样令人从心底震动的诗句。
凤凰可以涅磐，这首诗让我看到了一个粗服乱头的林徽因，而王国维的话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一个一生唯美而清高的女子，怎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呢？
我的理解，此时林徽因的诗不是给读者或者文人们看的，她的诗从自己的心中来，给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回来的亲人和朋友。
1937年南京失守时，在大校场机场被遗弃的损坏战斗机，可说是中国空军部队辛酸的缩影。
中国的女子，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表现出让世界震惊的坚毅，用她们的温柔为苦难带来一丝亮色，而她们忍受痛苦和磨难的韧性，让男子也为之动容。
患病的林徽因，在病榻上继续她的工作，而当有人问林先生——如果倭人打到重庆怎么办？
林先生回答道：“门外不就是扬子江？”
医生评价，林徽因的生命力旺盛惊人，她从死神手中争回了五年的时间。
也许，没有这五年，就没有今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了。
我仿佛看到一个收起钗环的布衣的林徽因，依然美丽，依然睿智，从一个小女子的身影后沉静的走来。
林徽因。
十九张老照片再现大帅张作霖之死
1928年6月4日清晨，皇姑屯一声惊天巨响，日本侵华的一次重大事件——刺杀张作霖在沈阳郊外日军控制的三洞桥写入了历史。
由于长期和日军合作的奉系大帅张作霖逐渐开始摆脱日方控制，向北伐军通电求和。更因为关东军内部石原莞尔等强硬派意图制造事端，发动占领东三省的军事冒险行动，日军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为主，策划了在张作霖回沈阳途中利用在关东军控制的南满铁路三洞桥处放置炸药，将张炸死途中的阴谋。
由于筹划周密，日军的刺杀行动完全成功。张作霖座车被爆后身负重伤，当天伤势无法控制而死亡。
但是，由于当时主持东北军政的臧式毅危急关头沉着应对，一面隐瞒张作霖的死讯，一面暗渡陈仓，着张学良化装为士兵，混在黄显声（就是后来小萝卜头在白公馆的老师）旅出关的列车上返回奉天，稳定了形势。日军乘机占领东三省的计划没有实现。
事实上，河本大佐回忆，他为爆炸成功后的行动安排了三个计划。首先，他预先联络关东军几名带兵军官，准备在沈阳市内某饭店附近集结约一个旅的兵力，爆炸发生后立即突击张作霖的大帅府，解除卫队武装。但是，因为传递消息有误，部分日军没有如期到达，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其次，他准备借张作霖死亡、东北军群龙无首之际，怂恿关东军司令部借稳定东北局势出兵占领沈阳。然而，臧式毅诈称张作霖未死，使关东军犹豫未敢发难；最后，他还有一个计划是乘机以东北军中的内应张景惠发动独立行动，造成东北局势的复杂化，从而为日军介入制造借口。但是张学良的火速出关，平稳接掌权力，使河本的第三个计划也没能实现。而张景惠最终还是下水当了汉奸，后来成为伪满内阁总理大臣。
关东军刺杀张作霖的事件，不但河本本人供认不讳，“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也出庭供认了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策划的经过。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否认这一事实的报道渐渐出头。日本右翼颇有些人宣传这是中国人的内讧，河本等人是战后在被迫的情况下提供伪证。而国内更有相当知名的刊物登载文章，提出此事件是苏联特工所为。
关东军爆炸策划人河本大作
抛开对历史任意涂饰的荒唐，在我最近得到的一批照片中，恰好有一套前关东军军官、日军中尉神田泰之助为主拍摄的照片。神田也是策划这一事件的主谋之一，他和他的助手以日本人那种典型的细致，再现了“爆杀张作霖”事件的始末。这一套照片，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日本右翼翻案的一种辛辣讽刺。
全套照片共计30张，由关东军大特务河野又四郎委托部下佐久间德一郎保管。佐久间德一郎是一个很了解这些照片价值的人，所以在战败时将这些照片缝在幼子的棉衣里保存下来，直到50年后才和其余31张侵华战争照片一起提供出来。
萨对这30张照片进行研究以后，认为其中有11张为相关人物肖像，确认国内发表过的照片或者感觉价值不高，故将其余19张照片按顺序贴出。按照顺序看下来，仿佛正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个回放，从刺杀的策划到张作霖的葬礼。今天，我们正可以通过这些照片，也来透视这历史的一刻。
图一为爆破前的三洞桥，这是关东军为了实施这一阴谋，作为实地考察现场拍摄的照片。注意，上方为日军控制的南满铁路，下方为中国控制的京奉线铁路，张作霖的座车正是从下方通过。此时，日军即引爆了上方桥梁上预设的炸药。
图一
这张照片开始曾经有人怀疑是爆破修复后的材料，但是根据和爆破后修复的水泥桥墩对比，确认是爆炸前所拍摄。
图二为日军引爆炸药，张作霖的座车被炸！
图二
注意看，三洞桥的形影依稀可辨。张作霖的座车为20节车的第8节，日军正是在第8、9、10节车进入桥下时引爆炸药。所以，张的座车损坏极大。日军沿线派有情报人员随时通报张车行踪，所以爆炸点极为准确。
注意，这时后续车还没有异样，此后就开始燃烧！（后续车燃烧的照片国内早有发表，所以未放在此文中）
实际上日军拍摄的照片还有比上面更早的，图三就是爆炸的瞬间。也就是说，拍片者早有准备，在炸药引爆、列车横飞、浓烟升腾，别人未及出现的现场就开始连续的拍摄。
图三
图四为爆炸前关东军实地考察时拍摄的另一张现场照片。这是从铁路桥上方日军管理的南满铁路线上拍摄的。
图四
图五为爆炸后几乎同样角度拍摄的照片。
图五
图六为同样刚刚爆炸时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已经有日军人员出现，迫不及待地想检验爆炸效果了。
图六
图七为爆炸现场，可以看到残存车门的，就是张的座车8号车。因为8号车被炸，和7号车脱钩，前面七辆车厢继续前行，使8号车在画面上仿佛成了第一节车厢。
图七
画面右端可见炸飞的车厢厢板。张的座车实际已经解体，张被炸后甩出车外，倒在铁轨边。同行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被炸死。
图八为张作霖列车被炸毁的车厢。
图八
图九为另一个角度，因为这张照片上面显示侧面有“贵宾”字样，很多人认为这是张的座车。其实这是10号车，张的六姨太岳氏的座车，仅仅是被波及。岳的车厢起火，但是被卫队救出。
图九
如果几百公斤黄色炸药只把张的座车炸成这样，他是很有生还希望的。
图十为从上方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张的座车被炸损坏全毁，只剩地板和车门，连车厢侧板和车顶，都被炸得荡然无存。
图十
张被炸时已经起床，正在和吴俊升闲谈。张左吴右，张的左边还有卫士温守善。爆炸后温被碎木压住，仍然奋力爬出，抢救张作霖。张喉部撕裂，温用手绢立即包扎。也是他把张作霖抱上汽车的。
图十一为在沈阳车站准备迎接张作霖的仪仗队赶来，充当抢救队，发现了张作霖，并迅速将他救走。画面右侧的那一群人就是抬送张作霖者。因此，日军知道张当时并未立即被炸死，这对于日军此后的行动构成了较大影响。
图十一
图十二为上层路桥被炸坏的钢轨垂挂下来，可见爆破之严重。
图十二
在汽车驶向大帅府的路上，张作霖还清醒，闭着眼用很小的声音问温守善说：“逮住了没有？”温守善安慰他说：“逮住了！”张又问：“哪儿的？”温说：“正审问呢，还不知道是谁干的。”温又说：“最好安神不要打听了。”张安静了一会儿又问：“到底是谁干的？”温说：“不是一般手榴弹炸的，是火车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时，一颗巨型炸弹炸的，除日本人外别人干不了！”张在昏迷中还说个“打”字。又过了一会，张又对温说：“我要撒泡尿，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少爷）和五太太。”又说：“我要走了（意指要离开人世了）。”张作霖被送回帅府后，医护人员曾尽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两三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
图十三、十四为中国方面在抢救伤者。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为日军军官在张作霖座车8号车的厢板上照相留念。这个日军军官，后来证明就是这套照片的主要作者——神田。
图十五
图十六中硝烟未尽，日军的摄影人员已经全副武装的出现在桥头，谁是凶手，昭然若揭！
图十六
图十七为张作霖葬礼，正门的匾额悬挂“中外同悲”匾额。张作霖选择的墓地是“元帅林”。可惜，由于两年后发生九一八事变，张一直未能葬入这块墓地。
图十七
图十八为张作霖的帅府，也是他的灵堂，当张学良悄然出关，接掌东北军政大权后，才为张作霖公开宣布他的死讯。这时，距离一代枭雄的逝去，已经两个多星期了。
图十八
张作霖的帅府建筑现在依然保留如旧，一部分开放，一部分是辽宁省图书馆。
图十九中参加葬礼的日军军官从礼堂走出，左边，一队东北军军官正走进灵堂。日军军官阴翳的面孔，似乎让人想起了一句古诗——山雨欲来风满楼。
图十九
证明作者为神田的一个重要证据，一张照片背面的说明，左侧的花押正是神田的签名。
是的，九一八、七七、八年的血战、八一五，也许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张作霖葬礼上的两国军官，在万里战场上走向决斗的命运。
然而，张作霖之死，最直接的后果是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少帅张学良，拒绝日军拉拢，于第二年元旦宣布易帜，服从中央。中国终于在长年的混战后，获得了统一。刺杀张作霖促进了中国的统一进程，这恐怕是事件的策划者所没有想到的。
弃守锦州 ——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九一八事变日军在解除东北警察的武装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结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日军飞机轰炸锦州，使用的轰炸机却是在沈阳缴获张学良部的保贞式飞机。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锦州撤退向关内的东北军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应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锦州东北军基地东大营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伪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十七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十七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
甲首三千 ——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
《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伐魏，“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甲首，即戴有头盔的敌军武士之首级。——作者注
钢盔，日语叫做“铁帽”，是侵华日军普遍配备的防护装备。我们今天看电影，鬼子如果不是戴着屁帘式的战斗帽，就是戴着钢盔，几乎成为标准形象了。
日本军事后勤研究专家青木孝治，通过研究日军的钢盔，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陆军铁帽物语》。
钢盔，就是保护头部的头盔罢了，有什么好研究的呢？为此写一本书充分显示了日本人对细节的重视。仔细看看青木的《陆军铁帽物语》，里面有不少对研究抗战历史有价值的描写，值得一读。比如，日军战斗帽后面那个屁帘儿，有人说那个“屁帘儿”是用来防中国大刀队砍脑袋的。青木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属于谣传，真正的作用是为了防晒，分成几片又可以通风，虽然寒碜，确是不错的设计。
曰军钢盔，都是在战斗中被打坏的。
而日军的钢盔，虽然威风，却给它带来过不止一次的烦恼。
日军使用钢盔的第一次战争，是什么时候？
青木告诉我们，是九一八事变。日军装备钢盔，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欧洲观战的武官的报告，此后有装备而一直没有使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日军的钢盔基本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真正用上，是在黑龙江和马占山将军所部的作战。
面对马占山部的顽强抵抗，日军不断增兵，双方在江桥、齐齐哈尔等地展开一系列激战。这次战斗，日军试验了大批新式装备，不但钢盔的使用得到了检验，还使用了装甲列车、坦克等武器。这也是日军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坦克。值得一提的是日军使用来攻击马占山的雷诺NC-17坦克，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北大营东北军仓库里夺取的。
坦克的使用被证明在突破战中非常有效，而钢盔也的确减少了日军的伤亡。
但是，日军很快就发现制式的钢盔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那就是钢盔的里衬太薄，在黑龙江寒冷的天气里，日兵出汗以后如果不加处理，很快脑袋就会和钢盔冻在一起，危险而又好笑。强行摘取，无意中会连皮肉扯下。而最初日军对这种古怪的情况又不会处理，用暖水浇钢盔进行救护，结果造成被冻结的头皮直接剥离。日兵形容宿营的时候，经常听到头被和钢盔冻在一起的新兵摘钢盔时发出阵阵哀号。攻占齐齐哈尔，日军阵亡三百余人，因为冻伤减员的却几乎达到两千，其中不少就是这种“钢盔头”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军士兵自发想办法，在钢盔里垫上纱布或者棉布，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是解决了冻伤的问题，这也是装备钢盔后给日军造成的第一个大问题。
和马占山部对峙于昂昂溪的日军，可以看到他们佩戴的钢盔。
诺门坎之战，日军又发现大量日兵尽管戴着钢盔，依然在作战中因头部中弹而死，反而是不戴钢盔的没有这样高的比率。
这可就奇怪了，难道苏联人用了带磁性的子弹，专打钢盔？
莫名其妙的日军派出专家到前线考察，这才真相大白。
大家知道，钢盔是保护头部的，但并不是子弹打不透，真要是子弹打不透的钢盔，人的脖子就该吃不消了。它主要是防御弹片，对于子弹，如果对方的子弹不是击中钢盔正中，由于钢盔是一个弧面，便大多会滑飞。这就是钢盔的防护作用。
然而，诺门坎之战，日军头部中弹的士兵，多半是头盔正中被苏军一枪命中，钢盔洞穿，钢盔里面的脑袋当然也就一塌糊涂了。
那么，苏军怎么会打得这样准呢？日军研究以后恍然大悟。原来，日军当时使用的钢盔，前面正中有一个很大的红色星星，这是日军的标志。
大家知道，红色在所有光线中是最醒目的。
于是，苏军老远就能发现日军的士兵，并且瞄着红星星开火。苏军使用的纳干式步枪笨重而且后坐力大，但是也有优点，那就是弹道稳定，穿透力大。因为红星正好在头盔正中，一枪命中，日兵大多数糊里糊涂就见天照大神去也。
诺门坎战后，吃了大亏的日兵被迫改小了钢盔前面的红星。这方面中国军队的钢盔涂饰就好一些，是将军徽漆在侧面，所以没有出和日军一样的问题。
关于钢盔，比较离奇的，大概要算日军“军神”饭塚国五郎的死了。
饭塚国五郎，日本陆军少将（特晋），一〇一师团一〇一联队联队长。战中有一段时间日本东京各大电影院连续放映“军神饭塚联队长”的战地录影。这老鬼子相貌狰狞，胡子拉茬顶着个破钢盔，挥战刀又冲又杀的，上镜得很。
按说，做到联队长，手下好几千人，没事儿扣钢盔在第一线摆酷的机会不是很多。不幸的是饭塚的命比较奇，自己不用操心，有人来催他摆酷了。
来的就是日本著名战地记者小悮行男。
那是在武汉会战前期，1937年9月3日，小悮一行到庐山前线采访饭塚。
庐山一线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巧妙利用地形与日军顽强周旋。日军虽然装备精良，无奈庐山是李四光特别偏爱的那种冰川造山，形状雄奇，道路险峻，中国军队把迫击炮搬上山顶，日军形容中国军的迫击炮“如同雨点从天而降”。这战斗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饭塚面对的是中国陆军一六〇师，师长华振中，这是广东粤军唯一一支也戴钢盔的部队，从这个特点也可以明白这绝对是一支精兵。双方在东孤岭浴血苦战，饭塚连续发动了15次进攻，依然无法拿下中国军队的防线，损兵折将。
所以，采访的时候，饭塚诉苦极多。按说，离军神的标准差的可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不过，饭塚的形象很吸引小悮。因为苦战，饭塚晒得极黑，眼睛里全是血丝，胡子已经多日不刮，显得相貌狰狞。尤其是天气酷热，这位联队长大人上身赤膊，显得颇为凶猛。
记者的眼光就是和常人不一样，战场上蓄须的军人有独特的魅力。多少年以后，大兴安岭救火，吴长富师长也是因为没刮胡子，被记者当场看中，节目出来后，“大胡子师长”的美名天下传扬。
日本记者显然也是想让饭塚的形象天下美名扬，于是就建议饭塚给他们比划几个Pose，给东京的老乡看看。
被几个记者一捧，饭塚推辞不过，记者们选了附近一个比较符合战场气氛的高地，饭塚拔出指挥刀，又吼又叫，又蹿又跳，记者们的胶卷很快拍完了，大家都很满意。后来从影片效果看，这拍摄效果的确不错，如果饭塚活到战后，可以考虑去演电影。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发生了。
这个高地虽然适合拍摄，却在中国阵地对面。而且，对面高地上就有一六〇师一个哨所。饭塚的“外景地”（秀峰寺西方高地）正在哨兵的视线之内。
视线内也就罢了，视线内的目标太多，中国哨兵也未必注意得到。
但是日本记者为了表现效果，给饭塚扣上了一顶钢盔！
当时日军钢盔的涂漆有些问题，华中正是炎热季节，长期暴晒，偶尔又是一场大雨，使用久了，钢盔的绿漆剥落，露出钢底，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于是，中国哨兵就发现远处有一个灯泡似的东西在那里又吼又叫，又蹿又跳，定睛细看——哦，是个鬼子啊！
看见是看见了，中国兵也没什么办法，距离太远，中国军队手里没炮，汉阳造又够不着。几个哨兵看着饭塚表演，越看越别扭，弟兄们一致认为，这鬼子太出风头了，得教训教训他。
要说饭塚真是死催的，你堂堂联队长上前线又蹦又跳这么刺激弟兄们干吗？
要说也是活该，饭塚就算这次不死在国军手里，下次也会踩上八路的地雷，您看他这名儿起的——“犯中国我狼”啊！
叫这名字再让他囫囵回去，这就太欺我中华无人了。
那哨兵班长看着鬼子耍酷正又堵气又没辙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
为什么眼前一亮呢？哨兵班长正看着饭塚咬牙呢，就瞧见几个老兵晃晃荡荡沿着战壕走过来了，他们背的可不是汉阳造，而是三八大盖儿。
三八大盖儿，即日本造三八式步枪，因为枪机上有一个防尘罩而得名，侵华日军步兵的标准装备，射程远，射击精度高。饭塚所在的那个高地，汉阳造打不着，三八枪的射程可是正好合适。
这位哨长的理解是有科学依据的。三八式步枪的标尺射击2400米，而汉阳造只有2000米，三八式步枪子弹初速760米／秒，汉阳造是600米／秒。更重要的是日本工业技术发达，因此制造工艺精良，汉阳造的设计虽然不错，材质和制作水平则无法相比，理论上有效射程600米，实际那是样枪的数据，发到士兵手里的，能打四五百米就不错。而三八枪的弹道，无风天气在800米上取准依然相当准确。淞沪战役，装备汉阳造的国军结壕阻击装备三八枪的日军，没少吃射程近的亏。
问题是一六〇师的国民党兵怎么会有三八式步枪呢？
缴获的？中国军队的确抗战中缴获过不少三八式步枪，不过国军对缴获武器的利用一向不佳。比如日军投降的时候交给国军不下三百架飞机，国军能在一年之内把这些飞机全部玩成废品卖了零件。国军用三八枪，主要是两个来源，一个是抗战开始之前，日本有个军火商叫泰平组合唯利是图，曾经卖给中国不少武器，其中就有三八式步枪。战争发起后，日军内部大骂泰平组合上下该全体自裁；另一个是1936年陈济棠在广东试图独立反蒋，日本人支持了一大批军火给他，其中也不乏三八式步枪。考虑到一六〇师出自广东，这玩意儿多半是鬼子送给陈济棠的那批枪。
不管怎么来的，这位哨兵班长赶紧把几个老兵拦下，给他们看饭塚的表演。哪儿？喏，就是那个一闪一闪发亮的东西。
饭塚只扣着个钢盔，赤膊根本没穿军服，几个老兵也辨不出他的身份，但是看他耀武扬威的样子，一致觉得这赤膊鬼子太猖狂了。老兵油子枪法好，说着说着就动了真格的，把枪一摘就瞄上了。
这时候，饭塚的采访已经到了尾声，正在和记者们道别。不知怎么的，饭塚聊起了他的前任，也是好友的加纳治雄（原一〇一联队联队长，1937年8月在大场和88师交战时阵亡）。他说，听说加纳死后阴魂不散，常常在家里闹鬼，自己要是战死了，希望不会像加纳那样，一定安安静静的。
大家听了哈哈一笑，记者们作别下山。饭塚也准备往回走，一转身，正好把一个大光膀子亮给国军了。
这时候，那老兵也瞄好了，一扣扳机，“砰”，饭塚应声而倒。
按说，饭塚挨上一枪就送命的概率不高。三八枪虽然射程远，但是子弹穿透性太好，一打俩眼儿，不容易造成致命伤。忻口战役国军李仙洲军长被日军一枪击中，洞穿胸部，前后透亮，还在和人聊天呢，根本没觉察到自己负伤。
但是给饭塚这一枪，打得实在是忒准了。附近的日本兵赶来救护，发现这一枪正从饭塚的心窝穿过，把心脏都打穿了……（也有日方记载是中了两枪）
奥运会射击冠军的水平。
饭塚在一〇一师团人称“勇将”，他的死对前线日军的士气打击沉重。
这一部分中国军队方面的记录来自于独九旅的官兵回忆，并不是日本方面的材料。（一六〇师在庐山拼得太狠，下来部队收容，缩编为独立第九旅，是十二集团军的王牌部队。）遗憾的是，虽然有此记载，却没有击毙饭塚的中国老兵的名字。日本方面的记载，则提到饭塚这个人实际为人不错，对朋友义气，在军校助人为乐，喜欢思索，还能写诗……
还是不要提这个了吧，谁叫你来中国打仗？谁叫你带一〇一联队打进南京城？谁让你叫个名字作“犯中国吾狼”？
言归正传，钢盔反光暴露了饭塚的目标，算是这铁帽给日军带来的又一个悲剧吧。不过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太平洋战争逐岛争夺，日军才用在钢盔上涂抹煤焦油的方式多少改进了其反光性能。
然而，钢盔也不是全无用处。
青木一直没有提到自己为什么对钢盔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但是，我在他这本书里看到的一个例子，按我的分析，应该正是他自己的经历。
这个例子说的是在1945年，山东一支日军出发讨伐，走到路上已经天晚，于是找了个山村宿营。
问题是日军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村子表面平静，实际上却是八路的一个重要据点。八路发现日军进来，一枪没放，悄没声地溜到了打谷场，埋伏了下来。
干吗选打谷场呢？您一会儿就明白了。
吃完晚饭，按照条令的规定，日军小队长吹哨召集部下晚点名，地点就是打谷场——这村子唯一平坦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您看八路会选地方不会？
大家都跑出来晚点，一个初年兵（新兵）手忙脚乱出了笑话。原来日军条令规定，晚点穿军便服即可，而这个新兵没有记住，居然戴了顶沉甸甸的钢盔来晚点。
日军哄笑。笑声未绝，忽然雷声霹雳，电光四射。下雨了？哪里，是八路扔出了手榴弹！
青木认为，有理由认为这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理由有二，第一，这支八路投弹动作准确，而且肯定都是把手榴弹拉火后等上两秒再扔，结果手榴弹各个凌空开花，空场上的日本兵连杀伤死角都找不到；第二，这支八路用的手榴弹不是那种黑火药，一炸两片的边区造手榴弹，而是缴获自日军的四十八瓣卵形弹！这种弹虽然投掷距离不如国军的德式手榴弹，可是破片多，散布广，对露天的日军杀伤极大。这个小队的日军结果“全灭”，绝大多数人死于击中头部的手榴弹片。没死的只有一个，就是那个犯糊涂戴着钢盔跑来晚点的新兵了。钢盔挡住了大多数弹片，这个小兵只是肩部负了弹片伤。
据胶东的朋友对史料分析，这应该是许世友将军的五支队，转移中打的一场顺手牵羊的战斗，而且打了就走，决不拖泥带水，让日军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青木是通过这个例子，说明钢盔的优点。他没有提这个新兵的姓名。然而，根据他自己的履历，青木是1944年加入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的，1945年的战斗中，他当然依然是“初年兵”。而他所在的部队在增援文登的战斗中，小队上下官兵“全灭”，只有青木一人带伤幸免……
我很怀疑这里面提到的“初年兵”就是青木自己，虽然没有更多的证据。
另一个例子，青木就说得明白就是他自己中队的事情。这个，是不戴钢盔的恶果。
谁不戴钢盔呢？是青木中队里面一个叫井口的老兵油子。
这日本军队里面，十分讲究资历，老兵不但欺负新兵，甚至对军纪也往往当作耳旁风。青木的中队长年轻，打仗也不太行，就有些镇不住场，于是老兵就越发恣横起来。
打谷场之战青木原书插图
井口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这个老兵在中国打了三年仗，杀人不眨眼，中队上下都有些怕他。这井口从来自己不打洗脸洗脚水，都是新兵伺候，稍有不如意就逼新兵下跪，一边背阵中训一边互打嘴巴，美其名曰教育。更令人厌恶的是井口十分贪婪，新兵家中寄来的食品，都是他先品尝，吃剩的才能给新兵。而补给的砂糖、罐头，也都是他来分，他一个人要占好几个人的份，新兵还敢怒不敢言。
有一天，正在分发补给来的香烟，村子周围忽然枪声大作——八路来袭击了！因为战事紧急，鬼子们抄起枪就打，来不及做任何准备。
别的日本兵都扣上钢盔，开始还击，只有那个井口在那儿犹豫。原来这家伙太贪了，抢了好几个新兵的配给，一大堆香烟，全都放在钢盔里。
青山的说法，这个井口一直都是这么干的。行军中香烟不好保存，放在衣服口袋里不是揉碎了就是弄湿了，没法抽。一般日本兵分上三根两根，转眼抽完也就完了。但井口每次都强夺新兵的配给，弄来的香烟吸不完。他也有办法，就放在钢盔里，往背后行李上一扣，走一路下来也照样好抽。
井口之死青木原书插图
日本军队的军律不是出门必须戴帽吗？井口是老兵嘛，而且一贯骄横，当官的还真不敢管他。
这次，井口还有点儿舍不得把抢来的香烟倒掉。这家伙非常蛮横，让一个新兵把自己的钢盔摘下来给他。新兵不愿意摘，又不敢不摘，正犹豫呢，那井口早被八路一枪击中倒了下去。
卫生兵赶来想抢救，已经不需要了，井口被一枪正中脑门，八路的子弹不像日本子弹那么精良，穿透力不够，只能打出一个盲贯，弹丸在井口的脑袋里翻跟头做豆腐脑……结果可想而知，老兵油子井口当场毙命。
人家都戴钢盔只有井口光着头，估计这井口鬼子怪异的形象引发了八路的误会，把他当成指挥官了，早说山东八路盛产神枪手……
看来这鬼子的钢盔啊，真是戴不戴一样的成问题。
不怕吃败仗的大阪兵团 ——记日军中的另类第四师团
对万家岭会战有印象的朋友，或许会记得那一仗被薛岳将军打得七零八落的日军第一〇六师团。这个师团因为有大量原来在大阪摆摊卖菜的预备役官兵，而被称为“大阪商贩师团”。
大阪部队战斗力弱，在日军中算是有名的，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队，却还不是一〇六师团（该师团的正式征兵地不在大阪，只是补充了大量的大阪兵而已）。在《现代史研究》第六期（1998年）中，看到一篇日本军事历史学家关幸辅的文章一一《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看完之后，忍不住要把它翻译过来，自以为这题目的翻译还是比较贴切的。
下面就是翻译后的文章，因为篇幅较长，作了一些节选，并加了一些自己的注解。
如果看伊藤正德的《帝国陆军之最后》或者山岗庄八的《太平洋战史》，二战中的日本军队无一不是勇猛顽强、宁死不屈的精锐之师[萨评：或者应该翻作“个个都是亡命徒”比较好？]。然而，在陆军混过的老兵，评价起来和历史学家不大一样，至少有一支部队，就以“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而著称。这就是番号一直保留到今天，自卫队还在使用的大阪第四师团。
大阪第四师团，代号“淀”[萨评：这个代号可谓独出心裁，其他的日本陆军师团代号多有尚武精神的象征，比如第二师团是“勇”、第九师团是“武”等等。第四师团这个“淀”字的来源最初是战国美女淀君，更因为有一条淀川河横穿大阪最繁华的梅田商业区，用这个代号真是既有乡土气息，又带有招财进宝的吉利……]，属于日军中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下辖四个联队，标准甲等配备。其核心为第八联队，因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败不怕的八联队”之勇名（？）[萨评：这个带括弧的问号来自原文，不是萨加的]。
从那儿以后，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中间战事不断，第四师团却一次都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第四师团没有表现自己勇敢精神的机会。昭和8年（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某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和执勤警察发生冲突。事情越闹越大，最后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的“武勇”可见一斑。
昭和12年，也就是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本陆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第四师团的战斗力已经在“Go-Stop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惜，这种“勇猛无前”的例子只此一例。倒是对第四师团军纪散漫、精神不振的报告屡屡上达天听。怎样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倒是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萨评：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理论，这听起来还挺有道理]，于是调名将山下奉文[萨评：绰号“马来之虎”，在新加坡打得英将柏西瓦尔乌江上吊的那个]担任第四师团师团长。从此，该师团主力即开始在“北满的山野中精训”。
名将带队，精训两年，转眼到了1939年，东北发生了一件重大战事——苏日诺门坎之战。关东军和朱可夫将军的苏蒙联军打起来了，而且战况不利，军部下令驻扎在伪满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就是前面提到的代号“勇”的第二师团[萨评：日军著名的精锐师团，最后在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航渡途中碰上了个美国航空兵部队叫“仙人掌”，一通狂轰滥炸，整个师团下了饺子，和鲨鱼勇猛搏斗去了]。的确名不虚传，其先遣队新发田第十六联队勇往直前，从海拉尔到诺门坎，徒步行军四天赶到，当天就投入战斗[萨评：随后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死伤惨重]。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急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萨评：激动得有道理]的联队长怒而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萨评：联队长改行当大夫，有前途的职业啊]。饶是如此，出动部队的编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四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八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了……立刻，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萨评：这个是萨的意译，原文的意思是“骤然充满活力”]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最威武的部队，丢盔卸甲、伤兵满营的第二师团和人家简直没法比。只是关东军报道部的上层实在看不过眼，把报纸呈上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的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外行看来意思相差不大，当兵的看了，对第四师团的名声肯定是没什么好处……[萨评：看来司令官虽然重要，毕竟不能扭转乾坤，可怜山下奉文在日军中称为“斗将”，这次成了“将雄熊一窝”。]
不过，第四师团这一仗没有损失对日本军部来说倒是个好消息。因为当时华中地区的日军正和中国军队第九战区斗得难解难分，急需增援。于是顾不上追究，急调第四师团南下增援。大阪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十一军中的一员。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其原因是早在1938年初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当时，中国军队从徐州突围向西“转进”。[萨评：李宗仁司令长官的得意之作，四十万大军巧妙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虽说李长官的战术动作果断利落，毕竟机动能力和已经半机械化的日军无法相比，突围虽然成功，但已经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数量最少一个大队！
因为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士气低落，这支中国军队发现敌军之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向附近的山区逃离。以当时日军的士气和作战习惯，中国军队几乎肯定会遭到追击，而以当时中国军队的状态，一个大败仗恐怕是跑不了的。
奇怪的是，很久也没有发现日军的追兵。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如临大敌地布置了警戒哨，但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
时间紧迫，绕道的话说不定就会被日军合围。中国军队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一路平安。
这支日军部队，就是抽调第三十七联队、第七十联队各一部组成的第四师团南进支队。对于为何没有和中国军队开战，该部队的部队长声称：“没有得到对中国军大部队进行截击的命令。”而这个严格遵守作战纪律的部队，上报情况就略微的慢了一点，等命令到达的时候，中国军队早就没了影子。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这样的说法就流行开来。于是这次第四师团南下，每次参战，中国军队一听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倍增，踊跃突袭逆袭，各部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有力打击下，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确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萨评：的确“不负众望”]。这样的情况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第十一军看看的确是这道理，自此同样是甲等配置的师团，前线出现的番号就总是第三、第十三这样的师团，而第四师团就专心在后方“待机”了。中间出了个军司令官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司令官灰头土脸地回了日本。[萨评：这个司令官，可能说的是阿南惟己。阿南是个死硬派，脑袋一根筋，打到吃了两个原子弹，天皇都要投降了他还准备发动政变和盟军死磕，结果兵败自杀。守长沙的国军是老虎仔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长沙会战中第四师团的表现给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结果就是淀兵团成了“丧门星”，哪个军都不敢要。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长期驻扎上海。[萨评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候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来直辖……]这回中国军队就想打第四师团都够不着，无奈又发生了第四师团人员向中共军的新四军倒卖药品的事情，让大本营十分懊恼。
虽然说第四师团窝囊，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有经验的下级军官多。当时日军前线各师团和中国军队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训练有素的人员。既然第四师团作为整体作战不利，上司便不时抽调其人员补充到其他师团，也算是物尽其用。然而，这些人员的作用可就不好说了。
第一〇六师团本来出身就离大阪不远，所以第四师团的补充官兵来了以后很容易适应，而他们的老乡也不时从第四师团过来探望。一〇六师团的官兵很快就发现他们之间的告别很新鲜。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挨拶）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如果战况较好，就说“武运长久”，如果情况不妙，就说“九段坂见”[萨评：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不过这句“九段坂见”明摆着咒对方挨枪子儿，大有“打死你我也不说”的精神]。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其词却是：“保重贵体”[萨评：原文“御身大切”，也可以翻译作“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让听到的一〇六师团军官们哑然。
还有一部分兵员转到了第六十八师团和第三十四师团，这两个师团在衡阳和芷江打了几场苦战。战斗一开始，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然，也有些人循规蹈矩地投入了战斗。这一段时间的战斗中国军队投入了极大的力量，师团损失很大。芷江一战，从第四师团转来的中队长就战死了四个。负伤的老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至于自己不愿意参战的原因嘛，也有老兵这样解释——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嘛，那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说得豪气干云。
其实说第四师团所出都是窝囊废也不全面。由第四师团预备役官兵组成的独立第十五工兵联队，由横山大佐率领，就在马来半岛立下功勋。伊藤正德《帝国陆军之最后》中，提到这个联队在修复盟军炸毁的桥梁涵洞方面作用极大，“大阪兵无能只是误传，至少以这个联队而言，其献身精神使军部、师团部的高级军官都乘夜前去表达感谢和敬佩，其无我奉公精神极其令人钦佩……”[萨评：看来，这个联队的确干得不坏。不过，说到底，修桥补路这种活儿，和上阵打仗终究还不是一码事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第四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上海。直到1942年4月，才将其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第四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第四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萨评：前方、后方都是这样地对待“大东亚圣战”，可见大阪人的性格还是很有一致的地方。]
对第四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的清楚，所以对于怎样使用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由于第四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日本战败的时候，这个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
第四师团骑兵第四联队的官兵于《我等的南方回想记》一书中描述，“战败的消息传来，我所在的中队正在待机，士官以上的人员都到队部开会，其中‘进入山区战至最后一兵’者有之、‘天皇的诏书不能不奉’者有之。最后，部队本部带来命令，才不得不确定投降了”。这种情况下依然要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战斗精神可谓踊跃坚决。然而，第四师团的复员却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码头上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萨评：有一种说法说第四师团有军官通过贿赂押送的美军，利用复员的军舰运送泰国大米到日本走私出售获得暴利，也大大缓解了大阪在日本“饥饿时代”中的困难]。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南方军部队中战死最少、装备资财保留最完整的部队。负责管理的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为人认真，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其“为人认真，爱好和平”的特点来——第二天就有大批官兵一天时间也不浪费地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战争纪念品了。
第四师团以及其他的大阪部队，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呢？要说关西人不会打仗也没道理，因为同样出身关西的京都宇都宫师团就很能打。原战车小队长福田，即作家司马辽太郎有一个很好的分析。他认为这个原因是大阪地域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普通平民即农民，土地和人身都依附于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尊崇对上级的效忠、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这也是日本军队的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点儿不同，这个地方是随着商业发展起来的，居民多与商业有关。所以对大名掌握的土地并不像农民那样看重，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围绕着税收、捐税等，大阪的平民几百年如一日的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是完全谈不上了。
于是，作为领主的领主，天皇的地位也就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二战中的大阪人毫不否认自己会为“大日本帝国”、为天皇而死，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所以……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命令，大阪人也习惯的要“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于是在第四师团内部有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或许商人的本性，决定了大阪人根本就不适合参军吧。
后面还有一些啰嗦的评价和辩解，限于篇幅，就不翻译了，只有最后一小段说得倒是有几分道理——
“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和事变都不会发生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最后战败的事情了吧……”
中了大彩的中将师团长
有人说抗战中杨成武炮毙阿部规秀属于中了彩，因为一共就打了四发炮弹即击毙一个中将旅团长，近乎神话。朝鲜战争中，美国人几十万发炮弹把山都修成了梯田还拿不下一个三角山高地呢，对比一下，杨总长的效率高得不可思议。其实，八路的炮兵穷惯了，从红军时代就因为炮弹稀缺而绝舍不得浪费，把炮弹当金蛋来用，四炮打一个目标已经非常奢侈了。
按照日军的回忆，杨成武绝非中彩，打阿部规秀的四发炮弹极有章法，第一发测距，第二发打远，第三发打近。阿部的幕僚们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家伙，已经预料到第四发炮弹会很有威胁，只是没想到八路会打得那样准，正砸在日军这一群人脑袋顶上开花。阿部又摆了个站军姿的架势，于是当场来了个大剖腹。伪军将领李守信回忆阿部是个大个子。可能打仗的时候大个子反应总是慢一点儿，您看中国军队的将军“陈矮子”陈诚，内战外战枪林弹雨多少年，就从来没出过这种危险……。
这种不含任何高科技的精确打击武器，神似今天的斩首行动。站在院子里的阿部一命归西，院子的主人，关在屋子里的一家太行农民却毫发无伤。
这户太行农民极不厚道，后来在阿部旅团长归天的地方砌了个鸡窝，据说是要“公鸡叫，母鸡叫，让老鬼子永世不得安生”。
但是，打仗的时候，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抗战中，确实发生过一起与此类似的“中彩”事件，地点在江西德安附近的隘口镇。而且中彩的主儿比阿部规秀身份还要高些，乃是大日本皇军一〇一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伊东政喜是也。
伊东政喜，日本大分县大分郡竹中村人，时年58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毕业，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中的旅顺攻城战并获得战功。此后他进入日本陆大学习，并先后担任近卫炮兵联队联队长、三岛旅团旅团长等职务，1934年晋升中将军衔。七七事变以后，在侵华日军中指挥第一〇一师团，参加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1938年，一〇一师团奉命投入武汉战役，沿庐山山麓西向攻击，意图从星子方向进逼德安，企图包围中国军队第九战区薛岳所部的侧后，切断南浔线。“老虎仔”薛岳敏锐地注意到了日军动向，立即挥军阻击，双方连续展开激战。
1938年10月30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公告，承认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中将在中国江南前线指挥作战时，被中国军队击伤，现在恢复良好云云。10月3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了前线特派员的报道，证实这位“武勋卓著”的中将是在9月28日指挥所部攻打××高地时，遭到中国军队山炮还击而负伤的。当时，一发炮弹在他前方十米山坡的反斜面处爆炸，将其击伤。这位中将重伤倒地，经前线医护急救后，于10月1日送入野战医院。最危险的伤害是这发炮弹的一块弹片从伊东的右侧下颌穿入其头部。说起来伊东相当幸运，因为这块弹片恰好从他的血管和神经之间穿过，没有造成致命伤。但这一炮也着实让这位师团长吃尽苦头，直到报道发表的时候，依然躺在医院中。
伊东所部第一〇一师团，从番号看是100开头的特设师团（征集预备役部队组建的师团）。但它与其他特设师团不同，其人员实际是东京第一师团的预备人员，属于地地道道的关东军老兵，所以战斗力很强，一直被日军作为主力使用。从淞沪战役开始，和中国军队颇打过几次硬仗，死伤惨重。以它的核心部队第一〇一联队而言，三个大队长中，第一大队长高见顺三郎、第二大队长卯野谍二郎先后战死，第三大队长川崎秀一负伤。第一任联队长加纳治雄在上海阵亡后，第二任联队长饭塚国五郎也在庐山被击毙。战况之激烈，可见一斑。
说起来，饭塚和加纳最后都授予了少将军衔，打完了少将打中将不是很正常吗，怎么伊东负伤还叫做中彩呢？
实在是因为他挨的这一炮太离奇了。
当时在隘口和伊东师团对战的，是中国军队第二十五军的两个师，论装备和训练本来不是一〇一师团的对手，但中国军队巧妙地利用了当地庐山山地的险峻地形，以逸待劳，将日军死死挡在德安外围，使它苦战十几天无法取得进展。双方堪称棋逢对手。
以儒将著称的伊东，碰上了怎样一个对手呢？
伊东此战的对手，中国陆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敬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从履历看，王敬久是江苏人，学生出身，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毕业生，指挥德械师，深受蒋介石的信任，是早早封侯拜相的年轻将领。这个履历很容易让人产生“公瑾当年”的感慨，当时也真有多位小姐对其憧憬万分，专门赶去要嫁的事情。而不幸这位王将军实际是个地地道道的“粗胚”，生得五孔朝天、其貌不扬不说，还举止粗俗、满口脏话、毫无礼貌，吃饭喜欢蹲在地上吃，开会喜欢蹲在椅子上开。几位要嫁的小姐看到这位将军要么一见面就花容失色，宁可进戴笠的集中营也不嫁，要么嫁了以后大喊退票，落荒而逃。连他的部下也以军容不整著称，比如他手下最得意的冷欣师长，就以在日本投降仪式上大挖鼻孔而上了新闻。
要说对上这样的对手，儒将伊东肯定心里觉得窝囊。
然而，就这两个“粗胚”，却偏偏颇会打仗。八一三上海战事起，率八十七师直捣日租界的，就是王敬久。这一次，1938年8月20日，一〇一师团开始进攻，冷欣一个师在星子和伊东恶斗了七天七夜，直到工事全毁才撤退到隘口二线阵地。
而这个隘口，王敬久亲自坐镇，伊东政喜一打就是一个月，第一〇一师团伤亡惨重，硬是拿不下来。
所以，焦急的伊东才会上前线亲自观察中国军队的布防，试图找出破绽。
不过，伊东是个很谨慎的将领——儒将嘛，所以，他并没有直奔一线阵地，而是选择了阵地侧方的一个高地，来观察双方的战斗情况。当时双方正在进行激烈的炮战，这里应该是一个安全的所在。
然而，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他们刚开始观察，就飞过来了一个炮弹。
报告文学《血染长江之战》里面曾经这样描写伊东的负伤——中国炮兵可能是打得太好了，也可能是打得太孬了。要是这一炮是对着伊东打的，那就打得太准了，正在他头顶开花，要是这一炮是对着日军阵地打的，那就打得太孬了——方向都不对了，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从当时中国军队的记载来看，并没有发现伊东一伙“观察员”的光临。那么，答案只能是第二个了，只能说粗胚王敬久手下的糙炮兵开炮跟中国足球队射门似的……
您说，这伊东政喜是不是中了大彩？
对伊东政喜本人来说，这一次虽然受了些痛苦，还算有惊无险，他最终养好了伤，继续率领第一〇一师团，担任镇守南昌的任务。倒霉的是，这位伤刚好的将军，上任就碰上了中国军队反攻南昌之战——这是抗战前期中国军队极少的几次大规模反攻，伊东又一次中了大彩。这一次第一〇一师团被打成了残废，不久就在日军的整军中被取消了番号。
而击伤伊东这个大彩，对于第九战区来说，却另有重要意义。因为伊东负伤，群龙无首，第一〇一师团在隘口的攻击整个停顿下来。9月，薛岳调集李汉魂、叶肇等部开始反攻，日军转入守势。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看到指望一〇一师团突破已经无望，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改派第一〇六师团松浦淳六郎所部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穿插作战，试图从中国军队布防的一个缝隙奇袭德安，结果在万家岭陷入中国军队的重围。此战，第一〇六师团几乎被中国军队全部歼灭，仅一千余人得以逃脱，史称万家岭大捷。
看来，伊东中的这一炮，还可以称作万家岭大捷的序曲呢，的确意义非凡。
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中国兵的对话
这份资料，是在帮一位朋友查阿部规秀的相关资料时看到的，是日本老兵回忆文集中的一篇。
那一次，发现这个被杨成武炮毙于黄土岭的日军中将原来在日本政坛也是个极不安分的家伙。二二六事变里面就有这位阿部规秀大佐的身影。
不过，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一些侵华日军的回忆文章，随手一翻，看到下面的一段，一个叫做斋藤的日军士兵记录他在前线和一个中国兵的对话回忆。
抗战当时普通的中国士兵
当时中国军队的臂章
记得有文章写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军和德军士兵在堑壕中互相谈话的轶事。然而，我仍然难以想象在那场战争中，中日两国的军人会有类似的交流。
直到，我看完这段对话。
那么，就翻译一下吧。
日军士兵斋藤在修水前线作战。战斗间歇，他到一条小河边用汽油桶洗水果，不小心汽油桶被水冲走了。日本兵跟在后面追，却发现汽油桶漂向了对岸。
这时，他发现对岸有个正在洗澡的中国兵，双方都大吃一惊。
因为都没有带枪，双方谁也没有办法射击。那中国兵慢慢站起身来，拾起那个汽油桶，取出一个水果吃了一口，向后面的树林退去。
这日本兵鬼使神差地用日语问了一句：“好吃吗？”
没想到这个中国兵居然用日语回话道：“谢谢。”
看来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兵，而是个下级军官或者士官。出于好奇，这个日本兵继续好奇地问：“你们过得怎么样？发的钱多吗？”
那个中国兵站住脚步，耸耸肩说：“好几个月没有发到饷了。”大概是觉得这个日本兵挺有趣，又补充道：“日子不好过啊，有督战队，不好好打仗可能被自己人打死哦。”沉默了一下，又说道：
“那样我就看不到夺回台湾，看不到占领大阪，也看不到占领东京了，多遗憾。”
说完，带着汽油桶慢慢走向树林中去了。
“这是个广东兵，看起来很瘦。”斋藤在回忆的最后说。
不吃猪肉的日本兵
说起日本鬼子来感觉总是老松井那样狡猾的，或者是毛驴鬼子那样凶狠的。其实日本兵也不是铁板一块，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两天看日本兵的回忆，看到一个叫桥本的老鬼子写的文章，觉得应该翻译过来给大家看看。
这桥本，是一个不吃猪肉的日本兵。
这不是毛病吗？
桥本的毛病是这样落下的。
1940年，作为帝国陆军一等兵的桥本，结束了在国内的训练，被分配到中国派遣军，在距离北京200公里的石家庄附近的据点驻防。
这个地方，虽然据点附近的村庄被日军控制着，但是中国军的游击队，经常在周围活动，据说单独行动的日本兵给剁成一块一块的事情也有发生。
可是，桥本是个新兵，对这种事情没有概念，所以最初并不紧张。
日本军队，如同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军队，要求驻军就地解决给养问题。当然，书面上还要说明：“尽量现金购买”一类的字样。实际上侵华日军根本不理会这种官样文章。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对日军抱有相当的敌意，日本兵一进村，村民们就逃得一干二净，找不到愿意帮他们筹集给养的人。不过，日军根本就没打算买，田里没有收走的麦子蔬菜，圈里没有带走的鸡猪，拿走就是给养。
也是，把猪四腿一绑，抬了就走可比和老乡磨牙省事多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绑猪这种活计，从乡村出来的士兵当然不算回事，放到城市兵手里，也一样出笑话。
桥本，就是这么个城市兵。
刚到驻地没两天，队长命令一等兵桥本和两个上等兵出去搞当天的给养。这三个日本兵，就奔了日军控制下的附近村庄。
村子就在炮楼底下，安全是没得说。但是一见日军的影子，老百姓又跑得一个不剩了。
“正好，见什么就自己动手啦。”那两个老兵熟门熟路，满不在乎，“看呐，猪，那里好大的一头猪哦！托福啊，哼，哼，今天晚上有烤猪肉吃啦！”
“桥本，你，去把那个猪抓过来！”
“是，是！”
嘴上答应着，这桥本心里一个劲儿地犯嘀咕。原来他生在城里，长在城里，从来也没有摸过猪，更别说逮了！没办法，军令如山，桥本咬着牙跳进了猪圈，接下来就是一场搏斗，出了一身大汗终于用绳子把猪脖子捆上了——看到这儿笔者颇为奇怪，那猪有脖子吗？这个捆法，显然是够外行的啊。
“走，快走！”
一头大汗的桥本拉着绳子，给猪下命令。
大概那猪也想得明白——我跟你走？那到地方不就是要我的命吗？！所以这畜牲横拉竖拽，就是不挪窝，猪屁股往下坐，跟这小鬼子耗上了。
“嗨，桥本，你小子连一头猪都收拾不了吗？”两个老兵在一边说风凉话，“算啦，帮你小子一把，就在这儿杀了带回去吧。”
老兵上来把猪的前后脚都按住了。
“嘿，桥本，拿刺刀，往心脏上捅！”
“啊？刺刀往心脏……上捅？”
“八嘎，快动手啊，屠宰场不是每天都这么干吗？你小子今天晚上不想吃烤肉了？”
“想，想啊，好长时间没吃到肉啦……”
“那还啰嗦什么？这么点儿事都办不了，你还能干什么？!”
话说到这个份上，桥本可就没法说“不”字了，他硬着头皮抽出了刺刀。
“喂，快一点儿，就按着猪腿也不容易呢，这家伙劲儿挺大，要跑呢。”为了按住猪，两个老兵都伏下了，用身子压着猪不让它乱动。
桥本来了一个深呼吸，然后一闭眼……
“呀! !!!!”
一刀向猪刺去！他瞄的是心窝——实际呢，猪正好一挣扎，刺中的是猪屁股！
这一刀刺的好深啊，桥本觉得自己的手都刺进去了。
只听那猪一声狂嗥——嗷！！！！！猛地一挣。
两个老兵再也按不住，手一软，那猪带着刺刀蹦起来，把桥本拱了个仰面朝天。
“哎，哎，站住！”
桥本和两个老兵连滚带爬地开始追赶。问题是猪有四条腿，鬼子呢？只有两条，显然是猪要灵活些。另外，猪很明白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股拚命的劲头上来，三个鬼子硬是抓它不住。只见它在院子里一阵乱跑，等鬼子起来取枪，它早已经一跃窜出了矮墙，逃进一人高的庄稼地里去了。这下子，傻子也知道想抓住它要费老力气了。
“浑蛋，这下子只能让它跑了啊。”
“八嘎，就这样逃了啊，今天的副食只能是田里的蔬菜了吧。”老兵虽然沮丧，桥本的麻烦可大了，“前辈，不要开玩笑啊，这头猪，这头猪，它把我的刺刀带走了啊！这，我怎么回中队啊？”
刺刀，和步枪一样，也是皇军的武器啊，居然让猪给夺去了！假如是和敌军拼死奋战，把刺刀拼掉也还罢了，居然是让一头猪给抢了逃了，中队会怎么看？这不是军人的耻辱吗？要是这样，送上军事法庭当作典型枪毙也不是不可能啊。
“啊，这怎么办啊，前辈，这样子我怎么回去啊。”桥本不禁哭出声来。
两个老兵和一般日本的长官还不一样，都挺善良的。
“好啦，桥本，这样吧，我们到别的村子找给养去，你就不要去了，专心去找那头猪，我们回到中队，会给你多上些芝麻的（日语说好话的意思）。”
“那头猪肯定也负了重伤，不会跑远的，大概就死在附近了。刺刀可一定要找回来啊。”
两个老兵安慰了一番，继续执行任务去了，桥本和他们告别，独自去找猪。
可是，村落的每个角落差不多都找遍了，那头猪的影子就是见不到。
“跑到哪儿去了啊！？ ”
桥本自画像
天色渐渐晚了，周围也暗了下来。
“不管怎样，晚点名的时候总要回去吧，真倒霉啊。”
桥本急得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他听到旁边农家有人用半生不熟的日语说话了：“长官，太君。”
桥本回过头去，看见一个岁数挺大的农民，旁边正有一头杀好的肥猪。他知道这一带日本军队占领了几年，当地居民能说几句日语的不少，倒也不奇怪。
“咦，这不会是我们跑的那头吧？”桥本觉得心都怦怦直跳了。
“太君，这个猪，你的？（生硬的日语）”
“是啊，是我这里跑掉的啊！”桥本看到猪屁股上长长的一道伤口。
“噢，我看到，就抓来杀好了，太君要的话，十块钱就拿去吧。（生硬的日语）”
“好的，但是猪身上的刺刀，你也还来！”
“你说什么？（中国话）”
看来这老农的日语听不懂这个，桥本就手舞足蹈的表演起来。老农看懂了，点点头，对桥本说：“你的刀，我没有。（生硬的日语）”
“没，没有？八嘎……”
“在老张那里，他拿去了，我们去要回来？（生硬的日语）”
“好的，走吧。”桥本焦急地催着老农，跟在他屁股后面走。老农穿过村落，继续往前走。
“还要走啊，这是去哪里？”看看离开了据点控制的范围，桥本有点儿不安。
老农不说话，作个手势，意思是：“就在前面。”
现在，连田地也走过了，前面出现了一片树林。桥本更觉得不安了，问道：“喂，你这是去哪里啊？”
老农还是没有回答，反而“啪，啪”地打了两下响指。
树林深处，突然蹿出来四五个持枪的便衣！不等桥本反抗或者逃跑，就把这堂堂的大日本皇军缴械了。
这些人簇拥着魂飞魄散的桥本，穿过树林，进入一条山谷。不知道走了多久，林间谷底出现了一些洞穴（窑洞－笔者按）。原来，这里就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总部了。桥本被带到了游击队长的面前，队长是个目光锐利的胖子，大家都叫他——老张。在老张的桌子上，搞笑地扔着桥本那把刺刀。
“这个，是你的刀？”张队长问。
“……”桥本一言不发，虽然曾经折在一头猪手里，帝国武士的尊严，还是要坚守的嘛。
“你的姓名？”
“桥本一等兵，别的，哼，我什么也不会说！”
张队长笑眯眯地看着桥本，他的日语相当流利：“谁问你啦？不用你说，也知道你是xx步兵部队的对吗？你们的中队一共320人，中队长皆川大尉，小队长楠少尉，对吗？”
“……”
桥本都被他搞糊涂了，好像游击队比他还了解据点的情况，他简直不晓得这个胖子还不知道些什么了。
“好啦，桥本君，不管怎么说，我们见面也是缘分啊，怎么样，和我们一起工作吧？”
“……”这个进展好像太快了。
“想回去？也不是不可能啊，别着急，不是要你马上回答，这样吧，给你一两天，好好考虑一下吧。”
警卫员把桥本带了下去，一边有几个窑洞，桥本就被关在其中一个里面。
第二天，张队长来看他了。
“桥本君，恐怕你没法回自己的部队啦。我的部下来报告，你们的宪兵正在抓你。昨天你没有归队，他们已经把你按开小差处理，正在搜捕你呢。假如让他们抓到，恐怕马上就作为‘前线逃亡罪’就地处决啊。”
桥本一等兵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宪兵在搜查我？我逃兵？！这帮混蛋啊！”
想想日军军纪的确如此，并不是老张危言耸听。既然回不去了，桥本只好接受了命运，和八路军一起行动了。
几天以后，张队长他们就匆忙转移。游击队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过长的时间。桥本惊讶地看到张手下的30名战士都拿着日式三八大盖。不久，他们又经历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因为桥本被留在后面，没有机会看到交战的场面。
又过了几天，正在桥本感觉和他们处得越来越融洽的时候，张队长突然对他说：“你要做好准备，和我们一起拿起枪来战斗哦。这边的对手不是日本军。”
桥本又被搞糊涂了。
这天，部队刚刚宿营，忽然——
“敌人，敌人来袭击啦！”岗哨忽然发出叫声。太晚了，敌人的机枪已经扫射过来，很多游击队员被打倒，其余的纷纷撤了下去。桥本和四五个游击队员来不及转移，被俘虏了。
来袭击的，原来是国民党的游击队。这样，共产党军的俘虏桥本又成了国民党军的俘虏。
发现桥本是日本人，国民党的游击队大吃一惊又如获至宝，居然把他上送到了成都。在那儿，桥本被关进了收容所，一直到抗战结束。
等释放战俘的时候，桥本就又加入了中国军队，从他的自画像上，可以看出他加入的是哪一方。
桥本自己总结道：“当了八路军的俘虏，又当了国民党的俘虏，日本兵里有我这样经历的大概绝无仅有了。都因为那头该死的猪啊。至今，我看到猪就心虚，从此，再也吃不下猪肉了。”
这，就是不吃猪肉的日本兵——桥本的回忆。
日本兵与中国便衣
这张漫画看来颇为有趣，它并不是中国人的作品，而是日本作家向政春所著纪实文学《中日战争中的奇怪事情》的插图。画面中的三个人表情古怪，若不对其背景加以说明很容易让人产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原来，这画面表现的是一个真实的情景。其中的日本兵，就是向政春在成都日军战俘营结识的日军俘虏谷田，而那两个便衣打扮的，则是中国方面派出的便衣侦察员。向政春是战后到成都的，那时谷田还滞留在那里，等待忙于内战中的中国政府官员想起来送他回国。
日本兵与中国便衣——《中日战争中的奇怪事情》原书漫画
谷田怎么会对两个便衣打扮的侦察员说对不起呢？事情要从他的被俘说起。
那还是在1938年，谷田是日军第十四师团的一名曹长。兰封会战之后，中国军队面临被日军拦腰斩断的危险，被迫挖开黄河大堤，造成了大面积的黄泛区。此事阻止了日军南下，造成数百万灾民，功过众说纷纭暂且不表。话说这两名中国军队的侦察员，或者说便衣，是中方派出来侦察日军动向的，撑着一条小船，随滚滚黄水而下，看到水中浮来一具身着军装的尸体。两个侦察员一时心动，就把这“尸体”打捞了上来，却发现他居然还有一口气。他，就是这位谷田曹长了。黄河决堤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黄水冲散，谷田抓着块卡车车帮漂了很久，终于失去知觉，要不是被这俩便衣捞上来，必死无疑。
捞上来是捞上来，等发现是个鬼子，两位便衣的意见可就不大一致了。老二说咱们还有任务，扔下去算了，往东漂，哪儿来哪儿去吧；老大说算了，好歹是条性命，救活了他说不定还能问出点儿情报来。争论之后终于老大占了上风，一阵人工呼吸把谷田救活，当然醒了以后也就告诉他你是我们的俘虏了。对此谷田也未表异议。
日军在黄泛区行进艰难
那时候的日本兵不都是武士道吗？谷田怎么这么老实？
武士道之类的精神都是关键时刻一口浊气顶着以死相拼的，这谷田在水里泡了这么久，应该算死过一回，那口气早就散了。让他还阳后再死一回，武士道可是没有教过。二战中，美军也发现日军士兵往往重伤之下也不肯投降，宁愿自杀。但一旦被俘，就会竹筒倒豆子一般痛快，曾有日本战俘这样解释：“既然做不了完美的士兵，我就做个完美的俘虏吧。”自杀的多半救下来就不再重蹈覆辙，原因就是死过一次的人对生命更为珍惜的缘故。这道理是一样的。
如此本来挺好，俩便衣带谷田回家，审问情报，立功受奖。
不料天下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眼看大功到手，小船恰好飘到了一片浅滩。只见周围忽然一阵混乱，接着芦苇丛中伸出无数枪口……
原来，两个便衣队误闯了三十九军公秉藩部的防地，不由分说就被缴了械。
两个人出来执行任务，所以都没带证件，只能一个劲儿地喊误会，可是没人理他们——你船上还有一个鬼子，你不是汉奸谁信啊。
不一会儿上头传下话来，说日本兵逼得紧，不用审了直接崩了吧。谷田也受过中文训练，听了这话魂飞魄散。还好俘虏他们的大胡子队长很仗义，说别，别崩。来——把这鬼子和俩汉奸关起来，找把刀来明天早上出发前砍头祭旗。哦，敢情这位是绿林出身的，讲究个吉利！
三个人口喊冤枉被关了起来。小黑屋里，两个便衣互相埋怨直到开骂。总的来说，是老二发飙，责骂老大不该救这个鬼子，直接扔水里哪有现在的麻烦？
老大说：“靠，我也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丧门星啊！”
谷田呢？
只好不断地鞠躬，不断地重复“对不起”……
幸运的是，那时候抓一个日本俘虏不容易，第二天到底来了个人审问，终于弄明白了三个人的身份。
弄明白以后，公秉藩的部下对两个便衣道歉，礼送出境。两个便衣还不服，说那我们抓的那个日本俘虏还给我们。人家说谁？这个嘛，这个可是我们战场上抓的啊，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中国军队优待日军俘虏的宣传标语
俩便衣里头的老二气得蹦高，指着谷田的鼻子叫：“你，你小子说，是谁抓的你？你小子要讲良心！”
谷田看看这边黑洞洞的枪口，琢磨了半天，终于想明白了，冲着老大、老二又是一鞠躬——“对不起”。
……
谷田最终被送往后方的日军战俘营，就这样到了成都，并且在那里度过了战争岁月。
写到这里，向政春提到，当时谷田还挺想念两个便衣的，不讲良心是迫不得已，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平安度过了战争，如果有机会见到，他还是要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土八路”的神秘武器
在描写八路军骑兵部队战史的文学作品《冀鲁豫的“哥萨克”》中，“胜利前夜”一节，对于“地雷战”，作者有如下一段描述：
需要说明的是，那些以为地雷炸死不少老百姓的说法，多半是受了电影电视的误导。其实，抗战时的民兵地雷，原本没有多大杀伤力，能不能炸死人都难说。
民兵使用的地雷，厉害的有两种：一种装填黄色炸药，这是兵工厂生产的，每个村只发几个。如果打了胜仗，立了功也能再奖励几个，总之十分难得；另一种是特大号地雷，可这玩意不仅成本高，而且容器不好找，还不容易伪装，所以用的也不多。
最常见的是装黑火药的“铁西瓜”，实际上就是个大鞭炮，主要靠混在爆炸物里的铁片、石子伤人，嘣得好能打中要害，嘣得不好也就是个烧伤。因此，在真正的地雷战里，那种“地雷一响，鬼子就飞到天上”的场面其实不多。更常见的是——“轰”的一声，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看完最后一段形容的鬼子形象，忍俊不禁。
这段描写毫不夸张，当年我家一个老乡孙光瑞，抗战中在河北参加地雷战的时候，就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孙光瑞是和我老家一个村子的人，是在刘家窑村自戗殉国的晋梦奇司令的战友，也是当地抗战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在河北司法系统工作，最后职务为河北高检院长。老人今年依然在世，已经97岁了。他在70年代来北京开会还到过我家，当时对晋梦奇的牺牲依然很痛惜，说晋若不死，会比他的职务还高，因为晋的“文化水平高，政策水平高”。
河北的八路军组织抗战，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地雷威力不够，炸不死日军。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进装药，这活计上级就交给了孙光瑞——谁叫他原来是学纺织的呢，说起来这一行多少和化学有关系。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活计不由你推托，八路里面文化人少啊。可是效果如何，那实在不好说。孙光瑞是个武书生，夜黑风高，杀敌放火是他的本色，要他回到书本上搞学问那可费劲了。更要命的是，威力不够指的是民兵使用的黑火药地雷，当地鞭炮手艺人的功夫。就算他能想出新的配方他们学起来也难——有几个民兵能分得清硝和苯是什么玩艺儿？
但是，孙光瑞还真是有办法，他的学问如何不知道，脑子是绝对的聪明。
于是，老孙就带着几个手下进邯郸城了，出来的时候让弟兄们先走，自己还玩了一把个人英雄主义的亮相——放倒哨兵，匹马出城。伪《华北日报》称孙光瑞为“匪徒”，说“匪徒鸣枪过市，一城皆惊”。
不过孙光瑞进城可不是为了亮相，出来以后他就把这次进城所获分成大小口袋，交给了各村的民兵，让他们掺到地雷的火药里面去。
从此，邯郸的鬼子苦日子就来了。
出城扫荡踩上地雷，威力依然是“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但是，这之后事情可就不一样了。伤，是不重，但受伤的地方很快不是大面积溃烂，就是奇痒难熬，发黑、坏死、红线穿心不一而足。不但军医束手无策，而且伤员极为痛苦，竟有日军用刺刀给自己截肢的事情发生。
日本方面百般研究，始终弄不清八路的地雷里放了什么。敌伪方面纷纷传言八路的地雷现在是“神秘武器”，伪军称为“一粘死”。
放的什么？
其实一点儿也不神秘。
俺们河北有个传统，最富的商家，不是骡马行，不是织机场，而是大生药铺子，西门庆、卢俊义，就都是俺们老乡。孙光瑞好端端地不琢磨科学，就琢磨上了这生药铺子。
原来，此人年少的时候好读杂书，知道宋史里有一段，说唐家（是不是西川唐家待考）给皇帝献过“毒火球”，就是古代火药武器里面掺杂毒药的武器。于是他灵机一动，这东西现在不也一样能用嘛，玩起了抗日版的“霹雳堂主”。他进城，就是奔了几个大生药铺，一番工作之后，自愿不自愿的“西门庆”们都乖乖地把铺子打开了任八爷挑选——反正又不是红伤药，“太君”对什么狼毒、巴豆的也不管制。
于是，八路的地雷里就加了这些“佐料”。而且，这些药一旦发现有效，也不一定需要从城里买，发动群众去釆，乡下的草郎中分辨几味药材可不是难事。
问题是，日本军医上哪儿知道狼毒、巴豆、砒霜和火药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该用什么对症药呢？
当然地雷不长眼，不但是炸日本人，也炸中国人。不久，就有一个给日军做翻译的被地雷给炸了，尽管日本军医尽力诊治，依然两条腿很快就开始烂，每日哀号不已，要死要活。
这个翻译官是本地人，其家人辗转托人找到了八路敌工部，求八路老爷给“解药”，并且表示，如果治好，一定弃暗投明，暗中为八路做事，违者天诛地灭。
敌工部斟酌之后，认为是个好机会，难得能在日军心脏里面按一颗钉子，就来找孙光瑞商量。
孙光瑞听了以后，翻着眼皮想了想，说你去问问吧，他挨的雷要是八月十五以前埋的，我还有办法，要是八月十五以后埋的，那就……
敢情民兵被孙光瑞的创举调动了积极性，也开阔了思路，有民兵在地雷里加入了晒干的人畜粪便，结果发现效果奇好。从八月十五以后，这种东西就成了当地地雷的标准装药。要是原来的“中药地雷”，孙光瑞还可以说出个子午寅卯，中医还有办法，加上这个东西，就是八路自己，也爱莫能助了。
一问，不幸，八月十五以后的雷……
敌工部只好把这条线掐了。
这翻译官不久死去。
后来听说是翻译官在伪军中的把兄弟看他太痛苦，做善事给了他一枪。
忽然想到，土八路这种“神秘武器”，要在今天，该算是“化学武器”加“生物武器”了吧？
从日本老兵的作文到鬼护士
在日本，妻工作之余兼做本市中文教室的教师，或许因为最近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引人注目，她的学生从正在上中学的年轻人到退休老者都有。
其中，有一个叫做重信的老者年轻时在日军中当过工兵（重信本人是中国军队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的目击者，他的经历，我曾在《梦里关山走遍》一文中提到）。为了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妻每个月安排他们写一篇作文。这个月，重信交来的作文里面有下面这一段。虽然文理颇有问题，但依然可以看到渗透其间的一点历史沧桑。
所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内里究竟如何，从文中或可窥伺一斑了。
我没有修改重信的作文，保持其原汁原味，毕竟，那个时代的人和事，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越来越难以追溯了。
从小学生自尽引起的回忆
重信XX
最近报纸上年轻人自杀大为热闹报道。
那个小孩子考虑考虑而选死，为什么？我越想越糊涂了。
听到自杀我想起来了，在“北支战线”日军·满洲国军对八路军战斗的时候比我一期先辈XX少尉的自杀。
他在某战斗负伤不省人事了。敌兵发现被他救出照顾了。其后他痊愈了。敌兵把他送回了我们那儿。从那时他的苦恼继续了。而且这件事传到了全军他的同期生也听到了。两三天以后，数个同期生到他那儿。跟他谈论将来，最后传达了。你应该选死吧。
明天他用手枪自杀了。那时候他21岁。
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60年，读来，依然感到当时那种压抑的气氛。
看完这段简短的文字，我想起了日前在日本老兵通讯上看到的另一篇文章，名字叫做《鬼护士钟碧莲》。这篇文章也被选入日本出版的《日中战争中的奇怪事情》一书，编者还增加了一幅插图。
文章的作者是一个日本老兵渡边纯一。渡边是在襄阳战役中被俘的日本士官，被38师俘虏后送到成都的俘虏营关押。
因为渡边被俘时负伤，他在俘虏营医院接受治疗。负责照顾日本伤兵的护士长名叫钟碧莲。因为她年龄大，长相凶，态度粗暴傲慢，日本兵都比较怕她，私下叫她“鬼护士”。这位“鬼护士”不但对日本俘虏兵凶，在医院里也是强横人物，从军医到院长，无人敢撄其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钟碧莲自称是“照顾过宋美龄女士”的。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宋美龄前往前线慰问官兵，座车被日军轰炸机发现遭到袭击翻车，宋美龄负重伤。在野战医院对宋美龄进行第一救护的就是这位钟护士，为挽救宋女士的生命作出了很大努力。为此，宋美龄痊愈后特别给她写来了感谢状。当这位护士调到此处的医院时，曾有军医冒犯她，“鬼护士”拿出了这张感谢状，把军医吓得魂飞魄散，从此没有人敢和她较量。
原书插图
渡边形容的钟护士的“感谢状”看来比日本水户黄门的印笼护身符还要厉害。
但是渡边说“鬼护士”也有人情一面。有一次她曾经和渡边谈天（渡边懂中文），说有件事情你回国能否帮我查一下。
渡边当然表示愿意。
钟碧莲拿出一张穿日军看护妇服装的年轻女子照片，请他帮忙查一个叫做桥本孝子（《鬼护士钟碧莲》原文中有“佐藤信子”说法，后纠正，似是这个护士被俘时报的假名）的护士的下落。
原来，这个桥本孝子是日军的护士，在徐州会战中被俘，被俘的时候非常害怕。俘虏她的士兵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好，就把她交给了长官。而当时中国军队的长官也不懂日语，就请钟护士长帮忙。无奈，钟护士长懂得英语，但不懂日语。桥本也只能用汉字写下自己的名字、身份。最初，桥本很有敌意，但经过钟护士长的悉心照顾，慢慢的敌意缓解了，两人虽然语言不通，但经常用笔来对谈。
野战之中，很难找到上级和能够审问的部门，复杂的审问无法进行。因为她长得很小，怕得要命，看上去可怜，钟护士长发现后，就劝说长官将她放回去——她是护士，又不是士兵。
长官答应了。
可是，放她回去的时候，桥本依然怕得要命，抱住钟护士长不撒手，哭了很久并且说了很多话。可惜钟护士长不明白，只能反复安慰她是送她回自己人那里。好像桥本怎么也不能理解，依然十分害怕。她用笔写道：“我不回去”。表情十分哀伤。
最终，中国军队将她送到两军战线靠近中方一侧，交给了日军方面。
钟护士长说：“渡边你若回去，替我找找她，问候一下这个小孩子。”
渡边当时哑然，但是无法说——他知道桥本害怕的真正原因。钟碧莲不知道日本军队的传统，桥本孝子真正害怕的，正是被送回去啊——日本军队不接受俘虏的概念，即便是看护妇，回去，不自杀，也会被人逼迫自杀的。
回国后，尽管努力寻找，渡边也没有找到桥本孝子的下落。
死在万家岭的日军大尉
关于万家岭会战，在日本发现了一些有关资料，显示万家岭之战日军有可能动用了空降部队。
在关西认识一个叫重信崇义的老日本兵（原伊丹小学校校长）。他参军晚，且作战主要在华北，没参加过万家岭作战，但是他的哥哥死在万家岭。
重信崇义的哥哥叫重信直人，当时是日军第六师团通信参谋，陆军大尉军衔，1937年随军到上海作战，1938年10月在万家岭战死。万家岭会战，日军笼统称为“武汉攻略作战”。
我听他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感觉可能重信崇义记错了番号，因为第六师团好像没有参加万家岭战役。万家岭战役被歼灭的是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属于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而第六师团当时是在江北作战，属于第二军序列。
重信说没有错，他哥哥的确是第六师团，在江北的，在进攻梅川镇的时候负伤了，送到九江治疗。这一仗中日双方反复争夺，打得十分激烈。重信直人负伤是很奇怪的。他当时在联队的指挥部处理电文，离中国军队相当远，有四五公里，突然一个子弹从天而降，打穿帐篷，正打在他的右边眉毛部位。
估计是哪个中国兵朝天放了一枪，子弹呈抛物线飞到日军后方，就中了彩。我在军训的时候知道解放军的冲锋枪朝天一枪45度角飞到3000米外还有杀伤力（当地部队一枪飞过靶标后面的山体，落到3000米外桥上打倒了一个老农）。国民党军中正式步枪装药比冲锋枪多，打到这么远也不奇怪。
不过因为距离太远，杀伤力不大，所以这个大尉没有被打死，只是眉骨破裂，负了伤，他当时也没离开前线。但此时正是秋天，还很炎热，几天以后伤口发炎，眼睛都睁不开了，只好送到九江就医。
重信大尉到九江以后因为治疗及时，伤口痊愈。他和另外一些负伤军官准备归队的时候，已经上了卡车，忽然接到宪兵来通知——他们不归队了，直接紧急投入江南万家岭方向增援第一〇六师团。这个师团是“特设”，也就是预备役师团，战斗力比较弱，此时正面临“全灭”的悲惨处境。
从其他部队“拦截”负伤归队军官参战，可见日军兵力之捉襟见肘和形势的严峻。
后来……后来这个大尉就给打死在万家岭了。
前面他负伤的内容是家信中写的，到万家岭他的死则是战后重信的战友去他家访问才知道的。
他的战友讲，重信直人并不是被中国人打死的，他根本就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跳伞之后，因为没有受过充分的跳伞训练，这个大尉落到了一个池塘里，又被绳子缠住，活活淹死了。
他的这个战友也是第六师团的，同时投入万家岭作战，战斗中被中国军队的子弹把半嘴牙打碎了。
对这段叙述，我感到有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日军是否在万家岭投入了伞兵部队？根据日军记载，日军正式的伞兵作战是从珍珠港事变后，夺取荷印油田开始的。那么，万家岭作战中，日军是不是赶鸭子上架，抓了一批官兵就跳伞了呢？日军当时运输机并不多，这样的跳伞增援杯水车薪，对一〇六师团会有多大的效果呢？用装甲部队增援是不是效率更高？
日军登机空降
经过对当时史料的研读，这次作战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日军在万家岭空投的并非伞兵部队，而是军官。由于日军在万家岭一战中，连队级的军官伤亡过大，导致指挥不畅。加之万家岭日军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因此只能用空投的办法来对损失的军官加以补充。日军的运输机数量虽少，但是用来空投军官应该是足够的。军官毕竟不是士兵，需要很大一个数量。日军空投的虽然是军事素质很高的军官。但是他们并没有经过系统正规的空降作战训练，是外行。因此，像上文所说被淹死的情况出现就不奇怪了。
日军伞兵
日军空降作战水平低劣，在夺取荷印油田的初战中即损失惨重。日军正规空降兵部队的空降作战水准尚且如此低下，就更不要说万家岭一战中被空投的日军军官了。实际上，很多军官被直接空投到了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最后真正对一〇六师团起到增援作用的，保守估计也是不会过半。日军空降军官是为了补充损失的军官，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〇六师团的位置，行使自己的指挥权。这些军官当然不会像空降兵一样直接对中国军队进行打击。
至于为何空降而不使用装甲部队增援。我推测的原因，万家岭是山地，地名有个岭字嘛。而众所周知的，装甲部队在山区可是吃不开的。
无论如何，这支临时的“伞兵部队”，在抗战史上，还是日军釆用空降作战的第一次。
复我故乡 ——抗战传奇英雄口述的收复平乡之战
在写关于抗战的文章时，提到在抗战期间家乡河北的传奇英雄孙光瑞老。孙老即我在《梦里燕赵》（《特区文学》2002年12期）中所写张子龙的原型，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和他的战友们始终留在河北故乡的土地上拼死抵抗，直到日寇投降的日子。我在文中讲到已经有十年不闻孙老的音讯。日前因为这个契机，孙老的后人孙兰波先生和我取得了联系。从来信中，我得知孙老虽然年已97岁，并且在90年代后做了几次手术，但依然康健，记忆力很好。在来信中，孙先生提到了他的近况，并且请孙老谈了一些真实的敌后抗战。孙老所提收复平乡县城之战，就发生在我的故乡。
孙光瑞老（1995年）
以下为孙先生来信中关于抗战的部分，未加任何删改。
我将您那篇著名的“土八路神秘武器”文章给父亲看，他拿去看了半天后很淡定地对我说：“那是一些小事情，那个年代打鬼子什么法子都用上了。”
我经常在军事网站上浏览，网站上经常有人对共产党、八路军尤其是对八路军的非正规武装所谓的“土八路”在抗战中的作用提出疑问，诸如游而不击，与国民党正面战场比其作用微乎其微等，甚至还有带有诬蔑、丑化性言论。您的这篇文章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它使人们了解到在抗日战争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军在敌后是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地与日本鬼子进行殊死的斗争，并最终赢得胜利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所处的情况不同，如国民党拥有数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和日军作战，粉碎了日军占领全中国的企图，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和贡献；共产党八路军力量弱小，但在敌后也进行了顽强的人民战争，牢牢地将日军主力牵制在华北不使其南下，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他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谁的贡献多谁的牺牲大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我认为无论是谁，只要他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消灭侵略者，在自己客观条件下，肯以生命为代价，尽了自己无所不用其极的努力，其贡献都是一样的，这些贡献的集合就是中国的不灭亡和抗日战争的必然胜利。
至于，其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决，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谁更得民心，谁就会在这个对决中取得胜利。我相信，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坚决抗日并付出其最大的努力，它绝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也就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受您的文章启发，我突然发现和父亲聊他过去事情的重要性：这位老人在红军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家建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阶段，并在各个阶段和不同的工作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一个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听他的叙述，不是在读历史书，而是随他一起回到他的那个真实的年代。当他跟我说：“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对李玉光（他的一个战友）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然后静等着鬼子进门……”好像我也到了那生死关头，既感到紧张又感到光荣！
1949年的孙光瑞
这两天，有医生在家中为我父亲治疗，我陪着，有意识地问他一些过去的事情。他耳朵有点背，所以我就拿您说的事开头听他向下随意说抗日时的事情。老爷子心情不错，娓娓道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现说给您分享。他说：
抗日战争时，八路军正规军少，装备差，地方武装装备就更差了，都是些土枪土炮所以叫土八路。当时日伪军装备好，又有炮楼和碉堡为依托，根本就不怕我们这些土八路，我们也奈何不得他们，只能采用一些麻雀战术袭扰敌人。为了改变这个状况，更有力地打击日本鬼子，我们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最后确实产生了一些很有用的办法。
在百团大战时，主力团曾经用平射炮打炮楼，打下不少炮楼。我就组织人用杨木挖空中间，外面用铁箍固定，中间装满火药和铁丸，装上炮架和轮子做了一些土平射炮，经过反复试验，最后效果还不错。我又组织人试验将炸弹绑在起火（可能是焰火），向上投掷，制成土掷弹筒。不过这个方法准确度低，还挺危险，勉强能用。这两个发明首先用在解救乞村被困青年上。1941年夏天，日本鬼子实施以华制华策略，乞村据点日军抓了几百青年人强迫接受奴化教育。为了解救这些年轻人，我和军分区司令吴诚忠商议，他率领一部分部队去乞村解救被困青年，我率领一部分部队围困附近的官庄炮楼，以防其增援。乞村打响后，官庄炮楼伪军因小看我们，不顾我们的包围，贸然从据点出来增援，被我们用土平射炮赶回炮楼。然后我们用土平射炮和土掷弹筒轰击炮楼，虽然不至炮楼倒塌但使炮楼剧烈震动。炮楼中伪军被吓得惊慌失措，搞不清我们使用了什么高级武器，高喊求饶。我和他们派出来的人进行了谈判，直到他们保证今后不再伤害抗日人员，送上子弹五箱、手榴弹五箱才答应不炸毁他们的炮楼。此时乞村方面已顺利解救了全部被困青年，我们也带着战利品撤出了战场，伪军们向天鸣枪为我们送行。这样，凭借土炮和土掷弹筒我们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此战后，炮楼的鬼子和伪军再也不敢藐视我们土八路了。
有时候，打鬼子的办法是让鬼子给逼出来的。1941年秋，日本鬼子开始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进行抢粮。我将部队藏在青纱帐里，合击抢秋的鬼子，使敌人不能将粮食抢走。经过几次激烈战斗，击毙击伤鬼子伪军多人，敌人损失惨重。为此，鬼子改变了策略，改用船在滏阳河上运粮，并穷凶极恶地把靠近滏阳河沿地里的高粱统统削平，利用他们的武器优势保护抢到粮食运回据点。由于失去了青纱帐的掩护，我们无法阻止鬼子在河上运粮，情况万分紧急。思考良久，我安排人，连夜紧急研究，将地雷改装成“土水雷”，并将其置于滏阳河水中。当运粮船碰到它时，“土水雷”爆炸，炸沉运粮船。最后我们用青纱帐合击和土水雷袭击运粮船方法成功地挫败日本鬼子以战养战、抢秋的阴谋。
抗日时，日本鬼子的力量太强，我们力量太弱，但利用好敌人对我们的轻视心理，也可以重创日本鬼子。1942年在429铁壁合围之后，我们就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以仅一人受伤的代价，打下过平乡县城。
1942年2月，邓小平在武城县召开会议，针对日本鬼子重兵对华北进行大扫荡和大清剿，宣布将过去大规模游击战方式改为地区作战，将正规部队分到各个地区，结合地方武装进行作战。会上，我就产生了一个借正规部队地方作战机会打下平乡县城的想法。
当时，县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鬼子占领一个地区的重要的指挥枢纽，也是屯兵储粮的重地。占领一个县城，除了能打掉它一个指挥部获得武器和粮草，还可以大长人民抗日的志气，大灭鬼子的威风。所以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打一个县城，会使山西鬼子都异常紧张，增援和打援的战斗蔓延到整个晋西北。
当时的县城非常难攻打，一方面当时的县城有城墙，鬼子的武器先进，并有重兵把守，易守难攻；另一方面，既使是我们的正规军也没有重武器，因此强攻肯定不行。但是我认为，利用鬼子轻视我们的麻痹心理来智取，有可能够成功。
八路军地方部队
鬼子429(1942年4月29日）对冀南地区的大扫荡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有人牺牲有人叛变，敌伪气焰异常嚣张。群众在鬼子和汉奸的胁迫下和我们疏远了，形势异常严峻。但这却更加坚定了我年内打下平乡县城的决心。我决定从镇压叛徒和汉奸入手，目的是清算他们的血债，打掉鬼子的耳目，解除群众的心腹之患；同时在伪军内部建立起我们的可靠内线，摸清平乡城鬼子的情况；最后，等待时机成熟，借用地区作战的正规部队，组织地方武装，一举打下平乡县城。
在这个时期该地区共有二十多人叛变投敌，日本鬼子将他们和一些汉奸一起组织了特务队。考虑到他们的情况不同，首先将其中5人逮捕处决。其中一个大汉奸石某，因住得离炮楼比较近不容易解决。我们的一个区长叫张冠军，化装为卖东西的，到他家中，发现他正在床上躺着，便用菜刀将其头砍掉处决了他。此后，通知剩下的叛徒和汉奸限期自首，否则也将严惩。这样就将这个特务队瓦解了。老百姓非常高兴，叛徒和汉奸异常恐惧。失去了这些人，鬼子成了聋子和瞎子，我们也为攻打平乡县城奠定了第一个基础。
同时我们也在平乡县城伪军中选择攻城内线人员。首先我们通过关系选择了伪县大队司务长韩喜为内应。可惜他在城内为我们工作时被敌人发现，被搜出城防绘图，壮烈牺牲。此后，我们只得从敌人的队伍中另外寻找内应。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张冠军两位区长在一个村子中开会，突然村子中来了许多鬼子和伪军，将我们堵在一个院落之中。该院子只有一个北房，无处可藏，于是我们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我对李玉光和张冠军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就静等鬼子上门。就在此时，听到门前有自北向南的跑步声，原来鬼子们没有进这个院落走了。鬼子走后我们正待离开之际，在村口又发现有5个伪军进村，我们就又躲起来，准备伏击这些伪军。此时该村干部来，说来的伪军是程胜修和程明修兄弟等人，本村人，他们想投诚，正在找我。我们商量一下，将大张机头二十响插在胸前，做着随时消灭敌人的准备，见了程胜修兄弟。程胜修见面就哭了，他们本来在国民党军队上，也和日本人打过仗，平乡被敌人占领后不得已成为伪军。成为伪军后自己不甘心当汉奸，敌人也不相信他们，还经常受日本人欺负，所以决定投诚八路军参加抗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说，欢迎你们参加抗日，但是现在还不忙参加队伍，你们先回去帮助我们探听鬼子情况，立功后再参加队伍不迟。他们同意了，就回城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们认为他们还可靠，就开始让他们搜集起平乡城的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们配合我们派去的侦察员刘瑞华绘出了详细的城防图，落实了城中伪军，警察局、伪政府、新民会、日本鬼子的人数、分布、岗哨位置等详细情况。经侦察，城中的鬼子和伪军比较大意，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们敢攻城。
八路军
我找到了在本地区作战的新四旅，向他们借了七七一团团长李进前以下的四个连作为我们此次攻城的主力，此外集中附近县大队和区中队届时包围各临近据点，用地雷、土平射炮、土掷弹筒等阻击敌人增援。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攻城计划和预备方案，总攻时间定为青纱帐起来后的8月12日（阴历七月初一）夜1点，程胜修在西门举火为号开始攻城。
8月11日中午，程胜修以特务队的名义，将张冠军和十名战士夹在应差的大车队中作为牵稍子的人，进入了平乡县城，并安排他们在东街的一家姓丁的家中隐蔽。他们的短枪装在木箱子中，由程胜修骑车带入城中。下午4点，程胜修从日军督察室偷出日军口令：“仁义”、“天皇”，并派其父亲将口令送出县城。
晚10点，程胜修兄弟和一名侦察员，最后观察了城内情况，确认一切正常。晚12点程胜修到西城门上岗，程明修将张冠军所带人员安排到指定作战位置，控制好城门。
当晚，七七一团从域子口进平乡境内，郭桥设一个排防止东面援敌，城西石桥设一个排防止西面援敌。一、二、三连集结在城西准备攻城。
8月12日夜1点，敌军进入了梦乡，四下一片寂静。程胜修让隐蔽在城内战士打开西门，举火为号，将七七一团放入平乡县城，一连打伪大队部，二连打伪警察局和伪政府，三连和特务队打日本兵的炮楼。依照计划，他们顺利进入战斗位置，迅速控制了制高点。战斗打响后，伪军和伪警察很快投降，日本兵龟缩在炮楼中和三连激烈交火，打的时间长了一点。各个据点打援的地方武装，向所阻击的据点发起攻击，阻击他们向县城增援。凌晨3点，我军押解着俘虏，带着战利品和解救了的被捕干部和群众，凯旋出城。各个打援部队随后也撤出战斗位置。
这一仗，以我方仅有一人负伤的代价，消灭敌人三十多人，俘虏了一百三十多人，缴获枪支一百多支，机枪数挺，马车数辆，以及弹药补给粮食无数。
在西门，我看着从城中出来的，处于兴奋中的战士和民兵，垂头丧气的俘虏，终于松了一口气。烈士们的血没有白流，几个月的艰苦工作没有白做，429以来一直受到的压抑感，一扫而光。
我看着平乡县西门的城头，又仿佛看到冀南暴动失败后，在平乡县城杀害并悬挂在城上的战友人头，仿佛他们都露出了笑容。
攻下平乡城，极大地震慑了日本鬼子和伪军，粉碎了日寇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明朗化的狂言，证明了它的铁壁合围、囚笼政策的彻底失败，促使了伪军内部的分化瓦解，增加了日伪之间的疑忌，在最为艰苦的环境条件下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使平乡县抗日局面出现了有利于我们方向的本质性的变化。《冀南日报》立即刊出文章，称之为：“秋季攻势第一炮”。
以上，是我父亲有感于您的文章而随意说出的一些事情，我记下来，转述给您，与您一起分享。
谢谢孙兰波先生，使我们能够得以分享这些珍贵的史料。在我们的乡人中，提起“孙光瑞”的名字，总是免不了说到他当年的传奇。但是我祖母曾说过一段远比传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诉过我，“孙光瑞的部队打鬼子，八路军招兵，招五百人，同时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来村里各家不是军属就是烈属。可再招兵，还是招多少有多少！”
卫国守土，我之先人不在人后，是以我等今日可有昂首做人之骄傲。
后 记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少年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首诗，并不是诗人写的，写诗的是一个杀伐一生，最后死在自己人枪下的中国将军，他的名字叫作吉鸿昌。而这首诗，也第一次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那一代中国人，于危亡之际，怎样痛切地看着他满目疮痍的祖国。
我的老家是河北，在那片土地上，八路军中的精锐——冀中十七团、十八团曾威震幽燕，日军的铁蹄，也曾蹂躏过那里每一个县城。
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原河北高法孙光瑞院长，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岁月——
“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张冠军两位区长在一个村子中开会，突然村子中来了许多鬼子和伪军，将我们堵在一个院落之中。该院子只有一个北房，无处可藏。于是我们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我对李玉光和张冠军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就静等鬼子上门。”
我祖母曾说过一段远比传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诉过我，“孙光瑞的部队打鬼子，八路军招兵，招五百人，同时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来，村里各家不是军属就是烈属。可再招兵，还是招多少有多少！”
枪不如人，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用他们的生命捍卫着今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第一次对外敌入侵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也是中国军民付出代价最为惨重的一战。
一场决定民族生死的战争。
一场尊严与信念的战争。
因为工作关系，萨在1999年来到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复旧日“大日本帝国”的凶悍。樱花、清酒、生鱼片寿司，静静的小街上走过弯腰驼背的老人，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呈现出一种后工业时代略带萧条的平静。然而，走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看到当年那场战争留下的种种痕迹——都市中随处可见的慰灵碑、墓园中大片四棱尖顶的墓碑，都在无言地述说着对那场战争渐渐消逝的记忆。
日本的一个左翼政治家这样说过：“这些墓碑，比任何言辞更为深刻地警诫着日本不再走向下一场战争。”
促使我在日研究抗战史料的机缘，是一次到某个佛寺访问，偶然看到一个日军步兵少佐的墓碑。碑文说明，这个叫福井义的日本军官，1933年战死在齐齐哈尔附近。
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我的印象中，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的，而东北军是一枪没放就丢掉了东三省。那么，这个日军少佐1933年怎么会“战死”在齐齐哈尔呢？
疑惑使对历史有些偏爱的我忍不住寻找这件事的真相。结果发现，日本陆军少佐福井义，是1933年年初在“讨伐马占山之役”中被击毙的。那时，正是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艰苦支撑的最后时刻。不久，这位弹尽力竭的爱国将领就被迫率部撤往苏联。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找到的文献中，有日军和马占山将军所部交锋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国军队在电波状战壕中的坚守、双方的炮战、日军的伤员、葬礼等等。显示在日军侵占黑龙江的过程中，中国军队显然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这些，都是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见到的。
而这次寻访中，又发现另一个令我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现存的文献中，保留了大量侵华战争的有关资料，包括照片，记录，甚至实物等。有很多材料，今天读来还栩栩如生。
比如，在日本老兵稻垣三郎回忆徐州会战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绑在机枪上的少年兵”。当时，稻垣所部依靠强大火力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淮北某地的顽强抵抗，占领了阵地。阵地上，他们看到中国军队的重机枪旁边，倒着一具少年士兵的遗体，竟是用铁索绑在机枪的支架上。见到这样的情景，日军马上叫来战地记者拍照写文，意图对此加以炒作，说明中国士兵作战是怎样被迫的，来打击中国军队士气，并彰显“皇军”的正义。也许是为了增强说明效果，日军方面特别找到了几名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中国伤员，询问他们是否了解“把士兵绑在机枪上作战”这样的事情。
几个中国被俘伤兵说出的话，却出乎了所有日军的预料。
原来，这支和日军交战的中国军队（冷欣所部），是地地道道的两淮子弟。所以此战对他们来说，不但是卫国，而且是保家。这个“少年士兵”是一名机枪班长，他的家就在阵地后面的村子里。战斗开始前，他招集阵地上的弟兄们，对大家讲——要么打退日军，要么战死，丢了阵地自己无颜回家。说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铁索，将自己锁在了机枪的支架上，不顾长官的劝阻，将钥匙远远地抛入了河中。
那一战，一个营的淮河子弟，从营长到马夫，只有十几个伤兵被俘。
枪不如人，兵不如人，也许这一个营的战士从进入战壕就注定了战败的命运(日军记载此战只伤亡五十余人）。而这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享受过什么好日子的农家子弟最终也没有在家园，在他们的父老姐妹面前后退一步。
真相大白的时候，所有的日军都为此感到震惊。
那一天，我忍不住离席拭泪，以免别人看到我的失态。
此后，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这些资料中，从敌方的眼睛里，看一看我们那段历史呢？而且，这些材料中，显然可能埋藏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
于是，旧书肆、资料馆、日本老兵的家，在业余时间寻找这样的史料，就成了我的一个固定工作。
的确，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收获。比如，日军双料王牌飞行员、疾风式战斗机的试飞主任，号称“陆航之花”的岩桥让三，毙于袭击西安之役，这一史实就是首次被发掘出来。而八路军怎样用日本航空炸弹改造地雷来炸日本坦克，如果不是有照片为证，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传说。
更多的时候，我是被一种精神激动着。
在这些资料中，我看到的分明是一个个当年的中国人，他们或刚烈、或勇猛、或聪颖、或机变，用他们的脊梁扛起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似乎，这个话题已经在远去，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然而，在我看来，今天疲惫归家的工程师也一样，满身汗水吃着盒饭的民工也一样，七十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今天所作的，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那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重建着中国人的信心。
当我陪同日本的来客走进北京机场，并看到他们为这座崭新的建筑之现代化、之规模宏大而目瞪口呆时，我想，七十年前那场战争中牺牲的人们，所期待的，莫过于此。
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秦超编辑，是他们促成了此书的完成和出版，并把凌乱的原稿整理成一本可看的书。本书的大部分篇章，釆用了日本所存资料中的一些材料。但是，也有一些文章，基本采用中方史料，特别是最后几篇人物传记性质的作品，在这里向提供有关资料的朋友致谢。
也感谢葛剑雄老师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葛老师是我钦佩的史学前辈，能够得到先生的指点，是我极大的荣幸。
因为作者并非专业史学人员，文章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萨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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